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騷也是社會進步的一種方式。

你身上的標簽很多，青年作家、車手、公知、意見領袖、公民、甚至公敵，自己怎麼取舍和看待？

不同的媒體有不同的性格，所以我被貼出各式不同的標簽，我就像個旅行箱一樣，被這樣貼滿。這沒有辦法，但我也不會去拒絕這些標簽，那也顯得太刻意了。車手算是，至於作家，在2008年之前，我還不願這樣自稱，特別是《長安亂》之前的作品，有太多模仿的痕跡，比如模仿錢鐘書等等，沒有自己的風格。但2008年之後，我覺得可以稱得上作家了，我的寫作已經入門，自認還不錯，《長安亂》之後的作品，有了自己的風格，而且沒有再模仿任何人。

除了自己的文字風格，還有情感的動人。

寫小說有一種感覺就是你創造了一個世界，當你寫完了以後回到現實生活中，這個世界又合上了。過很長時間再回頭看那個世界，又是不一樣的感受，而再回頭寫，又不一定能想出那麼好的段子或者有情懷的地方。

你的產量不算低，而且對自己的作品也是愈加滿意，在這種不斷輸出之外，你的輸入管道是什麼？還有一個難點，如何擺脫“輸入”類似錢鐘書風格的影響？

就是看書，看雜誌。在2005年以前還會看小說，但2005年之後幾乎不再看了。這裏確實存在如你所說的問題，如果小說不好讀，就是浪費時間；好讀呢，就會情不自禁地模仿。我不希望自己身上有任何人的痕跡，所以現在只看咨詢類的雜誌、報紙，而盡量少看別人的文學作品。保持了這麼多年後，現在反而成了別人模仿的對象。

除了小說，還有你的鏗鏘雜文，所以有人說，假以時日，韓寒會成為第二個魯迅。

我不喜歡魯迅，不喜歡他的文風，他太計較了，我不喜歡寫文章那麼計較的人，相反，那些和魯迅論戰過的敵人、對手，比如梁實秋、林語堂、胡適，我反而更喜歡。他們比魯迅更大氣。

涉及態度，我聯想起你給雀巢咖啡做的一則廣告：“寫作最快樂的事莫過於讓作品成為閱讀者心中的光芒。只要你敢，總會有光芒指引你。”

所謂“活出敢性”，也許又是一個契合我的標簽。可以後悔不留遺憾，有很多事情做了以後發現自己傻了或者失敗了，但是還是要去做這些事情。在我從學校出來以後其實到現在做過很多很多的事情，經歷了無數的失敗，我覺得我算是挺勇敢的，挺敢性的，當然那些失敗你們都不知道，因為凡是失敗的我都沒說，只把成功的告訴大家了，但是如果沒有那些失敗，也沒有現在的我！

寫作者的“敢”，大抵就是讓作品不像現實那樣到處遺憾，而閱讀者的幸，就是可以用眼睛摸一摸自己的理想。既然說到標簽，我們再繞回那個初始問題，對公知這個標簽，你在博客上，還專門調侃了一下，某種程度，“公知”從一個贊美的用詞變成了一個搬弄是非的用詞。

我是個公知，我就是在消費政治，我就是在消費時事，我就是在消費熱點。大家也自然可以消費我，甚至都不用給小費。當公權力和政治能被每個人安全消費的時候，豈不更好，大家都關心這個現世，都批判社會的不公，毒膠囊出來的時候譴責，貪官進去的時候慶祝，哪怕是故作姿態，甚至騙粉騙妞騙贊美，那又如何？

聲音太多，意見泛濫，公知或者所謂意見領袖，豈不成為牢騷領袖？

本身就是牢騷領袖，但是牢騷也是社會進步的一種方式。

所以你曾發了一個很霸氣外露的“牢騷”：一個好的寫作者在殺戮權貴的時候，也應該殺戮群眾。當時，為什麼選擇“殺戮”這樣激烈的字眼？

沒找出其他的，不能用屠殺，也不能用批評，批評太平庸，所以選擇了殺戮。

不似多數人的自覺，批評權貴，體恤民眾，甚至是討好民眾，你直接亮出觀點“在通往民主的道路上，最大的障礙是人民”？

這是其中之一，在批評中，如果兩者並列，則應先批權貴，因為很簡單，權貴撈著利益了，苦全是平民受的。但這不代表一個好的作家應該無窮盡無底線地討好民眾。所以我想表現的就是，愛誰誰，老子誰也不討好，寫了這麼多年的雜文，我知道，討好人還不容易。

愛誰誰的態度，顯得你很“自己”啊。

說到底，我還是偏“右”一些。不過和其他的“右”們，也沒有什麼聯系，我身邊的朋友大都是高中同學，小時候的夥伴，我們聯系的都是什麼時候踢球和釣魚，沒有人對我的文章感興趣。只關心生活，不關心論調。

說到生活，前面提到的那個誰也不討好的“誰”，應該有一個例外吧，比如，你的女兒？父親的這個標簽，我們剛才一直沒有提起。

父親是烙印，不算標簽。

有女兒後，生活有什麼改變嗎？

還好，不太多。

有一封像是寫給女兒的情書，“我只希望我的女兒高興，無所謂她能不能獲得中國意義上的成功，只要她人品好，我願意為她創造一切的條件，我願意為她生造一個世界，讓她不用在這個殘酷而缺德的社會裏受苦。當然，一切都隨她的意願。她如果願意嘗試，那做什麼都可以，我只是她登高冒險的一張防墜網而已。如若未來有變故養女兒困難，給李彥宏開車，替白燁磨墨，幫陳凱歌打燈，我都沒問題。當然，我還想要更多小孩，如果有男孩，那就要活該受苦了，他得紮到這個現實裏，奮力拼搏，養活自己並盡力改變社會，爭取給天下的小女兒們創造更溫良的環境”。在感受溫情的同時，不免有人會質疑你，男權主義傾向嚴重，把女孩子想得柔弱。

難道不是嗎？這個世界大家在各司其職，但有的事情就是這樣，比如半夜走夜路，比如競技體育，在很多方面，女孩子是會吃虧的。我是個很保護女孩子的人，所以我不希望太太出去工作，我要保護女兒，如果說這是男權主義，那我承認。

如果女兒以後也不想上大學，或者面臨其他問題，你會幹涉嗎？

以後肯定會面臨很多問題，她也會有叛逆期，還有很大概率會去為一個傻B織毛衣。我可以一直養著她，但是沒有人會願意一直被別人養著，即使是自己的父親，畢竟人都希望得到正向的社會評價。

這裏有三點很重要：不給社會造成負擔，不給父母造成負擔，有自己生存的本領。有本領特別重要，這樣無所謂上不上學，不上學太好模仿了，寫個退學申請書，或者幹脆一個月不來自動退學，單純的不上學不是有本事，模仿有本事才是真有本事。所以，我希望女兒有社會生存的技能，上學我不會幹涉，但是我會幹涉她的本領和本事。

平時在家做家務嗎？覺得自己是個好老公、好父親嗎？

不做家務，我在生活上比較粗心，不破壞、不產生副作用就不錯了，呵呵。但肯定是個好老公好父親，當然也有愧疚。我習慣半夜寫東西，夜裏三點還要吃頓夜宵，都是我太太起來為我做。這麼多年，在生活習慣上，也逐漸適應了。她還替我打理很多事情。所以，一來有愧疚，二來女兒最可愛的時間，陪女兒的太少。

愧疚主要在於精力投入？我了解到你一年有近20場比賽，這個要占用不少時間，還要應付一些網絡論戰，比如年初很轟動的那一場。

一個月兩場比賽，一年20場左右，每場耗時一周。所以，給予孩子的精力還是太少，也錯過了一些她最可愛的時光。還有，今年年頭我自己犯傻搭理那個構陷狂、神經病。他讓我寫文章自證清白，傻B才這樣，當一個人指著一件你沒有做過的事情時，他已經有壞心眼了。我往往把人想得太好了，想成善良單純的，但是，真的有惡人在。所以這個事情，我是在浪費時間，不和自己可愛的小孩兒玩，卻去和那麼醜陋的人玩兒！公權力有底線，而人醜陋起來沒底線！

為回應這次質疑，你將《三重門》的手稿出版，合集命名《光明與磊落》，覺得值嗎？

不值。寫《三重門》那時十六七歲，花費了整整一年多時間，荒廢了學業，白天到深夜，課內到課外，周一到周日，甚至連體育課都逃了，特別不容易。但人家就能在上面找錯別字，在那裏構陷。這種陰謀論，很惡心。我的文字，手稿，書落到這些人手裏，我在替這些書覺得可惜。

有人構陷你，也有人支持你，你有很多堅定的粉絲，我認識一位，她特別讓我轉達一句“我對韓寒是完全的信任和欣賞”，你的觀點和文字很合她的胃口，所以，你有沒有在通過文字取悅一些人？

我取悅不過來，我只想對他們說“你們有眼光”！

有句老話，人生是在失敗和跌倒中，逐漸成長的。如果有時光機，你會對曾有的坎坷做修正嗎？

大的事情和方向不會修正，但諸如某場比賽出現的失誤，喜歡某個姑娘沒有去追，路上開車追尾了，這種事情我還是想修正一下。

不回頭，向前走，有什麼新的打算？

現在做事很奇怪，有一些阻力和事情本身沒有關系，如果事情本身只花10%的精力，那為了把這個事情做下去，則要花90%的精力用於溝通和消除阻力，這個能做那個不能做，這個能寫那個不能寫，這個能拍那個不能拍，這個能唱那個不能唱……

還有一些來自同行的阻力，很莫名，看你不順眼，就給你阻力。

這個讓我聯想到《獨唱團》，你是說自己被迫投降了？

《獨唱團》是被同行搞掉的。後面有後續的故事，我當時撒了個謊，說團隊解散了，其實，我們還在一起，說解散只是避風頭。我們在編另一本雜誌，三四個月時間，偷偷摸摸做了《幼稚園》，就是用的《獨唱團》（二）（三）的稿子，當然所有人的名字都沒有上，不然又不能出了，就像《獨唱團》一樣，畢竟誰再有經濟實力，也經不起這樣印一次銷毀一次的折騰。我還建議大家用自己媽媽的姓，想一個化名，我媽姓周，我化名周怨去，因為我欣賞周恩來，所以用了他名字的反義。結果3個月後，還是有人知道了，而且是同行，寫黑材料，我們又不能做了。我真不明白這種莫名其妙的仇恨？就是覺得你賣的太多了嗎？有的你覺著是身邊處的挺好的同行，結果背後捅你一刀。這還讓我想起方粉，通過稅務舉報，通過公安舉報，甚至舉報我十幾年前寫的錯別字，公安都沒有聽明白為什麼舉報錯別字？我真想說，有種你自己來！別躲在後面，你們就是傻B中的傻B，傻B中的慫B。

好在這並沒有關閉所有的表達路徑，你還可以寫小說，可以寫雜文，發博客。

但是做的還不夠，寫的還不夠，在2011年寫得越來越少了，大概一年只發了20篇左右的博客。我覺得該寫的都寫了，所有悲劇其實是在重復上演，但我也不能重復寫啊，因為寫作者對自己的文字是有要求的，你所有用過的詞匯不能再用了，你總不能說這個地方參看去年寫的文章吧？悲劇只是換了個主角，但形式都一樣，而且寫來寫去，這個悲劇為什麼會發生，無非就是制度這些原因。但是今年，還得寫，因為這個世界不明事理的傻B太多了。

有可能突破你所說的“寫作者對自己文字的要求”，可見你是社會責任感挺重的人。

是的。我覺得消費無處不在，大家說我，還在消費我呢，活在這個世界上就在消費這個社會，就看你是向善的還是向惡的；寫作者，不寫這個寫什麼？那些風花雪月的故事，不適合我寫；我從小，就有這種所謂的責任感，記得小時候坐在我爸自行車上，我就說鎮上誰誰誰好貪，要打倒他們。只是現在不像小時候那麼看待，會分析事情是怎麼發生的，同一個人身上有好也有壞的一面，不像小時候，好的就是好的，壞的就是壞的，那麼分明和決絕。

通過更多的寫作和發言，你是想改變這個社會，而不只是影響？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有這麼一句臺詞，“我和這個世界一樣，這個世界是不會改變的”。這個臺詞被很多人當作經典，我不這麼認為，首先人會變，其次這個世界也會變。很多時候，我也曾灰心，覺得人似乎不能改變什麼，但其實，每個人都可能改變，機緣巧合，也許有個人，會因為讀了《北京青年》周刊的某篇文章，受到某個人觀點的影響，就真的改變了世界。

編者按：本文根據2012年7月《北京青年》專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