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1891～1962），安徽績溪人，學者、作家。著有詩集《嘗試集》、學術論著《中國哲學史大綱》、《白話文學史》等。

我小時身體弱，不能跟著野蠻的孩子們一塊兒玩。我母親也不準我和他們亂跑亂跳。小時不曾養成活潑遊戲的習慣，無論在什麼地方，我總是文謅謅地。所以家鄉老輩都說我“像個先生樣子”，遂叫我做“糜先生”。這個綽號叫出去之後，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兒子叫做糜先生了。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裝出點“先生”樣子，更不能跟著頑童們“野”了。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門口和一班孩子“擲銅錢”，一位老輩走過，見了我，笑道：“糜先生也擲銅錢嗎？”我聽了羞愧的面紅耳熱，覺得太失了“先生”的身份！…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東聊城人，詩人、學者、教授。著有《傅孟真先生集》等。

有幾位北大同學鼓勵我在日本特刊中寫一篇蔡先生的小傳。我以為能給蔡先生寫傳，無論為長久或為一時，都是我輩最榮幸的事。不過，我不知我有無此一能力。且目下毫無資料，無從著筆，而特刊又急待付印，所以我今天只能寫此一短文。至於編輯傳記的資料，是我的誌願，而不是今天便能貢獻給讀者的。

凡認識蔡先生的，總知道蔡先生寬以容眾，受教久的，更知道蔡先生的脾氣，不特不嚴責人，並且不濫獎人，不像有一種人的脾氣，稱揚則上天，貶責則入地。但少人知道，蔡先生有時也很嚴詞責人。我以受師訓備僚屬有二十五年之長久，頗見到蔡先生生氣責人的事。他人的事我不敢說，說和我有關的。…

牢騷也是社會進步的一種方式。

你身上的標簽很多，青年作家、車手、公知、意見領袖、公民、甚至公敵，自己怎麼取舍和看待？

不同的媒體有不同的性格，所以我被貼出各式不同的標簽，我就像個旅行箱一樣，被這樣貼滿。這沒有辦法，但我也不會去拒絕這些標簽，那也顯得太刻意了。車手算是，至於作家，在2008年之前，我還不願這樣自稱，特別是《長安亂》之前的作品，有太多模仿的痕跡，比如模仿錢鐘書等等，沒有自己的風格。但2008年之後，我覺得可以稱得上作家了，我的寫作已經入門，自認還不錯，《長安亂》之後的作品，有了自己的風格，而且沒有再模仿任何人。

除了自己的文字風格，還有情感的動人。…

豐子愷（1898～1975），浙江崇德人，作家、畫家、翻譯家。有畫集《子愷漫畫》，散文《緣緣堂隨筆》，譯作《源氏物語》、《獵人筆記》等。…

豐子愷（1898～1975），浙江崇德人，作家、畫家、翻譯家。有畫集《子愷漫畫》，散文《緣緣堂隨筆》，譯作《源氏物語》、《獵人筆記》等。

我從重慶郊外遷居城中，候船返滬。剛才遷到，接得夏尊老師逝世的消息。記得三年前，我從遵義遷重慶，臨行時接得弘一法師往生的電報。我所敬愛的兩位教師的最後消息，都在我行旅倥傯的時候傳到。這偶然的事，在我覺得很是蹊蹺。因為這兩位老師同樣的可敬可愛，昔年曾經給我同樣寶貴的教誨；如今噩耗傳來，也好比給我同樣的最後訓示。這使我感到分外的哀悼與警惕。

我早已確信夏先生是要死的，同確信任何人都要死的一樣。但料不到如此其速。八年違教，快要再見，而終於不得再見！真是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你已行走在城市，卻依然充滿鄉愁”

　　無數的匆忙都指向同一個地方，

　　那裏的月亮總是又圓又亮。

　　無數的背影都離開同一個地方，

　　那裏的眷念總是此消彼長。

　　歸屬感已在往返的旅途中迷失。

　　你已行走在城市，卻依然充滿鄉愁，

　　並將感傷深刻的寫在臉上。…

徐志摩（1896～1931），浙江海寧人，詩人。著有詩集《志摩的詩》、《猛虎集》，散文集《落葉》、《巴黎的鱗爪》，短篇小說集《輪盤》等。…

原來就是為了再看到你

我從加爾各答飛抵泰國曼谷。已經不記得是第幾次來曼谷了，仍然住同一家旅館，吃同一家餐館，去同一家便利店，每天散步的路線也是一樣的。喜歡旅行的人當然是喜歡新鮮感的，但在新鮮感裏仍會尋出一種自己覺得舒服的生活程序，並樂此不疲地重復它，直至新鮮感褪色，於是背包離開，前往下一程。

　　回到5年前去過的帕岸島舊地重遊，滿月派對昨天剛剛結束，島上的人紛紛離開，我卻姍姍來遲。尋了一處僻靜的海邊小木屋，門前掛一張吊床，附近郁郁蔥蔥，月明星稀，每天聽著潮聲入睡。…

夏丏尊（1886～1946），浙江上虞人，現代作家。著有《平屋隨筆》、《人間愛晚晴》等。

五四前後中年人的寂寞，苦悶，在我們年輕的人是不大了解的。五四狂潮中，記得有一天晚上，沈仲九先生親切地告訴我們：“弘一法師（李叔同先生法名）若是到了現在，也不會出家了。”可是李叔同先生的出家，我們只當作一種談助，他心底的謎，我們是猜不透的。

在我們教師中，李叔同先生最不會使我們忘記。他從來沒有怒容，總是輕輕地像母親一般吩咐我們。我曾經早晨三點鐘起床練習彈琴，因為一節進行曲不會彈熟；他就這樣旋轉著我們的意向。同學中也有願意跟他到天邊的，也有立誌以藝術作終身事業的，他給每個人以深刻的影響。伺候他的茶房，先意承誌，如奉慈親。想明道先生“錄滿窗前草不除”的融和境界，大抵若此。…

魯迅（1881～1936），浙江紹興人，現代思想家、文學家。著有短篇小說集《吶喊》、《仿徨》，散文集《野草》等。

在東京的客店裏，我們大抵一起來就看報。學生所看的多是《朝日新聞》和《讀賣新聞》，專愛打聽社會上瑣事的就看《二六新聞》。一天早晨，辟頭就看見一條從中國來的電報，大概是：——

“安徽巡撫恩銘被Jo

ShikiRin刺殺，刺客就擒。”

大家一怔之後，便容光煥發地互相告語，並且研究這刺客是誰，漢字是怎樣三個字。但只要是紹興人，又不專看教科書的，卻早已明白了。這是徐錫麟，他留學回國之後，在做安徽候補道，辦著巡警事務，正合於刺殺巡撫的地位。…

夏丏尊（1886～1946），浙江上虞人，現代作家。著有《平屋隨筆》、《人間愛晚晴》等。

今年舊歷九月二十日，是弘一法師滿六十歲誕辰。佛學書局因為我是他的老友，囑寫些文字以為紀念，我就把他出家的經過加以追敘。他是三十九歲那年夏間披剃的，到現在已整整作了二十一年的僧侶生涯。我這裏所述的，也都是二十一年前的舊事。

說起來也許會教大家不相信，弘一法師的出家可以說和我有關，沒有我，也許不至於出家。關於這層，弘一法師自己也承認。有一次，記得是他出家二三年後的事，他要到新城掩關去了，杭州知友們在銀洞巷虎跑寺下院替他餞行，有白衣，有僧人。齋後，他在座間指了我向大家道：

“我的出家，大半由於這位夏居士的助緣。此恩永不能忘！”…

朱自清（1898～1948），浙江紹興人，散文家、學者。著有散文集《背影》、《歐遊雜記》，長詩《毀滅》，學術論著《經典常談》、《詩言志辨》等。…

朱自清（1898～1948），浙江紹興人，散文家、學者。著有散文集《背影》、《歐遊雜記》，長詩《毀滅》，學術論著《經典常談》、《詩言誌辨》等。

我第一次與聖陶見面是在民國十年的秋天。那時劉延陵兄介紹我到吳淞炮臺灣中國公學教書。到了那邊。他就和我說：“葉聖陶也在這兒。”我們都念過聖陶的小說，所以他這樣告我。我好奇地問道：“怎樣一個人？”出乎我的意外，他回答我：“一位老先生哩。”但是延陵和我去訪問聖陶的時候，我覺得他的年紀並不老，只那樸實的服色和沈默的風度與我們平日所想像的蘇州少年文人葉聖陶不甚符合罷了。…

魯迅（1881～1936），浙江紹興人，現代思想家、文學家。著有短篇小說集《吶喊》、《仿徨》，散文集《野草》等。

東京也無非是這樣。上野的櫻花爛熳的時季，望去確也像緋紅的輕雲，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結隊的“清國留學生”的速成班，頭頂上盤著大辮子，頂得學生制帽的頂上高高聳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辮子，盤得平的，除下帽來，油光可鑒，宛如小姑娘的發髻一般，還要將脖子扭幾扭。實在標致極了。

中國留學生會館的門房裏有幾本書買，有時還值得去一轉；倘在上午，裏面的幾間洋房裏倒也還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間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響得震天，兼以滿房煙塵鬥亂；問問精通時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學跳舞。”…

這是一本用腳步和對真實中國的感傷寫就的文字，有時候較多體現了私人化寫作的意圖，但更多時候，作為一個媒體記者，這些文字從一開始亦被賦予了公共寫作的目的。和很多人一樣，我越發迫切地希望知道，自己所生活的這個有著深厚傳統同時又被諸多外來因素所塑造的國家，到底是什麽樣子，並為什麽給自己帶來了那些自己無法掌控的喜怒哀樂。而且，在針對這個國家的變革方式和變革的未來充滿爭論的時候，我也希望能對這個國家的未來給出更趨真實的思考。

　　在自己很小的時候，這個世界對於我而言，每年清明節葉氏家族年度祭祀邀請鄉村戲班子唱戲時，會場上五分錢一碗的酸湯涼粉就是其全部；後來，我開始夢想著遠方的那個大學，那個大學被父親賦予了鮮明的農村孩子跳出農家門的工具理性，為此，我幾乎搭上了自己所有的童年時光，做算術題，背誦語文課本中的古詩，就連下地摘棉花的時候，一株棉花上總共有幾個棉桃，被摘了幾個以後還剩幾個，這都被父親編成算術題考我。…

文章，比段落更具力量。

1：時代總是裹著你往前走，無論你多麼喜歡諾基亞，你總會用上蘋果，無論你多麼喜歡膠片，你總會用上數碼，很多人都懷念老款汽車的經典和韻味，品玩一番，贊不絕口，然後開著新款車回家過日子。

2：博客雖然在傳播性上差很多，但安安靜靜，如同家園。打開之時，音樂傳來，那種熟悉就好似打開家門，黑暗中就能順手開燈。幾年來，我鏈接裏朋友的博客一個個都已經荒廢，頗有感慨。現在雖然打開了微博，我依然會把大部分微博上的內容都放在博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