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要登王敬軒的來信, 然後再讓劉半農把他臭罵一頓？王敬軒那麽沒道理, 不登不理豈不更好？這問題的答案牽涉一項只有《新青年》同仁明白的秘密——王敬軒這個人根本不存在！王敬軒的投書, 其實是《新青年》另一位同仁錢玄同的傑作。王敬軒等於是《新青年》自己紮起來的一個稻草人, 然後大家再對著稻草人大打特打, 錢玄同也署名寫了一篇《駁王敬軒君信之反動》！

劉半農為什麽對王敬軒那麽刻薄惡毒、大打特打毫不留情？因為他知道王敬軒不是個真人, 只是反對新文學態度的抽象代表, 所以對他沒有一點對真人、正常人的尊重, 而且劉半農知道不管罵得再兇再狠, "王敬軒"都不會生氣, 也都不能拿劉半農怎麽樣。

這不只是二十歲左右青年們心血來潮的惡作劇, 更重要的動機, 是要借由這種手法, 挑激起人家對《新青年》和"文學革命"的注意。那個時代的革命青年清楚明白,…

《新青年》雜誌是"五四運動"的先驅, "五四運動"發生前兩年, 就有了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 開始提倡"新文學"。

《新靑年》第四卷第三號, 刊登了一篇署名王敬軒的讀者來信, 對"文學革命"不客氣地表示了不以為然的意見。同一期也刊出了《新青年》同仁劉半農的《答王敬軒書》。劉半農的答書, 一開始就說："記者等自從提倡新文學以來, 頗以不能聽見反抗的言論為憾, 現在居然與你老先生'出馬', 這也是極應歡迎, 極應感謝的。"

不過這第一段"歡迎"、"感謝"之後, 劉半農接著對王敬軒發動了猛烈的攻擊, 道理上的討論少, 將人家視為舊勢力腐敗代表, 而施加冷嘲熱諷的人身批評多, 口氣刻薄、用詞毒辣。

隨後幾期雜誌中, 多人對劉半農"答書"的風格,…

熟知美國法學或新聞學的人, 都知道像韓德森這樣的記者, 像第多斯這樣的案子汗牛充棟。這不是電影、不是戲, 是記者的真實人生。

我們社會近乎瘋狂地沈迷於對犯罪新聞的報道與消費, 所謂"社會新聞"更被視為是收視率的保證、激動人心的秘訣, 可是那種"社會新聞"有一點點超越一般人視聽範圍之外的東西嗎？我們有從這些多到淹死人的"社會新聞"里得到可以引發"正義效應"的事實與真相嗎？

我們那些迷信"社會新聞"的"長官"們, 顯然不了解、顯然忽略了, 真正能激動人心的新聞, 不是血腥色情的新聞, 而是穿破了掩飾、透視了假面的真正"內幕"。我們的新聞習慣里, 長期濫用了"內幕"這兩個字。我們媒體上充斥許多號稱"內幕"的東西, 其實都是皮毛的"外幕", 真正的"內幕", 必須是真實的, 必須是和一般人以為、預期的不同,…

威權體制的崩潰, 新聞媒體與新聞記者, 卻陰錯陽差地沒有隨之喪失他們的力量。新聞記錄了威權被挑戰被拆解的過程, 並且進而調整了自己的位置, 站到了打倒威權呼聲的這一面來。

然而也正因為變化來得太快, 新聞媒體調整了位置, 卻顯然來不及改變性格。於是產生了這十年來, 新聞媒體與新聞記者權力角色上的高度曖昧性, 他們依然在社會上保持著相當高的權力地位, 依然是社會上能見度最高的一群人, 可是他們憑什麽據有如此權力地位的理由, 卻遲遲沒有厘清, 他們應該使用這份權力來做什麽的終極目的倫理, 更是遲遲沒有建立。

當面對壓力面對困難時, 記者們和一般人有一樣的弱點、一樣的恐懼, 其實就還原成為了一般人, 然而我們真的要問：如果記者就是一般人, 那憑什麽我們要給他們多於一般人的權力呢？在民主社會, 在大家應該平等的架構下, 記者得到的多出來的權力,…

有一個這樣的笑話, 不曉得你聽過沒有？

笑話里說一輛采訪車因為紅燈右轉, 一轉過來就被埋伏在路邊的警察攔下來了。車窗降下, 記者探出頭, 作好帶點客氣又帶點傲慢再加點著急的表情對警察說："對不起, 我們急著去采訪新聞。"警察也用帶點客氣帶點傲慢再加點促狹的表情回答說說："沒問題, 沒問題, 我罰單會寫快一點。"

這為什麽會是個笑話？因為故事里的記者本來以為只要亮出記者招牌, 只要祭出采訪的大帽子, 這張小小的罰單就可以免了。這是我們的記者長期以來習慣享受的特權。

讓我們承認一件重要的前提, 記者是特權分子, 就像笑話里的另一方——警察一樣的。而且不只是在臺灣記者擁有許多別人沒有的特權, 其實幾乎是所有的社會,…

說這段話的，是美國廣播網的政治組組長哈爾普林（Mark Halperin）。他很了解什麽是今天的獨家新聞，也更明白今天獨家新聞碰到的問題。哈爾普林是個“信息狂”，每天夜以繼日整理消化美國政治訊息，他負責編寫的“每日筆記”，是新聞同業及政治領袖每天必讀的材料，追讀“每日筆記”，才不至於在政治消息上落伍。可是就連哈爾普林都跑不出獨家新聞了，因為今天的新聞業者失去了“水門案”當年的那種職業原則與職業自尊。

那年頭看到伍華德和伯恩斯坦的獨家突破，同行們想的是如何加緊努力，搶在他們前面揭破“水門案”內幕，如果無法最早最深入報道這條關鍵新聞，那就是輸了，只能認輸。今天的新聞工作者不會認輸，他們有各種招數讓自己不輸。…

兩位《華盛頓郵報》地方版的年輕記者，加上一位神秘的消息來源“深喉嚨”，結果掀開了“水門案”，最終逼使那個時代全世界最有權力的人——美國總統尼克松不得不倉皇辭職下臺。這是政治史上的關鍵事件，更是新聞史上的經典。“水門事件”示範了新聞記者作為“無冕之王”的巨大力量，以及“第四權”可以對其他三權發揮監督作用的極致。還有，示範了新聞記者的勇氣、風骨與專業倫理。不只是最後將總統掀下臺的結果長期讓人津津樂道，在過程中記者的作為與選擇，也反復被拿出來討論。

雖然擁有“深喉嚨”這樣的超級網民，伍華德（Bob Woodward）跑新聞可一點都不輕鬆。“深喉嚨”從來不主動提供消息、數據給伍華德。而是當伍華德和他的夥伴卡爾·伯恩斯坦（Carl…

根據里根身邊幕僚、官員的回憶記錄，我們了解：那表定的十五分鐘，正是操作重點。十五分鐘，一來讓人家覺得兩大巨頭本來就不會有太多話好降低人家的預期；二來為了制造後來實際會談長度的戲劇性倍數效果。里根早就打定主意、做好計劃，即運用其口才，想盡辦法拖長時間。看來戈爾巴喬夫也有心理準備，半推半就配合演出，兩個世界上最有權力的人真正的任務，就是在會談中言不及義，悠閑地耗掉別人以為意義重大的一個多小時。

一旦拖成了一個多小時，也就自然意義重大了。里根幕僚們早算到媒體會以平常里根的作息習慣為比對基礎，一定會對十五分鐘拉長為一個多小時，大做文章。媒體大做文章，媒體自己產生的多種猜測，就為原本空洞的會談填充內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