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一點。

萌萌有時叫起真來沖口而出的一句話是“憑什麼相信”

西方哲學史上的“本體”們、“主義”們，一個一個地過去了，說它們是“堆滿頭蓋骨的戰場”的黑格爾也貢獻了自己的頭蓋骨，其實黑格爾只說了一半，除了本體主義的頭蓋骨，還有虛無主義的頭蓋骨，反正雙方誰也不甘死心地還在不厭其煩的提供。原因就是方法未死，產生本體的方法和消滅本體的方法它們本來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相包孕著：本體主義就是虛無主義。

按說，現在認識到這一點已經不難，問題是人們奈何它不了。（新的臨界思想和臨界方法又在摸索中）。更主要的是，它們仍占住著權力和權力意志的優勢，當然也就占住著利益分配的優勢，至少在被別人砍下頭顱之前。價值重估總是後續進行的。…

六 深藏不露的“嘆息”

萌萌的學術使命至少表面是，如何把自己的經驗中承諾下來的父輩、歷史的“曾經”轉換成向意義開放的語言倫理，從而承擔起這一代人非同尋常的“解放”誓言。為此，她一生關註三大論域

首先，不斷轉換對經驗的追問，目的在於變換角度不斷激活經驗的生成之源；

然後，在此前提下，同時或交替澄清

1、經驗自身的意義索引，

2、經驗如何向語言轉換，…

這就在祭奠中了。

深深的無言

在無名的日子

也許真的，只有墳頭的青草

才是離去的人的守望

不知何故，這部電影我竟看得傷感之極。“太陽出來了，有一只鷹飛向天空，剎那間，它在天空凝聚不動，不知從哪裏來，也不知往哪裏去”（大意）。張國榮演的靳，被叛徒出賣了，敵人來抓他，他散步未回，敵人控制了他的妻子。他的妻子為了保護他，突然掙脫從高樓跳下。靳在外面看到這種景象：高樓很高，可以在空中有很長的時間飛下，很慘烈，也很美麗。此後，靳每次犯病，處於昏迷狀態，都念著那種在空中飛動而凝固的詩句。…

五 帶走的“記憶”與遺留的問題 

小楓曾經送了一本阿赫瑪托娃的傳記給萌萌，並在電話中問喜不喜歡，萌萌說喜歡，小楓不懷好意地笑著又問：“你的儲備也不比她少啊”萌萌這才聽出小楓的反意，也笑著回敬了一句：“這就是你送書給我的目的啊！”…

三 經驗轉換“語言”

為了寫《創傷記憶》，我對曾卓、巴金、劉小楓等人的記憶傾向指涉思想傾向的言行做了現象學的描述。寫完小楓之後，我動過寫《斷裂的聲音》“書評”的念頭，還擬了一份細致的提綱：“思想脈絡及其範疇表”。萌萌看了，笑著說：“別不好意思，我還不想要你寫。這個我留下了，寫‘情緒與語式’用得著。”

萌萌既不利用父輩平反後的優勢發表自己的詩作，也不利用學界朋友的眾勢發表對已的評論，兩者本來都是輕而易舉的事，可她連想一想都十分難為情地回避了甚至阻止了。她崇尚自然的生長—— 一如她的遭遇。她常說：“女人就是無意義，在女人是粗野的大自然自生自滅的奧秘的意義上。”（對不起，別字面的理解這句話，它其實也隱含著虛無化的力量。）…

由於“中心時間”既向前計算，也向後計算，因而它形成了這樣一個“大時間段”使當下之人能夠在感受性上直觀著全部時間，而且，這個時間段既不是空乏的，也不是繁雜的，它裏面一切都可能發生，“從秕糠考驗到麥粒甄別的關鍵時刻”，其穩定的內容是由“上帝的感召和人的回應”——萌萌把它轉換成“苦難與救治”的感受性生成。因為，除了理性對付理性的反證，萌萌最欣賞洛維特的這一句話：“唯一最具權威性的否證只能是苦難”。苦難的否證意味著歷史時間整體性的切斷，從而敞開當下時間的個人經驗性的感受性生成。

現在的問題是，感受性生成的意義轉換。接著就是“意義的重負、重負的輕省與輕負”的區分。不管這種區分以怎樣的尺度進行，目的並不是把苦難交付給意義就算完事，像進化論等各種歷史理論之所為。…

四 經驗呈現“意義”

在今天的現代人看來，他們似乎天然地就是“個人”或“個人主義者”——事實上，構成他們生活方式效仿的美國，“個人主義”、“工具理性”、“自由主義”被標榜為三大啟蒙原則——因而在他們身上根本不存在必須為個人“正名”這回事。他們當然會很奇怪“個人真實性及其限度”這個命題的提出和論證；他們當然更不理解“文革”，不理解啟蒙“個人性”或“個體性”是要用生命和鮮血作為代價的。

　時間無非一代之隔，然而無法達成“共識”的“代溝”卻仿佛堅硬到不能跨越的地步。但這是真的嗎…

一個人，或一個民族，在日常中究竟怎樣或應該怎樣面對“曾經的欠負”

比如，我（或我們）曾經遭受的傷害與苦難，在我（或我們）身上沈積為怎樣的“曾經”或“記憶”而每一個活生生的當下，與“曾經”發生著怎樣的關聯

是遺忘，是怨恨，是沈重的惰性，是看穿人生以至玩世不恭的世故，是急功近利的現得，是自欺的化解，是所謂升華為事業的助紂為虐的“成功”，是積聚強力意志的報覆、覆仇、以牙還牙、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還是於拯救平和（福祉）中獲得救贖……

每一種存在都有其合理性，因而每一種存在都是事實。但是，並不是每一種存在都是自己截止下來承擔起來哪怕微弱的救贖力量，而不再傳遞挑起怨恨或覆仇的火種。[5]…

如果我是一個冷峻的歷史主義者──像歌德嘲諷的，“既然痛苦是快樂的源泉，那又何必因痛苦而悲傷”；像馬克思譏諷的，許多實際的大智大賢者，“像牛一樣把背對著人類的苦難，只關心自己的皮”；或者像黑格爾在《歷史哲學講演錄》中說的，前進的歷史車輪決不姑息路邊被碾碎的花草──那麼，我即便像克利、本雅明看見了同樣的景象（引者按：天使看見了二十世紀的屍骸與廢墟堆積如山），也產生不出《新天使》般的“立義與取向”。

只有真正能“背負人類苦難”的人，並把人類的苦難當作“不能背叛的承諾”的人，才會把“苦難”建立為“意向性的基質”，再由它來“綜合而同構”此意向性的“關聯域”。於是，看來恰好“末世論”能夠將“苦難”與“進步”統攝起來。…

——萌萌的問題意識

一 萌萌的命符——“想象”

借用一個象征：

“維納斯斷臂之謎”——“真實、殘缺與想象”

萌萌的問題意識：

一定有一個真實完整的“維納斯”——隱藏的但丟失了的謎底…

我實在沒有胃口再抄下去了。這些哲學家或倫理學家終日學究天人，卻忘記了把雕蟲末技的散文寫通，對自己，對讀者都很不便。羅素勸年輕的教授們把第一本著作寫得晦澀難解，只讓少數的飽學之士看懂；等莫測高深的權威已經豎立，他們才可以從心所欲，開始“用‘張三李四都懂’的文字（in a language "understan ded of the people）來寫書。羅素的文字素來清暢有力，他深惡那些咬文嚼字彎來繞去的散文。有一次，他舉了一個例子，說雖是杜撰，卻可以代表某些社會科學論文的文體：

Human beings are completely exempt from undesirable behavior pattern only when certain prerequisites，not satisfied except in a small percentage of actual cases，have，through some fortuitous…

5

解放了。

聽大人們說，殺豬的“一人班”，是“地下工作者”，現在當了大官，誰誰看見他坐吉普車，還跟著一個勤務兵。

不久又聽說，“印色油”也是“地下工作者”，官當得還要大。

唉，賣糯米行糖的怕也是“地下工作者”，官當得更大吧

。

6…

英國當代名詩人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曾經說過，他用左手寫散文，取悅大眾，但用右手寫詩，取悅自己。對於一位大詩人而言，要寫散文，僅用左手就夠了。許多詩人用左手寫出來的散文，比散文家用右手寫出來的更漂亮。一位詩人對於文字的敏感，當然遠勝於散文家。理論上來說，詩人不必兼工散文，正如善飛的鳥不必善於走路，而鄧肯也不必參加馬拉松賽跑。可是，在實踐上，我總有一個偏見，認為寫不好（更不論寫不通）散文的詩人，一定不是一位出色的詩人。我總覺得，舞蹈家的步行應該特別悅目，而聲樂家的說話應該特別悅耳。

可是我們生活於一個散文的世界，而且往往是二三流的散文。我們用二三流的散文談天，用四五流的散文演說，復用七人流的散文訓話。偶而，我們也用詩，不過那往往是不堪的詩，例如歌頌上司，或追求情人。…

1

“點蒼台白露冷冷，幽僻處可有人行”

我已記不清小時侯是在哪裏讀到的這句詩，《紅樓夢》裏，《西廂記》裏，還是《紅樓夢》裏的《西廂記》裏不記得了，也懶得去查。查什麼呢我又不是考證，它不過是兒時的一點記憶，它的模糊，本是記憶的痕跡或久已遠去的成色，也恰好殘留著我這個人歷來“不求甚解”的陋習。然而這句詩，不知是什麼牽動了兒時莫名的心緒，肯定不是微言大義，我還根本不懂，或許是節奏、聲音和同樣模模糊糊的詞令，竟這樣記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