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已行走在城市，卻依然充滿鄉愁”
　　無數的匆忙都指向同一個地方，
　　那裏的月亮總是又圓又亮。
　　無數的背影都離開同一個地方，
　　那裏的眷念總是此消彼長。
　　歸屬感已在往返的旅途中迷失。
　　你已行走在城市，卻依然充滿鄉愁，
　　並將感傷深刻的寫在臉上。
　　在看了電影《hello!樹先生》後幾天的時間裏，我都沈浸在莫名的傷感中不能自拔，我被“樹先生”一天到晚向側後方張開的雙臂，以及好像在觸摸什麽東西的手勢震撼到了，我從中讀出了“樹先生”對其生活現實的恐懼，還有其試圖以其“心靈的秩序對抗世界的復雜性”努力的悲涼。
　　“樹先生”的悲情人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中國鄉村故事中所具有的批判性。其實不只是“樹先生”的故事，整個中國鄉村，無論是其故事還是觀念，都對中國有著極強的批判性，當然也有建設性的作用，所以，鄉村曾是我眼中的全部，並直到目前都是我認識中國和這個世界的思維原點之一。
　　而這也是很多西方精英認識考察中國的核心邏輯和思維之一，在包括著名的美國傳教士明恩溥（Arthur H. Smith）在內的很多西方中國問題觀察家眼中，鄉村中國和真實中國之間，被認為具有很大的等同性，這也曾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的研究者和觀察者。
　　每年我都會不止一次地回到故鄉，回到鄉村，只是，這麽多年，每次回到故鄉總能感覺到越來越熟悉的陌生感，這與我的思想變化有關，同時，與故鄉的變化更有關。包括我的故鄉在內的中國廣大鄉村正在經歷著劇烈的變遷，甚至是重構，中國的鄉村的發展正在經歷一個歷史的關鍵時期，我的擔心是，如果能在一條正確的道路上狂奔，或許有一個不錯的未來，但是，如果已經被引向了一個錯誤的方向，那或等待它的將是一個個故鄉的黃昏，並最終成為一個城市國家的最後一抹鄉愁。
　　我是將包括我的故鄉在內的中國鄉村當作中國改革的敘事平臺之一來看待的，我的文字中不可能避免地表現出了些許憂思，這些憂思的共同來源是，我越來越發現，和國家的改革共識正在遭遇挑戰一樣，故鄉變遷的共識也在遭遇挑戰。
　　我的名字
　　父親給我起名叫“建國”（我的本名），這使得從小到大，很多人問我是不是出生於10月1日。之所以被人這樣問，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單從年齡判斷我肯定不屬於1949年代出生的人——那個年代出生的人中，起名叫“建國”很容易被理解，但對一個1981年出生的人來講，還起名叫“建國”，也只有往國慶節這方面聯想了。
　　每次遇到這樣的問題，我就認真地告訴別人我的生日是陰歷四月初六，陽歷是當年的5月9日，“和國慶節沒有關系”，如果有人願意繼續聽，我就繼續給他們講父親為什麽給我起這個名。
　　1981年四月初六辰時，在河南省虞城縣小侯鄉（近年鄉鎮合並改革中劃歸大候鄉）後沈閣村村南頭的閣老廟裏（母親記得好像是在一個廢棄的打面機房裏），母親生下了我。父親說，那天天氣非常好，大片大片的麥地，在早晨初升太陽的照射下，呈現耀眼的金黃，晨風乍起，麥浪此起彼伏，以至於小學都沒讀完的母親每次提到我的生日，總是飽含感情地說，“四月初六麥黃黃”。
　　這個閣老廟在商丘地區一度很知名，供奉的是曾官拜明朝宰相的沈閣老沈鯉，廟前有一株傾斜向南的老柏樹，相傳是當年黃河決口的時候從上遊沖下來的一棵小柏樹長成，考慮到沈閣老的歷史地位，當時廟裏的香火還很旺盛。
　　在來到閣老廟之前，懷孕的母親和父親一起，為了躲避計劃生育搜查人員的“追捕”，先是到過山西省古交煤礦一個我爸兒時玩伴那裏，當時母親暈車，在火車上不能吃喝還一直吐，“差點就回不來”。後來回到老家，幾乎住遍了所有親戚家，當然包括前沈閣村的姥姥家和後沈閣村的大舅媽家，而這些地方總是被村幹部帶著人追來，所以，臨近我出生的時候，為了躲避“追捕”，只好暫時住在閣老廟裏。生我時，臍帶在剪斷後是姥姥用火燒消的毒，這使得當時在場的一個親戚每次看到我就心有余悸地說，“那時看你疼的真是可憐人啊”。
　　而且，在那期間，我們家養的兩頭牛也被計劃生育搜查人員給牽走了，一去不復還。那可是當時農村種地的最重要工具。
　　也正是因為這，幾乎所有聽到我名字來歷的人都很佩服父親，在那個時候竟然還能從國家和時代的角度給兒子起名為“建國”。
　　父親告訴我，之所以給我起名“建國”，直接原因是，“當時胡耀邦上臺，大家都感覺到國家正在向好的地方發展”，“就像再次建立新中國”，當然，也包含“望子成龍”的意思。
　　現在我知道了，那段歷史的具體情況是，我出生的前一年即1980年2月，在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五中全會上，胡耀邦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一年後的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耀邦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再往前，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中國新時期改革開放的大幕，只不過，對於生活在豫東貧困縣的父親來講，改革開放就是從“胡耀邦上臺”開始的，“豫東鄉村的改革開放其實是從80年代開始的”。
　　當然，後來的經歷讓我意識到，當時，在我們那裏與父親有同樣想法的人並不止一個。一個與我同齡的鄰居叫“建華”，在我讀初中的時候，一個班50個人，竟然有三個叫“建國”的，這兩人也都不是出生於10月1日。由此可見，那個時候，甚至在相對偏遠的豫東農村，對於改革向好的共識亦是如此鮮明。
　　將近30年後的今天，28歲的我，從鄭州大學新聞系畢業以後，現在供職於南方報業集團旗下的《21世紀經濟報道》，從事政經新聞報道。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60周年，而剛剛過去的2008年正好是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其間，舉國上下，撫今追昔，在對30年的改革往事無限感念的同時，針對中國改革將向何處去的爭論開始凸顯。
　　讓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今年春節回家過年期間，包括父親和姑父在內的多位鄉鄰，都向我這個從京城回來的記者打聽，國家對農村土地改革的政策到底會怎樣？會不會像廣泛流傳的那樣，將把土地從農民手中收回，承包給個別人進行規模化經營？他們在擔心會失去自己承包多年的土地。
　　這樣的變遷不免讓我心生感慨——為上世紀80年代的中國，更為經歷了30年改革開放的當下中國。歷經30年改革即將再次上路的中國，不得不面臨的一個情況是，同樣是在豫東的這個鄉村，一如上世紀80年代對改革向好的普遍共識已難再尋。
　　鄉村裏的傳奇
　　2009年的春節，一回到故鄉，母親就告訴最近在老家廣為流傳的故事：一個老鄉撿破爛撿成了富翁。該老鄉年齡大概50歲，很顯然，這對一個農村男人來講是一個有點讓人尷尬的年齡：已經錯過外出打工的最佳時期，而且，他的性格內向，用家鄉俗語說，就是很無能，三腳踹不出個屁來。
　　兩年前，眼看周圍的小夥子們都出去打工掙錢去了，他覺得自己也不能閑著，總是要到城市裏做點什麽，於是，自己就打起鋪蓋卷去江蘇省某市撿垃圾，兩年後，他撿成了富翁了，一時間聞名鄉裏。
　　撿垃圾撿成富翁的故事也算是中國特色的創富路徑之一了。開始的時候，他也是像很多撿垃圾者或拾荒者一樣，整天在垃圾堆裏挑來撿去的，有時候也能撿到些破銅爛鐵什麽的，收入倒還不錯，但直到後來的一次經歷，讓他突然明白，撿垃圾原來還可以很方便地撿到現金。第一次他是在一個據說是市委領導大院的地方拾荒，在一棟樓房的後面，看到有一箱已經爛掉的水果，本來是想把裝水果的箱子撿走，但他發現箱子下面有個信封，裏面竟然有1萬現金。
　　自此以後，他開始做夢似的還希望能夠在這個小區的垃圾堆還碰到這樣的好事，這似乎有點守株待兔的意思，但事實說明他比那個獵人“幸運”得多，後來還真多次碰上了，只是，被扔出來的禮品箱有的放有現金，有的放有金條，有的放有銀行卡。
　　時間長了，他開始有針對性地將自己主要的活動範圍由亂七八糟的垃圾場轉向了這些小區的垃圾桶，慢慢地他也明白了，原來這些東西都是小區裏的人在處理一些禮品時一看東西並非什麽珍貴的東西，所以就順手扔了——他們根本沒有註意，其實在這些水果下面隱藏的秘密。
　　就這樣，兩年的時間，這位撿垃圾的老鄉就撿成了富翁，開著轎車衣錦還鄉，並成為流傳於鄉鄰的一段致富佳話，聞名鄉裏的一段致富傳奇。
　　記得一首歌中唱到：世界有太多神奇，再奇也奇不過社會的真實。在2009年春節時，我就一直聽到這樣的故事：反傳統、反道德，甚至沖擊了我們的情感底線，我國眼下正經歷的這個轉型時代，其中的豐富性往往遠超我們的想象。
　　其中一個故事是說鄰村的一個50歲的婦女在前兩年的外出打工潮中，也登上了南去的列車，打工期間，每個月都會給正在讀中學的兒子寄錢回來，其丈夫則在老家繼續耕作。
　　兩年後，這個婦女回來了，與其一起回來的還有一個50多歲的男人——在兩年多的打工生活中，他們已經日久生情，確立了事實婚姻。而當他們一起出現在老家的時候，她的丈夫選擇平靜地接受這個事實，平和地結束了兩人的婚姻。而這個事件並沒有在我們當地引起太大的震蕩，該婦女也並沒有遭遇太多的指責和罵名。
　　在經歷了多年的教化以後，縱然是在這個一度貧窮的豫東村莊裏，自由戀愛和自由婚姻早已經為這裏的人們所接受，而且，這和戀愛雙方的年齡沒有任何關系，在他們看來，這樣的自由並非年輕人的專利。
　　這個事情我之所以想著重地記錄下來，是因為它具有了一定的符號意義，有其發生的必然性，在國家轉型的背景下並不讓人難以理解。在我的記憶中，在家鄉的年輕人的婚姻多是通過家庭包辦來完成的，盡管隨著時代變遷，在後期婚姻雙方當事人的決定權在逐步得到強化，但總體上還是難以完全擺脫家庭的影響。但是，這樣的局面因為打工潮的出現在近幾年被徹底地打破了。現在的情況是，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在出去打工以後，開始自由地選擇自己的愛人，而且，原先在家裏所謂的“說媒”確定的親事多被和平瓦解，這就是外面的世界對鄉村觀念沖擊的一個體現。
　　不過，正如我在很多場合強調的那樣，社會劇烈的變化和轉型，正給人們的思想觀念和道德形成沖擊，金錢開始越來越主導著缺乏自制的年輕人。在家鄉的幾天裏，聽到的另一個故事就讓我很是感慨。大概的情節是，一個小夥子，出去打工兩年，在外面找了一個小姑娘，兩個人一起回來後，女的懷孕了，他們把生下來的男嬰以12000元的價格在當地賣了，錢是兩個人一人一半，女的離開這裏繼續回到打工的地方去了。就像一切都不曾發生過一樣平靜。
　　爺爺
　　我還是每年都會回到故鄉，盡管我每年都在失去那熟悉的鄉愁，這讓我就像失去爺爺一樣悲傷。
　　爺爺是2010年1月9日去世的，享年90歲。
　　此前的1月1日，我趕回老家去看他。
　　父親告訴我，自從臥床開始的一個星期以來，他每天都在喊我的名字，考慮到他已經不認識任何來看他的鄉鄰和親戚，父親和姑姑為了讓他安靜休息，曾讓姐夫和小表弟站在床前冒充我，但他馬上變得清醒，很生氣地指出，大家在騙他，那不是他所呼喊的“建國”。
　　村裏的老醫生告訴我，爺爺像一盞行將燃盡的燈，正慢慢熄滅，但是，之所以每天晝夜不停地喊我的名字，因為他在等著看我最後一眼，否則他是無法咽下最後一口氣。
　　1月1日晚上8點半，我站在爺爺的床前，大聲地告訴他，“我是建國”，他停下連續一周的呼喊，安靜地看著我，伸手握住我的手，思考了一會問我，
　　“啥時候回來的？”
　　“剛回來的。”
　　他閉上眼，臉上充滿笑容。
　　他又睜開眼。
　　“幾個人回來的？”
　　“一個人。”
　　“哎！”
　　他又閉上眼。停了一會，又睜開眼。
　　“一個月拿多少錢？”
　　“一萬多呢。”
　　他又笑了。又閉上了眼。停了一會，又睜開眼。
　　“啥時候結婚？”
　　“會盡快結婚的。”
　　他努力地向床前的父親、姑姑、叔叔還有我堂兄等人伸大拇指，笑著說：
　　“咱現在不錯，咱現在不錯！”
　　“憑良心做事就管。”
　　說完後，閉上了眼睛。再也不喊我的名字了。
　　父親說，這是幾天來稍有的安靜時刻，也是僅有的清醒時刻。
　　爺爺一生清貧。
　　姑姑告訴我，有一次爺爺說餓了，姑姑就給他吃香蕉，他幾口就把一個香蕉吃完了。
　　“還吃不吃？”
　　“不吃了。”
　　“沒關系，還有呢。”
　　“那就再吃點。”
　　第二個吃了一半，他怎麽也不吃了，告訴姑姑，“留著明天吃吧。”
　　在我見到他的那個晚上，在平靜了一段時間後，他告訴我：
　　“我餓。”
　　“我給你拿雞蛋糕。”
　　“有點發面饃就行了”。
　　我的眼淚終於忍不住流下來了。
　　姑姑說，爺爺真是沒有福氣，現在家裏經濟條件剛剛好一點，而且，國家發的低保的錢剛領回來，爺爺就一臥不起了。
　　元旦在家的三天時間裏，我每天只有靜靜地守候在爺爺的床前，渴了就給他喝點牛奶，餓了還給他喝點牛奶，因為他已經無法進食了。
　　我已經分不清他什麽時候是在睡覺，什麽時候是在思考，只是有時冷不丁會大叫幾聲他的母親和他的父親，有時候則開始大聲地喊和他同年代的已經死去的人的名字，有時候還大聲地叫，“兔子，兔子，快追”。
　　他一定是在回憶過去了。
　　因為，在我上小學的時候，有一次幫我姑姑家收割麥子的時候，從地裏跑出了一只野兔，正在忙活的村民都開始追，我和爺爺也追，直到追到一個墻角的時候，一圈人圍住了那只兔子，而我因為小，不能近前，就只好站在一個麥稭垛旁邊看。
　　只見那只被圍堵的兔子一下子穿出人群，一頭撞進了我旁邊的這個麥稭垛，並使勁往裏鉆，我就上前去抓，雖然怕兔子咬，可就是不放手，最後，爺爺過來就把兔子給抓住了。鄉親們都說，忙活了半天，還是我的運氣好。
　　想起那只兔子，我的眼睛又模糊了。關於爺爺的回憶不斷湧上心頭。
　　在我小的時候，每年的清明節，在我們葉氏家族的祠堂前都會唱大戲，方圓5公裏的村民都來“趕會”，會上也是每年一次重要的物品集散地，對於我們這些小孩子來說，每年的大會就是一個節日，對我來說，每次趕會都可以去喝5分錢一碗的用醋和蒜汁拌的涼粉。
　　那個時候，爺爺是家鄉有名的牛羊買賣的經紀人，工作就是給買賣牛羊的人說和，幫助他們達成一個合理的價格，並做擔保，以此可以掙點說和費，所以，每次去趕會我比同伴幸運的是，會先到牛羊買賣的場地找爺爺，爺爺每次都會給我1塊錢，我就拿著一塊錢買涼粉喝。
　　20多年了，對那涼粉的味道我還是那麽熟悉，直到現在，夏天的時候，別人都喜歡吃涼皮，而我依然喜歡喝用醋和蒜汁拌的涼粉。
　　可是，爺爺已經徹底地老去了。
　　我在家的三天中，爺爺發了一次火，因為父親給他掖被子碰到他的腿了。
　　我知道他的腿很早就開始疼了。從我去鄭州上大學，將近10年了，每次回家，他見到我就問我能不能從外面幫他弄點好膏藥，有時候讓我給他買個好的龍頭拐杖。
　　而我2008年春節回家的時候，也承諾給他買一塊狼皮，綁在腿上，也許他的腿可以好受點，因為我知道，他的腿病是因為年輕時受寒落下的。
　　爺爺年輕的時候是村裏生產隊的隊長，那個充滿革命熱情的年代，隊長總是第一個跳進冰涼河水中挑水澆地，每年義務挖溝挖渠的時候，也是他帶頭來幹。
　　也正是因為他腿不好，所以，近10年來他開始騎著我給他買的三輪車溜達，特別是在我來北京工作以後，他幾乎每天都騎著三輪車在村邊溜達，逢人就說，孫子在北京工作了，有出息了，要回去看他了。
　　父親告訴我，在他躺倒以後，無法認人的時候，還在讓父親把他的三輪車推到他的面前。
　　所以，在商議給爺爺陪葬的物品的時候，母親強烈提議仿照他的三輪車用紙給爺爺做了一輛三輪車，後來是我親手在爺爺墳前燒掉的。
　　後來，將爺爺安葬後，我回到家，無意中看到存放在墻角的那輛三輪車，它顯得那麽孤零零的。
　　元旦那次回去是我最後一次見爺爺，也是最後一次和他說話。
　　父親和姑姑都說，已經見過爺爺了，也說過話了，應該沒什麽遺憾了，所以，讓我回北京繼續上班，一旦爺爺去世，就打電話讓我回來，一起安葬爺爺。
　　我也選擇了回北京，因為，我真是不忍心看著爺爺一點點走向生命的終結。
　　一個星期後，正在北大開會的時候，我接到父親的電話，爺爺去世了。
　　第二天早晨我坐車趕到家。面對爺爺的棺材，我平靜得很。按照家鄉的說法，90歲的人了，應該屬於喜喪，不過，我知道，直到爺爺去世的時候，我都沒有滿足他最後的願望，那就是看到我結婚生子。
　　想到這些，當爺爺的棺材被擡出家門的時候，我再也沒有辦法控制自己的情緒了，眼淚模糊了眼鏡，順著臉頰流到嘴裏，滴到地上……
　　走過圍觀的鄉親父老，我只聽到大家在議論，“建國哭了！建國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