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1898～1948），浙江紹興人，散文家、學者。著有散文集《背影》、《歐遊雜記》，長詩《毀滅》，學術論著《經典常談》、《詩言志辨》等。

我現在已是五個兒女的父親了。想起聖陶喜歡用的“蝸牛背了殼”的比喻，便覺得不自在。新近一位親戚嘲笑我說，“要剝層皮呢！”更有些悚然了。十年前剛結婚的時候，在胡適之先生的《藏暉室劄記》裏，見過一條，說世界上有許多偉大的人物是不結婚的；文中並引培根的話，“有妻子者，其命定矣。”當時確吃了一驚，仿佛夢醒一般；但是家裏已是不由分說給娶了媳婦，又有甚麼可說？現在是一個媳婦，跟著來了五個孩子；兩個肩頭上，加上這麼重一副擔子，真不知怎樣走才好。“命定”是不用說了；從孩子們那一面說，他們該怎樣長大，也正是可以憂慮的事。我是個徹頭徹尾自私的人，做丈夫已是勉強，做父親更是不成。自然，“子孫崇拜”，“兒童本位”的哲理或倫理，我也有些知道；既做著父親，閉了眼抹殺孩子們的權利，知道是不行的。可惜這只是理論，實際上我是仍舊按照古老的傳統，在野蠻地對付著，和普通的父親一樣。近來差不多是中年的人了，才漸漸覺得自己的殘酷；想著孩子們受過的體罰和叱責，始終不能辨解——像撫摩著舊創痕那樣，我的心酸溜溜的。有一回，讀了有島武郎《與幼小者》的譯文，對了那種偉大的，沈摯的態度，我竟流下淚來了。去年父親來信，問起阿九，那時阿九還在白馬湖呢；信上說，“我沒有耽誤你，你也不要耽誤他才好。”我為這句話哭了一場；我為什麼不像父親的仁慈？我不該忘記，父親怎樣待我們來著！人性許真是二元的，我是這樣地矛盾；我的心像鐘擺似的來去。

你讀過魯迅先生的《幸福的家庭》麼？我的便是那一類的“幸福的家庭”！每天午飯和晚飯，就如兩次潮水一般。先是孩子們你來他去地在廚房與飯間裏查看，一面催我或妻發“開飯”的命令。急促繁碎的腳步，夾著笑和嚷，一陣陣襲來，直到命令發出為止。他們一遞一個地跑著喊著，將命令傳給廚房裏傭人；便立刻搶著回來搬凳子。於是這個說，“我坐這兒！”那個說，“大哥不讓我！”大哥卻說，“小妹打我！”我給他們調解，說好話。但是他們有時候很固執，我有時候也不耐煩，這便用著叱責了；叱責還不行，不由自主地，我的沈重的手掌便到他們身上了。於是哭的哭，坐的坐，局面才算定了。接著可又你要大碗，他要小碗，你說紅筷子好，他說黑筷子好；這個要幹飯，那個要稀飯，要茶要湯，要魚要肉，要豆腐，要蘿蔔；你說他菜多，他說你菜好。妻是照例安慰著他們，但這顯然是太迂緩了。我是個暴躁的人，怎麼等得及？不用說，用老法子將他們立刻征服了；雖然有哭的，不久也就抹著淚捧起碗了。吃完了，紛紛爬下凳子，桌上是飯粒呀，湯汁呀，骨頭呀，渣滓呀，加上縱橫的筷子，欹斜的匙子，就如一塊花花綠綠的地圖模型。吃飯而外，他們的大事便是遊戲。遊戲時，大的有大主意，小的有小主意，各自堅持不下，於是急執起來；或者大的欺負了小的，或者小的竟欺負了大的，被欺負的哭著嚷著，到我或妻的面前訴苦；我大抵仍舊要用老法子來判斷的，但不理的時候也有。最為難的，是爭奪玩具的時候：這一個的與那一個的是同樣的東西，卻偏要那一個的；而那一個便偏不答應。在這種情形之下，不論如何，終於是非哭了不可的。這些事件自然不至於天天全有，但大致總有好些起。我若坐在家裏看書或寫什麼東西，管保一點鐘裏要分幾回心，或站起來一兩次的。若是雨天或禮拜日，孩子們在家的多，那麼，攤開書竟看不下一行，提起筆也寫不出一個字的事，也有過的。我常和妻說，“我們家真是成日的千軍萬馬呀！”有時是不但“成日”，連夜裏也有兵馬在進行著，在有吃乳或生病的孩子的時候！

我結婚那一年，才十九歲。二十一歲，有了阿九；二十三歲，又有了阿菜。那時我正像一匹野馬，那能容忍這些累贅的鞍韉，轡頭，和韁繩？擺脫也知是不行的，但不自覺地時時在擺脫著。現在回想起來，那些日子，真苦了這兩個孩子；真是難以寬宥的種種暴行呢！阿九才兩歲半的樣子，我們住在杭州的學校裏。不知怎地，這孩子特別愛哭，又特別怕生人。一不見了母親，或來了客，就哇哇地哭起來了。學校裏住著許多人，我不能讓他擾著他們，而客人也總是常有的；我懊惱極了，有一回，特地騙出了妻，關了門，將他按在地下打了一頓。這件事，妻到現在說起來，還覺得有些不忍；她說我的手太辣了，到底還是兩歲半的孩子！我近年常想著那時的光景，也覺黯然。阿菜在臺州，那是更小了；才過了周歲，還不大會走路。也是為了纏著母親的緣故吧，我將她緊緊地按在墻角裏，直哭喊了三四分鐘；因此生了好幾天病。妻說，那時真寒心呢！但我的苦痛也是真的。我曾給聖陶寫信，說孩子們的磨折，實在無法奈何；有時竟覺得還是自殺的好。這雖是氣憤的話，但這樣的心情，確也有過的。後來孩子是多起來了，磨折也磨折得久了，少年的鋒棱漸漸地鈍起來了；加以增長的年歲增長了理性的裁制力，我能夠忍耐了——覺得從前真是一個“不成材的父親”，如我給另一個朋友信裏所說。但我的孩子們在幼小時，確比別人的特別不安靜，我至今還覺如此。我想這大約還是由於我們撫育不得法；從前只一味地責備孩子，讓他們代我們負起責任，卻未免是可恥的殘酷了！

正面意義的“幸福”，其實也未嘗沒有。正如誰所說，小的總是可愛，孩子們的小模樣，小心眼兒，確有些教人舍不得的。阿毛現在五個月了，你用手指去撥弄她的下巴，或向她做趣臉，她便會張開沒牙的嘴格格地笑，笑得像一朵正開的花。她不願在屋裏待著；待久了，便大聲兒嚷。妻常說，“姑娘又要出去溜達了。”她說她像鳥兒般，每天總得到外面溜一些時候。潤兒上個月剛過了三歲，笨得很，話還沒有學好呢。他只能說三四個字的短語或句子，文法錯誤，發音模糊，又得費氣力說出；我們老是要笑他的。他說“好”字，總變成“小”字；問他“好不好”？他便說“小”，或“不小”。我們常常逗著他說這個字玩兒；他似乎有些覺得，近來偶然也能說出正確的“好”字了——特別在我們故意說成“小”字的時候。他有一只搪磁碗。是一毛來錢買的；買來時，老媽子教給他，“這是一毛錢。”他便記住“一毛”兩個字，管那只碗叫“一毛”，有時竟省稱為“毛”。這在新來的老媽子，是必需翻譯了才懂的。他不好意思，或見著生客時，便咧著嘴癡笑；我們常用了土話，叫他做“呆瓜”。他是個小胖子，短短的腿，走起路來，蹣跚可笑；若快走或跑，便更“好看”了。他有時學我，將兩手疊在背後，一搖一擺的；那是他自己和我們都要樂的。他的大姊便是阿菜，已是七歲多了，在小學校裏念著書。在飯桌上，一定得羅羅唆唆地報告些同學或他們父母的事情；氣喘喘地說著，不管你愛聽不愛聽。說完了總問我：“爸爸認識麼？”“爸爸知道麼？”妻常禁止她吃飯時說話，所以她總是問我。她的問題真多：看電影便問電影裏的是不是人？是不是真人？怎麼不說話？看照相也是一樣。不知誰告訴她，兵是要打人的。她回來便問，兵是人麼？為什麼打人？近來大約聽了先生的話，回來又問張作霖的兵是幫誰的？蔣介石的兵是不是幫我們的？諸如此類的問題，每天短不了，常常鬧得我不知怎樣答才行。她和潤兒在一處玩兒，一大一小，不很合式，老是吵著哭著。但合式的時候也有：譬如這個往床底下躲，那個便鉆進去追著；這個鉆出來，那個也跟著——從這個床到那個床，只聽見笑著，嚷著，喘著，真如妻所說，像小狗似的。現在在京的，便只有這三個孩子；阿九和轉兒是去年北來時，讓母親暫時帶回揚州去了。

阿九是歡喜書的孩子。他愛看《水滸》，《西遊記》，《三俠五義》，《小朋友》等；沒有事便捧著書坐著或躺著看。只不歡喜《紅樓夢》，說是沒有味兒，是的，《紅樓夢》的味兒，一個十歲的孩子，那裏能領略呢？去年我們事實上只能帶兩個孩子來；因為他大些，而轉兒是一直跟著祖母的，便在上海將他倆丟下。我清清楚楚記得那分別的一個早上。我領著阿九從二洋涇橋的旅館出來，送他到母親和轉兒住著的親戚家去。妻囑咐說，“買點吃的給他們吧。”我們走過四馬路，到一家茶食鋪裏。阿九說要熏魚，我給買了；又買了餅幹，是給轉兒的。便乘電車到海寧路。下車時，看著他的害怕與累贅，很覺惻然。到親戚家，因為就要回旅館收拾上船，只說了一兩句話便出來；轉兒望望我，沒說什麼，阿九是和祖母說什麼去了。我回頭看了他們一眼，硬著頭皮走了。後來妻告訴我，阿九背地裏向她說：“我知道爸爸歡喜小妹，不帶我上北京去。”其實這是冤枉的。他又曾和我們說，“暑假時一定來接我啊！”我們當時答應著；但現在已是第二個暑假了，他們還在迢迢的揚州待著。他們是恨著我們呢？還是惦著我們呢？妻是一年來老放不下這兩個，常常獨自暗中流淚；但我有什麼法子呢！想到“只為家貧成聚散”一句無名的詩，不禁有些淒然。轉兒與我較生疏些。但去年離開白馬湖時，她也曾用了生硬的揚州話，（那時她還沒有到過揚州呢）和那特別尖的小嗓子向著我：“我要到北京去。”她曉得什麼北京，只跟著大孩子們說罷了；但當時聽著，現在想著的我，卻真是抱歉呢。這兄妹倆離開我，原是常事，離開母親，雖也有過一回，這回可是太長了；小小的心兒，知道是怎樣忍耐那寂寞來著！

我的朋友大概都是愛孩子的。少谷有一回寫信責備我，說兒女的吵鬧，也是很有趣的，何至可厭到如我所說；他說他真不解。子愷為他家華瞻寫的文章，真是“藹然仁者之言”。聖陶也常常為孩子操心：小學畢業了，到什麼中學好呢？——這樣的話，他和我說過兩三回了。我對他們只有慚愧！可是近來我也漸漸覺著自己的責任。我想，第一該將孩子們團聚起來，其次便該給他們些力量。我親眼見過一個愛兒女的人，因為不曾好好地教育他們，便將他們荒廢了。他並不是溺愛，只是沒有耐心去料理他們，他們便不能成材了。我想我若照現在這樣下去，孩子們也便危險了。我得計劃著，讓他們漸漸知道怎樣去做人才行。但是要不要他們像我自己喲？這一層，我在白馬湖教初中學生時，也曾從師生的立場上問過尊，他毫不躊躇地說，“自然羅。”近來與平伯談起教子，他卻答得妙，“總不希望比自己壞羅。”是的，只要不“比自己壞”就行，“像”不“像”倒是不在乎的。職業，人生觀等，還是由他們自己去定的好；自己頂可貴，只要指導，幫助他們去發展自己，便是極賢明的辦法。

予同說，“我們得讓子女在大學畢了業，才算盡了責任。”SK說，“不然，要看我們的經濟，他們的材質與誌願；若是中學畢了業，不能或不願升學，便去做別的事，譬如做工人吧，那也並非不行的。”自然，人的好壞與成敗，也不盡靠學校教育；說是非大學畢業不可，也許只是我們的偏見。在這件事上，我現在毫不能有一定的主意；特別是這個變動不居的時代，知道將來怎樣？好在孩子們還小，將來的事且等將來吧。目前所能做的，只是培養他們基本的力量——胸襟與眼光；孩子們還是孩子們，自然說不上高的遠的，慢慢從近處小處下手便了。這自然也只能先按照我自己的樣子；“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光輝也罷，倒楣也罷，平凡也罷，讓他們各盡各的力去。我只希望如我所想的，從此好好地做一回父親，便自稱心滿意。——想到那“狂人”“救救孩子”的呼聲，我怎敢不悚然自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