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風格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東聊城人,詩人、學者、教授。著有《傅孟真先生集》等。

有幾位北大同學鼓勵我在日本特刊中寫一篇蔡先生的小傳。我以為能給蔡先生寫傳,無論為長久或為一時,都是我輩最榮幸的事。不過,我不知我有無此一能力。且目下毫無資料,無從著筆,而特刊又急待付印,所以我今天只能寫此一短文。至於編輯傳記的資料,是我的誌願,而不是今天便能貢獻給讀者的。

凡認識蔡先生的,總知道蔡先生寬以容眾,受教久的,更知道蔡先生的脾氣,不特不嚴責人,並且不濫獎人,不像有一種人的脾氣,稱揚則上天,貶責則入地。但少人知道,蔡先生有時也很嚴詞責人。我以受師訓備僚屬有二十五年之長久,頗見到蔡先生生氣責人的事。他人的事我不敢說,說和我有關的。

(一)蔡先生到北大的第一年中,有一個同學,長成一副小官僚的面孔,又做些不滿人意的事,於是同學某某在西齋(寄宿舍之一)壁上貼了一張“討伐”的告示;兩天之內,滿墻上出了無窮的匿名文件,把這個同學罵了個“不亦樂乎”。其中也有我的一件,因為我也極討厭此人,而我的匿名揭帖之中,表面上都是替此君抱不平,深的語意,卻是挖苦他。為同學們賞識,在其上濃圈密點,批評狼藉。這是一時學校中的大笑話。過了幾天,蔡先生在一大會中演說,最後說到此事,大意是說:

諸位在墻壁上攻擊□□君的事,是不合做人的道理的。諸君對□君有不滿,可以規勸,這是同學的友誼。若以為不可規勸,盡可對學校當局說。這才是正當的辦法。至於匿名揭帖,受之者縱有過,也決不易改悔,而施之者則為喪失品性之開端。凡做此事者,以後都要痛改前非,否則這種行動,必是品性沈淪之漸。

這一篇話,在我心中生了一個大擺動。我小時,有一位先生教我“正心”、“誠意”、“不欺暗室”,雖然《大學》念得滾熟,卻與和尚念經一樣,毫無知覺;受了此番教訓,方才大徹大悟,從此做事,決不匿名,決不推自己責任。大家聽蔡先生這一段話之後印象如何我不得知,北大的匿名“壁報文學”從此減少,幾至絕了跡。

(二)蔡先生第二次遊德國時,大約是在民國十三年吧,那時候我也是在柏林。蔡先生到後,我們幾個同學自告奮勇照料先生,凡在我的一份中,無事不辦了一個稀糟。我自己自然覺得非常慚愧,但蔡先生從無一毫責備。有一次,一個同學給蔡先生一個電報,說是要從來比錫來看蔡先生。這個同學出名的性情荒謬,一面痛罵,一面要錢,我以為他此行必是來要錢,而蔡先生正是窮得不得了,所以與三四同學主張去電謝絕他,以此意陳告先生。先生沈吟一下說:“《論語》上有幾句話,‘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你說他無聊,但這樣拒人於千裏之外,他能改了他的無聊嗎?”

於是我又知道讀《論語》是要這樣讀的。

(三)北伐勝利之後,我們的興致很高。有一天在先生家中吃飯,有幾個同學都喝醉了酒,蔡先生喝的更多,不記得如何說起,說到後來我便肆口亂說了。我說:“我們國家整好了,不特要滅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趕出蘇黎士運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爾其以外,都要‘郡縣之’。”蔡先生聽到這裏,不耐煩了,說:“這除非你作大將。”

此外如此類者尚多,或牽連他人,或言之太長,姑不提。即此三事,已足證先生責人之態度是如何誠懇而嚴肅的,如何詞近而旨遠的。

蔡先生之接物,有人以為濫,這全不是事實,是他在一種高深的理想上,與眾不同。大凡中國人以及若幹人,在法律之應用上,是先假定一個人有罪,除非證明其無罪;西洋近代之法律是先假定一人無罪,除非證明其有罪。蔡先生不特在法律上如此,一切待人接物,無不如此。他先假定一個人是善人,除非事實證明其不然。凡有人以一說進,先假定其意誠,其動機善,除非事實證明其相反。如此辦法,自然要上當,但這正是孟子所謂“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了。

若以為蔡先生能恕而不能嚴,便是大錯了,蔡先生在大事上是絲毫不茍的。有人若做了他以為大不可之事,他雖不說,心中卻完全當數。至於臨艱危而不懼,有大難而不惑之處,只有古之大宗教家可比,雖然他是不重視宗教的。關於這一類的事,我只舉一個遠例。

在“五四”前若幹時,北京的空氣,已為北大師生的作品動蕩得很了。北洋政府很覺得不安,對蔡先生大施壓力與恫嚇,至於偵探之跟隨,是極小的事了。有一天晚上,蔡先生在他當時的一個“謀客”家中談起此事,還有一個謀客也在。當時蔡先生有此兩謀客,專商量如何對付北洋政府的,其中的那個老謀客說了無窮的話,勸蔡先生解陳獨秀先生之聘,並要約制胡適之先生一下,其理由無非是要保存機關,保存北方讀書人,一類似是而非之談。蔡先生一直不說一句話。直到他們說了幾個鐘頭以後,蔡先生站起來說:“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為學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學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與這些人毫不相幹。”這話在現在聽來或不感覺如何,但試想當年的情景,北京城中,只是此北洋軍匪、安福賊徒、袁氏遺孽,具人形之識字者,寥寥可數,蔡先生一人在那裏辦北大,為國家種下讀書愛國革命的種子,是何等大無畏的行事!

蔡先生實在代表兩種偉大的文化,一是中國傳統聖賢之修養,一是法蘭西革命中標揭自由平等博愛之理想,此兩種偉大文化,具其一已難,兼備尤不可。先生歿後,此兩種文化在中國之氣象已亡矣!至於復古之論,歐化之談,皆皮毛渣滓,不足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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