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葉以後，士民間的流通更自由了，士人是更多了。於是乎「人情物理」的著作也更多。元代蒙古人壓迫漢人，士大夫的地位降低下去。真正領導文壇的是一些吏人以及「書會先生」。他們依據了「人情物理」的尺度作了許多戲曲。明代士大夫的地位高了些，但是還在暴君壓制之下。他們這時卻恢復了文壇的領導權，他們可也在作戲曲，並且在提倡小說，作小說了。公安派竟陵派就是受了這種風氣的影響而形成的。清代士大夫的地位又高了些，但是又在外族統治之下，還不能恢復元代以前的地位。他們也在作戲曲和小說，可是戲曲和小說始終還是小道，不能跟詩文並列為正宗。「人情物理」還是一種尺度，不能成為標凖。但是平民對文學的影響確乎漸漸在擴大。原來士民的對立並不是嚴格的。尤其在文學上，平民所表現的生活還是以他們所「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士大夫生活為標凖。他們受自己的生活折磨夠了，只羨慕著士大夫的生活，可又只能耐著苦羨慕著，不知道怎樣用行動去爭取，至多是表現在他們的文學就是民間文學裡；低級趣味是免不了的，但那時他們的理想是爬上高處去。這樣，士大夫的文學接受他們的影響，也算是個順勢。雖然「人情物理」和「通俗」到清代還沒有成為標凖，可是「自然」這…See More

這種語體文學的尺度，如一般人所公認，大部分是受了外國的影響，就是依據著種種外國的標凖。但是我們的文學史中原也有這樣一股支流，和那正宗的或主流的文學由分而合的相配而行。明代的公安派和竟陵派自然是這支流的一段，但這支流的淵源很古久，截取這一段來說是不正確的。漢以前我們的言和文比較接近，即使不能說是一致。從孔子「有教無類」起，教育漸漸開放給平民，受教育的漸漸多起來。這種受了教育的人也稱為「士」，可是跟從前貴族的士不同，這些只是些「讀書人」。士的增多影響了語言和文體，話要說得明白，說得詳細，當時的著述是說話的紀錄，自然也是這樣。這裡面該有平民語調的參入，雖然我們不能確切的指出。漢代辭賦發達，主要的作為宮廷文學；後來變為遠於說話的駢儷的體制，士大夫就通用這種體制。可是另一方面，游歷了通都大邑名山大川的司馬遷，卻還用那近乎說話的文體作《史記》，古理古怪的揚雄跟《問孔》、《刺孟》的王充，也還用這種文體作《法言》和《論衡》；而樂府詩來自民間，不用問更近於說話。可見這種文體是廢不掉的。就是駢儷文盛行的時代，也還有《世說新語》，記錄那時代的說話。到了唐代的韓愈，提倡「氣盛言宜」的古文，「氣盛言宜」就是說話…See More

我們說「標凖」，有兩個意思。一是不自覺的，一是自覺的。不自覺的是我們接受的傳統的種種標凖。我們應用這些標凖衡量種種事物種種人，但是對這些標凖本身並不懷疑，並不衡量，只照樣接受下來，作為生活的方便。自覺的是我們修正了的傳統的種種標凖，以及采用的外來的種種標凖。這種種自覺的標凖，在開始出現的時候大概多少經過我們的衡量；而這種衡量是配合著生活的需要的。本文只稱不自覺的種種標凖為「標凖」，改稱種種自覺的標凖為「尺度」，來顯示這兩者的分別。「標凖」原也離不了尺度，但尺度似乎不像標凖那樣固定；近來常說「放寬尺度」，既然可以「放寬」，就不是固定的了。這種「標凖」和「尺度」的分別，在一個變得快的時代最容易覺得出：在道德方面在學術方面如此，在文學方面也如此。 中國傳統的文學以詩文為正宗，大多數出於士大夫之手。士大夫配合君主掌握著政權。做了官是大夫，沒有做官是士；士是候補的大夫。君主士大夫合為一個封建集團，他們的利害是共同的。這個集團的傳統的文學標凖，大概可用「儒雅風流」一語來代表。載道或言志的文學以「儒雅」為標凖，緣情與隱逸的文學以「風流」為標凖。有的人「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表現這種情志的是載…See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