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帶走的“記憶”與遺留的問題 

小楓曾經送了一本阿赫瑪托娃的傳記給萌萌，並在電話中問喜不喜歡，萌萌說喜歡，小楓不懷好意地笑著又問：“你的儲備也不比她少啊”萌萌這才聽出小楓的反意，也笑著回敬了一句：“這就是你送書給我的目的啊！”

萌萌常常窘迫於人們這樣好心地稱讚，如“學術活動家”、“沙龍女主人”。每當這個時候，她臉上掛著的笑容背後其實是“不知其可”的無奈。以至她旁邊的我們這些受益者不得不因歉疚而背上無效解釋的責任。一個喜歡做活動的“活動家”為什麼偏偏要跑到無活動可做的天涯海角來好心地稱讚者能否感受到“南冥有木，仿徨乎無為其側”一年的絕大部分時間都是“請息交以絕遊，門雖設而常關”的清靜，“活動家”的萌萌豈不有悖“活動家”的使命

人們哪裏能夠了解，萌萌退到海南島，除了別的原因，六四之後，主要還是自身沈寂下來思索的要求，至少最初南下的動機中誰都清楚，海南不是繁華富貴之鄉，而是清靜無為之地。來海南一十三年，只有很貼近的少數朋友才感受得到我們想做什麼，做了什麼，做到什麼地步了。就像我在一封回信裏說的：

“它本來就是清掃地基的工作，清掃西方意識形態馬廄，總得有人做清潔工對不對，有什麼可聲張的呢。萌萌做的同樣如此，在某些方面她做得比我還要細致，如對薇依、洛維特、本雅明的批判性研究。這一份工作，反而在小楓和一部分青年學者、現象學學會、甚至分析哲學的‘概念幫’中能夠得到理解。

做什麼僅僅是盡各人的本分。我感謝萌萌的，除了做她自己的閱讀、教學和研究工作外，她還為我們（包括陳家琪和其他幾個朋友），做了太多的份外事。而這些，你把她叫做“精神團契”之所為。但實際上，萌萌是為了讓我們大家在這塊寂寞的土地上生存下去。這倒是非常實際的。之所以給人“精神團契”的印象，那只能歸於萌萌純然個人的氣質，她太完美、太優雅、太高貴了。但絕不是她用心要獲取如此美名。這裏的安靜是要付出代價的，而這份代價的沈重，已讓我們活著的人承受不起了。”

不錯，萌萌身上，有非常豪俠義氣的一面，但僅此一面而已。她還有更多屬於她內心咀嚼的幾乎“反芻”樣的思慮與承擔；她太精細了，有時精細到她無法承受外部朋友的交往。所以，多次在朋友交往中或後，人們只看到她高興的一面，卻怎麼也不會想到她遭受委屈和傷害的一面。因為歸根結底，人們大都只把她看作女人，尤其是看作一個漂亮的、富有的、夠身份的女人，很少有人認真把她看成她是其所是的學者、思想者，尤其是虔誠到殉道者意義上的朝聖者。最後萌萌當然總是一笑了之，很快也過去了。但，久而久之，即便最無謂的重覆也有了揮之不去的意義。所以，很多年前，萌萌其實不知不覺地退回到內心中來了。

而最真實的是她太向往她視為生命的文字與理想——在畢其一生“向往的單純”與“至誠的朝拜”上，沒有人可以望其項背！

1969年，被甄別關管前夕，她幾乎用寓言的方式表達過自己的宿命：“讓一切檢驗都來吧，只有不改的目的和不變的理想。”（我的記憶如此，但肯定沒有萌萌原話說得好，尤其沒有說出她從羅莎·盧森堡那裏感悟過來的雋永而優美的革命語言。同今天時尚的網絡語言比較起來，令人感慨：兩代人的語言兩代人的生存！）

其實，萌萌是個非常自我狀態的人，她自始至終關心的是——“我怎樣能夠做得最好”。她檢討過初中時期的一次行為：在全校大會上領取作文三等獎，她走上台去當眾把獎狀撕成兩半。她說，別人肯定會誤解我的行為，但當時我只是對三等獎說不，沒有別的意思。一再反覆的遭遇使她不得不反省自己“我行我素”的舉止與“他人眼光”的環繞並非一致，寧可後者解釋前者才構成社會關系的常態，忽略它往往吃罪不起，她才把“他人眼光”看作一面鏡子而陷入永不平衡的內心糾纏。先前，不管怎樣“事與願違”，她自信都還“來得及”。直到她突然感到年齡上了心頭，似問非問的“還來得及吧”已經掩藏不了無可挽回的沮喪。

萌萌就是這樣，一生被將來承諾的信守苦苦追逼著，而生活從各個方面向她索取的責任又把她專註的時間分割得七零八落，即便韶華不再的年齡也不能逼使她退而求其次。一面是向往的“應該”，一面是現實的“責任”，狹路相逼，使萌萌陷入“人是可能死於羞愧的”的絕地。

近兩年來，萌萌早已沈溺於這種意象了。從她的筆記斷斷續續地記錄了“四個命題”：

一 “人是無意指的指號”： 它本來是海德格爾《什麼召喚思》中的問題，我想從中引申出人在語言中的能聽形式，即觸發語式的隱喻結構，讓語式呈現出表象意義與自顯意義的覆調意向張力，為了進一步引申到人與世界、與民族、與他人、與環境的關系中，更具體地考究“指稱與非指稱”二重關系是怎樣區分的其中最主要的意圖是，如何走出“非此即彼”或“亦此亦彼”的兩難狀況。

二 “語言的身體性及其自我救治”： 它不同於形式的英美語言哲學，在歐陸德法語言哲學的基礎上，著重揭示語言物性的兩個方面，即語言的存在界面和說語言人的身體界面，以及兩者的互補性。這既是語言哲學與存在神學的難題，也是個人最獨特的感悟方式，尤其在今天網絡時代對語言的毀壞，它才超出了個人的道德責任而擔當著漢語言自身的救治。——這應該是我的立足點吧。

三 “人是可能死於羞愧的”： 在技術理性和物質欲望占主導的今天技術時代，思想者可能死於無思想的各種自設陷阱，我的經歷與見聞提供了大量的實證性範例。我原來只想從個體經驗出發研究它，也算對自己半個世紀以來經歷的回想，後來發覺它隱含著“民族與命運”的政治哲學意義，因而它能提供另一種眼光看待今天世界格局中的所謂“現代性沖突、危機以及恐怖主義”。所以，這個命題決非是外在的、抽象的一句美文學。

四 “幸存者之幸與不幸”： “幸存者”是法國哲學家德裏達在臨死前的最後一次訪談中的自稱，作為“幸與不幸”的未完成責任的反省指令，但它卻給我以極大的觸動。聯系到自身的經歷，幾乎中國現代過程中的政治、經濟、文化、倫理、道德、信仰各個層面的危機我都切身地決非常人可比地遭遇著，為此，我感到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把它按自己的思考提升出來、表達出來。

萌萌曾打算病情稍稍好轉後，抽時間把它先整理出一個梗概作為“附錄”放在《情緒與語式》後再版。　我還記得，她要我回到海口請同學們打掃一下房間，把電腦修理好（“七個月沒用了”），準備她回海口休養時“要用的”。沒想到一個月後病情急轉直下，而“要用的”整理竟變成了“遺囑”。

今天，眾多而零亂的筆記在短時間內根本無法整理出來，我只好對後兩點稍做說明，因為它還帶著萌萌思想微溫的氣息，像她在《記憶中“曾經”的承諾》裏對尼采、海德格爾、本雅明還有解釋者蔻眉四人特有氣息描述的那樣：

在今天的世界上，讀這樣的文字，無異於忍受折磨。我不僅忍受著呂貝卡·寇眉的《拯救覆仇》及其轉述解釋的尼采、海德格爾、本雅明，它們四人都帶著不同程度的“那種只與自己的靈魂廝守的人，他的概念本身最終都有一種特殊的暮色、一種深度和必然的（受難的）氣、一種無法交流和不自願的東西，冷颼颼地吹向過路的人”，還特別忍受著文字在歷史與現實之事實面前的冷峻、冷漠與無力。今天這個已恐怖得瘋狂或瘋狂得恐怖的世界上，有多少人會去認真地聆聽

不要說，“從覆仇中拯救出來”，或“把覆仇轉變為拯救”，已不能由哲學家來解釋，而政治家早已用最科學最精確的武器強加給它們而解釋成“把拯救轉變為覆仇”了——恐怖與反恐怖不就是“把覆仇轉變為拯救”或“把拯救轉變為覆仇”，這其間解釋之差異的合理度由誰來判斷、裁定“災難”，只能由“災難”。可是，無論那一種解釋，“災難”，當然是“老百姓的災難”，其實都是微不足道的。

然而，記憶就在其中沈積、再沈積，而且只指向“沈積為覆仇的政治”——現實就是這樣延續著歷史，或歷史就是這樣延續為現實，何曾轉變為“拯救”或“救贖”

尼采說：“很多人死得太遲，而有幾個人又死得太早。”

寇眉說：哲人死得太遲，因為大多數人死得太早。3

他們說的都是事實，尤其是作者說的，歷來如此。它們的脫節在於：成事不能在記事中兌現。哲人應會成事也會記事。可是，他們成事卻死在前面，民眾不記或不會記；當他們死在後面時，死在前面的民眾，在他們看來又不會成事，即無事可記。換句話說，要麼民眾瞎了，要麼哲人瞎了。怨誰呢

我此刻想說的是：哲人和大多數人總是死得太早，政治家總是死得太遲。

這才意味著：

“人活著但沒有生命（das Leben lebt nicht──生沒有活）：

1救贖已晚，2救贖已不可能，3人還活著生命已死。總之，人、哲學尚未成熟。”

至於該不該得出“永遠不會成熟”這樣悲觀的結論，只有存疑。

敏感的讀者一定會感覺到，讀文字，不是讀任何文字都能讀出“氣”來的，大多文字已死。只在有些人的文字中，你才會感受到“一種氣”，而只在極少數人的文字中，“一種特殊的暮色、一種深度和必然的（受難的）氣、一種無法交流和不自願的東西，冷颼颼地吹向過路的人”……我讀《人是可能死於羞愧的》筆記，那種“只與自己的靈魂廝守的人”的特有的“氣”正力透紙背地襲來，令人戰栗！

（下面是幾段“筆記”摘要，以楷體字表示，著重號原為紅體字，非連接處用空行隔開。）

2004年7月20日

我就這樣回到寫作，從紛亂的生活中突然找到一個詞語粘連的頭緒，沿著它去擴展問題視閾或已疏離了的知識積累，去串聯象筆觸或音節一樣散漫著卻可能藏著契機的經驗的點滴。比如“羞愧”。它偶然麼，它會象我聽說的阿拉伯圖案從一個偶然的線條生長出纏繞得神秘而美麗的命運之花麼

也許有很多話想說，也許不說它們就消失在白天的喧鬧中了。夜晚總比白天寧靜、散漫、不確定。於是等著夜晚，等著即使流失也有聲響、有色彩、有凝固的形狀可以變成記憶的羽毛緩緩飄落的夜晚（夜的馳騁的光明，點亮多少黯淡的生活。很多年很多年了，有一個句子一直象氛圍一樣縈繞著我：“有一種生活，永不被黑暗吞沒。”）

“人是可能死於羞愧的”。這個命題既是對一種“困境”的陳述，也是對一種“心境”、一種“思維”的陳述。因此可以將此命題轉變成：“人是可能死於自設的語言陷阱的”。

因為在這裏，“意識”的暴力與“語言”的暴力同謀，它們從內部奪取了人們的意志。它們是隱蔽的心靈的捕手。

在生存際遇的困境中“死於羞愧”

在西方學術面前“死於羞愧”

在自己的學術絕境中“死於羞愧”

如何尋找自己的學術出路

人生既經不起比較，也經不起追究。這都是失意者後悔者的自虐。我們都受過別人不曾受過的特殊遭遇，它是不能拿來做任何形式的等價交換的，他僅僅屬於我們自己。因此，我們不表達，它就永遠無表達。對我們它就是壟斷價格。在這裏，除了自己對自己負責，誰能對你承擔責任絕對沒有。

這就是活著必須做事的意義來源及其動力。為此，我有意無意對將來的結果不聞不問，為了給當下的動機多留余地。換句話說，不讓將來的失望奪走眼前應有的希望；不讓叢生的欲望奪走回憶的理念。我們曾跟著天神的車隊越過天際，有過靜靜的一瞥留在回憶中。請別讓失落的羽毛也失落了回憶的曾經。這是我唯一的時間經濟原則。我必須抓住我能利用的每一點時間做事。

我解讀過《歷史哲學論綱》和《拯救覆仇》，當然懂得“記憶與行動”的關系。“曾經”應該成為“一種正在遺忘的記憶”，因而它才能轉化為潛能以便給行動以力量；否則，“曾經”就是一塊“石頭”、一座“牢籠”，激起的不是怨恨，就是覆仇，而且是得不到拯救的覆仇。所以，本雅明註意到，沒有轉化的“曾經”，只能是這樣的“永恒輪回”：不是政治經濟學商品生產主導的“始終重新等同”，就是神經官能癥心理機制主導的“重覆沖動強迫癥”。

本雅明的這個分析判斷是很深刻的。我的經驗雖然沒有理論先行，卻無疑本著的是同樣的原則，只是更直接表現為厭惡，即不願糾纏在過去固置了的心境中，糾纏即固置。我像逃避瘟疫樣的只想盡快逃離過去時，為了抓住每一點現在的活生生的時間，只有贏得它，拯救了自己，所謂覆仇也就自然在其中了。這就是我為什麼不糾纏曾經，而牢牢抓住現在的原因。只有現在打開了，一切心理癥都會澄清的。不要用“曾經”捆住現在的手腳，這就是生命的原則。

至於拯救的形式，我看，只能是文字，首先是《被問題審視的記憶》這樣的文字，然後是《斷裂的聲音》與《情緒與語式》這樣的形式，後者是為前者鋪墊的，而不是相反。

為什麼要心境平和，因為它能從容應對，而且根本上是為了集中註意——做最應該做的事。基礎在腳下，想象在頭中，它們應該像平行線樣各施其能。

必須承認，時間改變了，主題改變了。朋友已經在距離中，而且只在距離中。

必須確定自己的主題。寫作無疑是第一位的。它確立的是自身，帶出的是自己的世界和這世界應有的聲音，否則這聲音是消失的。要相信這聲音我聽得最真切、最是人的魂魄所系。

“幸存”之“幸”含有兩層反向的意義：

作為事實和語境的是災難、使命受挫或一次賦予理想的事件的失敗，甚至是一個劇烈醞釀變動時代的過去，它或許留下了什麼，但隨之帶走而失去的更多，總之悲壯感過去了，留下平庸的生活；

再一層是要從事實與語境的深層處浮現出來的受命托付中執著的命運（意義），它與現實其實並不切合，甚至現實已經離它而去（生活在別處了），但現實的成功恰恰是以過去最富精神性東西的喪失為代價的，也就是說，死亡的是現存活的真實意義，可惜它被現實遺忘了，惟有少數幸存者為它而存在。

幸存、覆活、承諾、本雅明、往事與回想，正好構成我的主調。它可以單獨作為一個範疇來做，也可以結合我的經歷甚至結合文革來做。只要能靜下心來。一定會讓你看到“文字中那種自身營構氛圍的閃爍與不確定的意謂”。

（這些天萌萌沈浸在對她父親的哀思中幾乎不能自拔。當時，我剛從武漢回來，母親已經兩次下了病危通知書，每次趕回武漢，母親又奇跡般地活過來了。為了疏導萌萌的情緒，我把在武漢寫的我對我父親的祭奠用郵件發給她：）

“今天是清明

總是一種紀念。但我仍然想聽到風過後的沈寂。

我的父親什麼也沒有留給我，風中有他的傳嗎我該到哪兒去聽、去祭奠我的母親活到九十卻像迷失在野外的童年，還在尋找回家的路。不是在沒有人照看的意義上，而是在記憶的死去，一絲感覺像一絲未斷的遊魂，我只有走到這條路上，才能聽見聽不見但永遠臨近的死——沒有形式的任何痕跡。我和我父母的聯系就是在死的寂滅中抹去的無。我是無。我的命運。我才誕生了。滴一滴淚吧，就是海洋也會幹涸。

我用這種心境祭奠我的父親。只有我能掂量他的逃離、沈默到暗啞的一生。

近來我是深深地陷在這種無言中了。因你的觸動，就當它是對我的父母給我的死與生的祭奠。”

（沒想到，萌萌把我的祭奠與她的回覆一並記錄在《羞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