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本用腳步和對真實中國的感傷寫就的文字，有時候較多體現了私人化寫作的意圖，但更多時候，作為一個媒體記者，這些文字從一開始亦被賦予了公共寫作的目的。和很多人一樣，我越發迫切地希望知道，自己所生活的這個有著深厚傳統同時又被諸多外來因素所塑造的國家，到底是什麽樣子，並為什麽給自己帶來了那些自己無法掌控的喜怒哀樂。而且，在針對這個國家的變革方式和變革的未來充滿爭論的時候，我也希望能對這個國家的未來給出更趨真實的思考。
　　在自己很小的時候，這個世界對於我而言，每年清明節葉氏家族年度祭祀邀請鄉村戲班子唱戲時，會場上五分錢一碗的酸湯涼粉就是其全部；後來，我開始夢想著遠方的那個大學，那個大學被父親賦予了鮮明的農村孩子跳出農家門的工具理性，為此，我幾乎搭上了自己所有的童年時光，做算術題，背誦語文課本中的古詩，就連下地摘棉花的時候，一株棉花上總共有幾個棉桃，被摘了幾個以後還剩幾個，這都被父親編成算術題考我。
　　2000年參加高考，我考上了鄭州大學新聞系，我第一次乘坐火車離開豫東那個鄉村開始了自己在城市的生活，但直到今天，自己也未能全部感受到城市的溫存，在夢中還是無數次的回到故鄉，見到母親，也會見到已經去世的爺爺；帶著國家情懷，在自己七年的政經記者經歷中，我無數次試圖通過對國家轉型這一宏大命題的追問和討論，尋找到那個屬於中國國家轉型之路徑和邏輯的暗示，但直到今天，我越發堅定地認為，或許只有完成對基層中國的踏訪，才能呈現一個真實的中國，也才能提供一個未來的中國。
　　我一度真的迷上了外面的世界，尤其是北京這個城市，由此開始了在這個城市的七年闖蕩，並從這裏出發到一個又一個陌生、熟悉或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去聽去看去感受那些充滿夢幻般未知的人、事和世界。
　　這是一本體驗式關註中國變革的書，其中包括了我對當下中國改革的部分憂思。在這七年間，我更多的是作為一個記者與身邊的世界進行著交流，報道所涉及的領域自覺不自覺地為潛藏在內心深處的那些鄉愁所牽絆、指引。所以，從一開始，我就開始關註中國“三農”問題，我的家鄉、我的村莊乃至我的父親，都多次出現在我的報道中，我希望從他們的身上看到正在遭遇邊緣化的中國鄉村和農民的命運變遷。我也告訴自己，雖然在記者同行和一些“三農”問題專家中也不乏用其內心去關註“三農”問題之人，但我至少當屬其中尤其真誠的一個。
　　後來，我越發真切地發現，雖然“三農”問題不是中國問題的全部，但“三農”問題絕不僅僅只關涉包括父親在內的農民群體的個人命運，而是一個事關中國國家命運的沈重的命題，而對於“三農”問題的解決，圍繞其路徑的辯論之一則是：到底是在農村解決“三農”問題還是在城市解決“三農”問題。對後者的探討就必然牽涉到城市化和城市本身的探討，所以，我的報道領域又開始延伸到中國的城市化和城市治理問題，開始嘗試將中國劃分為：鄉村中國、城市化中國、城市中國——三者又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互相依托，中國國家轉型的探討和路徑找尋，也需在這三個方面的基礎上進行統一性找尋的努力。
　　這顯然是一次艱難的理念和道路的尋找，在進行努力閱讀的同時，我更樂意珍惜每一次出行的機會，試圖通過對一個一個的真實中國的切片的近距離觀察，在完成對基層中國故事化記錄的同時，尋找到那些鮮活的原生態的制度變遷的印跡，以此來豐富對於宏觀層面的國家轉型命題的探討。
　　縱然是這樣，局限性也開始越發明顯。一個明確的提醒是，近100年來發生在中國的這次國家轉型歷程，一個很大的變量或者說因素就是來自包括西方國家在內的其他國家的思潮和技術影響，所以，我在鄉村中國、城市化中國、城市中國之外，又加上了“大陸之外的中國”（或稱“域外中國”）的考察層面，這深刻地影響了我的閱讀旨趣和旅行的範圍。在對包括中國香港和臺灣、越南、日本、俄羅斯、芬蘭等地區和國家的考察中，我的核心邏輯是，如果用這些地方的現實來反觀中國大陸，能夠帶來什麽啟示？同時，換一個角度來反觀，又能夠帶來怎樣的啟示？
　　這還是一本寫給所有身在城市卻依然充滿鄉愁的“城客”們的書，不過，這裏關註城市的角度、層面，不是日常生活的柴米油鹽、家長裏短，也不是從專業的城市規劃和系統的城市治理理論層面，而是將城市作為當下中國最具代表性的公共和制度性議題之一的角度出發，對城市本身和城市中國的關註——城市是作為觀察中國的一面鏡子進入到我的視野的。
　　“我的心已經出外旅行，我的身體卻還在城裏還房貸。”這已經成為彌漫在大城市中的一種普遍情緒，在我看來，這種情緒直到目前並沒有獲得足夠的重視，“你已行走在城市，卻依然充滿鄉愁”，這不僅僅是作為一種城市裏的“懷鄉病”而存在的，勢必會成為一種流行的城市批判的思潮，並將深刻影響我們生活著的正在經歷劇烈變化的城市乃至中國的現實和未來。
　　“鄉愁”本是一種很美妙的感覺，同時又是可以觸摸的，我們或許可以這樣來看，在這個多有迷失的“城市時代”，對這種城裏的鄉愁的關註，不但包含了解決“城市病”的良治思維，而且，也包含了療治城市中普遍存在的心靈創傷的新思維。就像城市和鄉村不是割裂的、也不應該被割裂一樣，鄉愁和城市也不是割裂的，也不應該被割裂。在我們的城市規劃和治理中，多少保存一些對鄉村文明和鄉愁思緒的敬畏，或許能夠給城市的發展帶來更多的安慰。
　　當然，在這本書中對“城裏的鄉愁”的觸碰，不是對城市的挽歌，也不是對鄉村的禮贊，亦不屬於對大陸之外文明的激賞。這不是一本以批判為目的書，而是一本帶著尊重對中國進行記錄的書，在這樣的一段一段記錄中，希望每個人會讀出屬於自己的那份共鳴和思緒來。
　　如果一個人用幾年的時間走了很多路，到過很多地方，幾年後，他自然會有一種想回望自己所走過的路，記錄自己所看過的城的沖動，這不是因為他累了，而是因為他思考了。一直以來，我都想用自己的文字來“拍攝”一部關於當下中國國家轉型的紀錄片，這本書也算是我七年努力的階段性收獲。盡管在這些腳步和靈魂中，大多滲透著感傷和憂愁，但我並不認為自己是一個悲觀主義者，相反，我從來都認為自己是一個樂觀主義者，縱然是在這個充滿悲傷的城市年代，盡管我們正經歷著“回不去的故鄉，進不去的城”這一尷尬階段，我也依然樂觀地認為，這個世界會好的。
　　“為什麽我眼裏飽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的深沈。”（艾青語）

　138年前的1872年，一個名叫明恩溥（Arthur H. Smith）的美國公理會傳教士，在27歲的時候來到了中國。他或許不會想到，他的這次旅行，卻成為了他觀察中國近100多年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現代化變革的一個起點。
　　在這次異國之旅中，自小接受西方教育的明恩溥與中國這個古老的東方帝國結下了深厚的緣分，使得他成為第一個建議美國政府退還中國庚子賠款的人，並最終獲得美國國會的同意，而正是受益於這一款項的資助，從而開創了近代中國人海外留學的先河，而這些學子又為100多年來的近代中國的現代化變革提供了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智慧源泉，並激蕩至今。
　　那麽，明恩溥看到了一個怎樣的中國，從而讓他提出了一個對這個國家影響如此深遠的建議呢？
　　在其近50年的在華生活經歷中，明恩溥先後居住於天津、山東等地，曾兼任《字林西報》的通訊員。他對中國下層農民的生活傾註了巨大的熱情，並撰寫出了著名的《中國鄉村生活》一書。
　　在該書的前言中，明恩溥寫道，“中華民族不僅有著舉世無雙的過去，也必將有美好的未來。然而，在這個美好的未來實現之前，還存在許多必須克服的缺陷”。為了看清這些缺陷，於是，他將目光投向了中國鄉村，他說，“中國鄉村是這個帝國的縮影，通過對它的考察，我們將會更好地提出糾錯改正的建議。”
　　而事實上，他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更具價值的觀察、認識真實的中國路徑和邏輯，那就是，“我們不能過於重申中國在統一性上的多樣性，因為這種斷言總是暗含著這樣一種局限：盡管多數情況並非如此，但在某處確乎真實”。所以，“多樣性的統一性是中國一種真正典型的事實，盡管這種情況是有限的，但並非不值得我們重視”。
　　我很為明恩溥的睿智所嘆服，並堅信，直到今天，將目光投向對更加復雜和多樣的基層變革故事的記錄，是很重要也很必要的。尤其是在我們越來越發現，更多人開始興奮並沈湎於大國情結、宏觀統計數據以及西方媒體只言片語的贊美。
　　正像我之前看到的一個故事，在東北的一個山村，一項出於保障農民利益和保護國家森林資源考慮的林權體制改革，在基層執行的結果是，分到林地的村民在糧食價格上漲的現實利益面前，開始紛紛將“自家”林地開墾為農田，而且，當更多的村民都作出類似選擇的時候，政策變革帶來的結果就是一座座禿山。
　　不過，我沒有任何理由去責備追逐私利的村民，因為，可以讓身處變革時代的每個個體都能自由地選擇自己生存和生活的方式，本來就是一個國家實現現代化國家轉型的應有之義。只是，這個案例提醒我們，轉型中的復雜性使得現代化改革的每一步都顯得步履維艱。
　　由此延伸開去，我更加相信，對改革共識的期待和達成顯得彌足珍貴，因為，只有一些改革共識的達成，才能使得我們的一些具體改革措施（哪怕是存在一些缺憾的措施），也可以獲得大多數的支持，一起奔向最終的政策完美、國家完美。而在過往的30年，我們已經看到的了這種改革共識為我們的國家現代化轉型所帶來的神奇效果，而在下一個30年，這種共識依然需要，並進一步需要更好地完成新時期的文化認同和國家認同的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