詩人心中的巡警指揮汽車南行

出殯人家的馬車拉車不走

街上的寂靜古人的詩句蕭蕭馬鳴

木匠的棺材花轎的杠夫交談著三天前死去了認識的人

是很可能的萬一著了火呢

不記得號碼巡警手下的汽車詩人茫然的納悶

空中的飛機說是日本人的

萬一扔下炸彈呢…

燈光裏我看見宇宙的衣裳，

於是我離開一幅面目不去認識它，

我認得是人類的寂寞，

猶之乎慈母手中線

遊子身上衣——

宇宙的衣裳，

你就做一盞燈吧，

做誕生的玩具送給一個小孩子，

且莫說這許多影子。

一

達拉在詳細地講述一個鄰居（同她住在一個村子裏的一個不幸的女人）的無理而殘暴的丈夫胡作非為之後，簡要地歸結道：“像這樣的丈夫，應當用火去燒他的嘴。”

久伊戈巴爾先生的妻子紹西，聽了這種議論，感到很難過。一個女人，最多只能看到自己的丈夫嘴裏叼著一支點燃的香煙，如果除此之外還想用什麽火焰去燒他的嘴，那還成什麽體統！

因此，她對此表示了一點不同的意見，而狠心的達拉卻更加激憤地說：“寧可守七輩子寡，也不嫁給這樣的男人！”她說完便氣沖沖地離去，大家也都不歡而散。…

[弗雷德里克·詹姆遜、安德斯·史蒂芬森和考奈爾·韋斯將纂]

在卡拉杜賓人看來，與從博物館和資料庫中焚燒的舊東西相關聯的一百萬年在史書中也只需一句話就可以總結：基督耶穌死後有一個延續了幾近一百萬年的重新調整時期。

——庫爾特·馮尼格特《泰坦的女妖》

1957 阿爾及爾戰爭加納獨立

蘇聯人造地球衛星

1958 戴高樂重掌政權；

第五共和國歐洲經濟共同體…

這是60年代的初期。我是一個失業的單身漢，一個心灰意懶的後斯大林主義者。距赫魯曉夫的懺悔已經有好多年了，但我仍然深陷泥潭不可自拔……我在政治上仍然是被束住了手腳，動彈不得。在漫長而又循規蹈矩的50年代，我將一生的激進意識和實驗全都束之高閣。然後，我隱約聽到了一絲新生的社會、政治和文化覆蘇的回音。對於其中的一些表現形式，諸如靜坐示威、自由旅行、校園沖突和高漲的戰鬥精神，我是全身心讚同的；而對於另外一些方面，如吸毒、年輕人的個人崇拜、追尋極樂世界、奢華放縱的性愛、神秘的儀式、反對理性主義、沈溺於極樂狀態等等，我卻無心認可。根據我自以為不錯的觀察，這些小資產階級的年輕人還是老樣子：他們想去解放這個社會，可他們卻沒有從真正客觀的（也就是馬克思主義者的）社會關注出發，而是僅僅著眼於一種自戀式的快樂原則。…

想像一下1959年的我：22歲，住在內布拉斯加州（我在那里已差不多過完了我的今生），租了我第一間寓所，開始靠給《晚報》社會專頁撰寫頭條謀生，養息著我那顆因發現自己將不能像媽媽和灰姑娘一樣結婚、幸福此生而受傷的心。我是所謂“沈默的一代”的成員，我們中的很多人都默默無聞，40到50年代，在麥卡錫和朝鮮戰爭的余波里，無聲無息。這對於一個想成為作家的女性來說是一種奇怪的情形。我在內布拉斯加大學受到新聞和寫作的訓練，在校報擔任政治記者，把約瑟夫·康拉德的名言“一個作家首先要讓讀者明白”作為自己寫作的準則。我實踐著觀察的美的藝術，讓自己處於事件的邊沿，在心里把形象轉化為文字；除此之外，食和色是我課外的偏好。我極為困惑的是至今我還住在內布拉斯加。那時，這個州對我來說就是虛偽和生活沈悶的象征。我相信，在習慣的中西部微笑的背後，著作出判斷就像《聖經》里耶和華的判斷一樣苛刻，但又要依據那種判斷。因此，生活似乎基本上是一個小心行事的問題，這是我尤其不能接受的，也是我最憎恨的。…

在我開始把20世紀60年代當作一個歷史時期來寫的時候，我意識到我不得不勇敢地面對著一種令人不快的事情；不只是感受到像一顆催淚彈一樣籠罩著這一時代的悲劇和暴力，還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帶來的不快。我不是說我以前曾經經歷過，畢竟，我們難免會相信我們曾置身其中的歷史有其不同凡響處。但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我發現了一些驚人的輪廓。從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角度看，60年代有一個熟悉的輪廓，很像是19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那時美國社會和政治生活中有一種相似而莫名的不安。我像尼克松喜歡大選一樣歡迎這種思想；我知道有些事不會發生，直到它真正地發生了我才意識到它為什麽發生，為什麽必然發生。從那以後，我就一直被已有的看法煩惱著。…

記者：但是你不認為這是由於這次運動的民族主義色彩造成的嗎？

大衛：不，我不認為它是民族主義的。正好相反，它是反民族主義的和反資本主義的。它也反美國，反工業化，但不一定反現代主義：他們不是懷舊的，他們不是環境的浪漫主義者，也不是塞拉俱樂部那一類型的。這一較大的群體不同於派別本身，但都認識派別中的人。派別的成員都來自於同樣的家庭和大學。實際上，公務人員也是如此——很多人都有著相同的素質。…

記者：今天警方還想摧毀這些碉堡嗎？…

記者：現在你談論的主要是關於戰後時期，是嗎？

大衛：是。

記者：社會黨和這一時期的其他黨派的情況如何？

大衛：這里你一定得記住，日本社會黨比普通社會民主黨都要更馬克思主義一些。今天真正的社會民主黨是新近從日本原社會黨分離出來的。日本社會黨仍然存在，其右翼比民主社會黨更民主社會黨，但還右不過1950年前後分崩離析的民主社會主義黨，我們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種極典型的社會民主黨。

記者：他們是不是專門用了一個詞來指代我們說的“新左派”。…

大衛·艾魯特（以下簡稱“大衛”）；從本成田機場運動中，我發現有趣的地方是它代表著農民與激進分子的聯合。農民開始起來捍衛自己的私有財產，對政府采取激進態度；而激進分子大多從學生時期就是左派人士，基本上都深入地卷入過反對越戰的示威遊行。這一運動到現在幾乎持續了二十年—一差不多一代人的時間。

《社會文本》記者（以下簡稱“記者”）：我們正在思索這一事件的創造性。其絕大多數左派運動從未能夠動員起這樣一個社會基礎，惟一以與之相比的是歐洲發生的生態運動，但也實在發生得太晚，不能夠作如此的聯系………

這種思想最終的表達是搖滾節。與傳統的小型流行音樂演出不同，搖滾節並不為樂迷們把一切都端出來，而是在演出時間、演出規模、演出背景，及其對民樂傳統的借鑒等方面，力圖以物質的方式提供音樂以象征表達的共同性的經驗。這給明星們帶來了新的負擔：他們必須讓自己的名字直接為觀眾所知曉。由於在運用情感抓住觀眾方面的能力，詹尼斯·喬普林（Jams JOplin）可能是我見到的最傑出的表演者。台上的演出給人的感覺是她很相信我們，一點也不壓抑自己（唱片中，她在技巧和想像力方面的弱點是很明顯的）。總之，搖滾表演開始意味著既不是取悅觀眾（流行音樂的風格），也不是再現自己（民樂的風格），而是粗野地展示欲望和感情，像是對著自己的戀人和朋友一樣。另一位偉大的音樂節的表演者是吉米·亨德里克斯，他的吸引力在於他在演出中顯然無拘無束地對快樂的追求，這種追求是我們都能夠看得到並與他一起分享的。…

英國60年代最好的流行樂隊是“誰人樂隊”，因為皮特·唐申德是最聰明的理論家。《誰出賣了》（The Who Sell…

這是一段短暫的光陰（從伍德斯托克音樂節到阿爾諾蒙特音樂節？）。到60年代末，我回憶起英國左派想當然地認為搖滾本身沒有意識到自己反傳統文化的特點（雖然最直接宣泄情緒的政治唱片仍在湧現）。在英國，或快或慢，顯然有一種從地下組織向托派，從年齡向階級政治的轉變。性、毒品和搖滾樂被當作中產階級的、男性的嗜好摒棄了，少數評論家一方面不再懷疑把搖滾納入休閑生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不再對搖滾觀眾的分化抱有什麽疑問。總之，搖滾宣稱自己不同於流行音樂，擺脫了大眾文化的邏輯，這些宣言最後都成了毫無根據的東西。搖滾不可避免地要把自己納入商品生產的過程之中：搖滾社會只不過是一個易於控制的消費者群體而已。…

無論是在英國還是在美國，60年代的名聲都不好。它是保守黨列在仇敵名單上的主要靶子。對於瑪格麗特·撒切爾及其同事而言，60年代是最糟糕的時期。這不只是一個黨的政治觀點，1964－1970年在英國執政的工黨政府就宣稱，60年代是造成動蕩的原因，更是廣泛動蕩產生的結果。英國60年代的病癥表現在文化方面；從人們對於極端自由主義的膜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公眾放任不顧，個人則自我放縱，極端自由主義者陶醉於不要為任何後果負責的快感之中。事實上，從保守黨的角度來看，後果是讓人震驚的。社會的安定（老人與家庭，教堂與等級，文化與國家的權威）漸漸受到破壞，英國社會民主最終淪為一個軟弱無力的、空想社會改良的、福利的國家（就像藥片一樣），被用來避免任何道德闡釋的制度，模糊商業活動中規則所起的作用。…

題外話毛主義…

符號的歷險

後現代主義是描述60年代文化景觀的一個重要框架，但這里我們不可能對這一眾說紛紜的概念作詳細討論。因為這樣，勢必要涵蓋下面一些主要特征：（首先是）主體的“死亡”（包括創造性主體“作者”或“天才”）這一後結構主義主題“類像文化”的本質和功能（“類像”概念是德勒茲和鮑德里亞從柏拉圖那里發展來的，用以表達一個可再現的客體世界的某些特性；它並非覆制或覆制式的再現，而是指一種“沒有原件”的假象泛濫）；“類像”與媒體文化或“景象社會”（society of the…

然而，一手要打開種種層面的半自律性，同時又把它們全部找在某種“結構整體”的終極統一性里（帶著仍是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最終決定性），這種努力在其自身的能量推動下，在其自身詳盡闡發的對整體性批判的離心力的作用下，卻朝向有違初衷的方向發展（這在英第斯「Hindess」與赫斯特［Hirst］的軌跡上表現得極為醒目）。將要出現的不僅僅是各種層面的異質性——自此而後，半自律性就會幹脆轉變為自律，且可以想像，在晚期資本主義這個失去中心又“精神分裂”的世界里，種種事例之間也許真的根本就沒有任何有機的聯系——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出現這樣一個概念，即與這些層面中每一個相稱的鬥爭（純粹的政治鬥爭，純粹的經濟鬥爭，純粹的文化鬥爭，純粹的理論鬥爭），彼此之間或許也是沒有必然聯系的。隨著阿爾圖塞式機器這樣最終的“熔化”，我們便到了（仍然是當代的）微型團體和微型政治的世界里——理論上有局部或分子政治的不同叫法，但種種概念無論怎樣不同，都被明白地看作是對一種“整體化”的老式階級和黨派政治的摒棄，這一點在婦女運動的挑戰里體現得非常明顯。其獨特的新策略和關懷對許多承繼下來的傳統的“公共”或“官方”政治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