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自殺爆炸。他說五十起事件都是住在西岸的人幹的，因為加沙人根本出不去。而在這里很難接近定居點。當然也還是有玩命的。他認識個巴勒斯坦小夥子，剛結婚不久就這麼結束了。

我們到海濱的一家旅館歇腳。我和布萊頓明天一早要坐飛機離開，今晚必須趕到特拉維夫，在那兒的旅館過夜。雷拉說好，晚上十點半找人開車把我們送過去。代表團的其他成員還要在以色列待兩天，和當地作家及反戰組織的人見面。

我和布萊頓都累了，相約到樓下酒吧喝一杯。酒吧空蕩蕩的。問侍者，他說不賣酒，因為Intifada。我不懂。布萊頓告訴我這詞專指巴勒斯坦人的反抗運動。沒轍，我們去敲羅素的門，他還剩半瓶上好的蘇格蘭威士忌。他房間的窗戶面對地中海。天色陰沈，海水呈灰黑色，卷起層層白浪。…

早上五點，我被直升飛機吵醒。它飛得很低，擦窗而過。我想起電影《獵鹿人》（The Deer Hunter）的片頭，噩夢中直升飛機的螺旋槳轉換成頭頂的風扇。駕駛員怎麽能在早上五點保持清醒，穿過摩天大樓中變形的黎明？直升飛機剛消失，警車又響起。先是一輛，緊接著第二、第三輛，好像獨奏在召喚樂隊。這音樂往往配在動作片的結尾處，警車呼嘯，字幕升起。一聲嘆息，我起身，是狗飛飛，趴在我腳下。在二十七層的鋼筋混凝土空間，一隻狗的嘆息意味著什麽？

我拉開窗簾。早安，紐約。…

車轉彎，沿海邊道路行進。藍天白浪綠樹，總算讓人喘口氣。羅基告訴我們，前不久一個西班牙代表團來訪，被他們地中海鄰居的赤貧嚇壞了。以色列掌有制海權，巴勒斯坦漁民只能在六公里以內的海面打魚。經過一片草莓地。羅基說，很多歐洲人吃的是加沙的草莓，但他們根本不知道。因為加沙的草莓得先運到以色列，在那兒包裝並貼上他們的商標再出口。更甚至的是，連加沙的地下水也被以色列人抽走，再用管道輸送回來，賣給加沙的巴勒斯坦人。這種剝削倒是赤裸裸的，不用藏著掖著，準讓全世界的資本家眼饞。

我們來到海邊一個以色列定居點附近。這就像剛打過仗。道路坑窪，周圍建築大都被摧毀，廢墟上彈痕累累。高墻圍住的定居點有炮樓守望。這是加沙十九個定居點之一。羅基告訴我們，僅在這個路口，就有八十多人在抗議示威時死在槍口下，多是青少年。…

會見大約一小時，超過了原定的時間，內閣會議不得不推遲了。阿拉法特和大家一一合影。他又跑來跑去，拿來二○○○年伯利恒（Bethlehem）巴勒斯坦發展計劃的畫冊和紀念章分送給每個人。布萊頓請他在畫冊上簽名。臨走，調皮的布萊頓走近阿拉法特的辦公桌，衛隊長想攔住他，他閃身偷走了桌上的一塊巧克力，放進嘴里。

晚八點，我們在拉馬拉阿爾-卡薩巴（Al-Kasaba）劇院和巴勒斯坦詩人一起舉辦朗誦會，下面擠滿了聽眾。有人告訴我，由於圍困，好久都沒有搞這樣的文化活動了。首先由達維什朗誦。從臺下會心的贊嘆聲中，能感到他是巴勒斯坦人的驕傲。他的詩讓我想起已故的以色列詩人阿米海（Yehuda…

路的另一端擠滿了人和出租車。大學及三十多個村莊與拉馬拉隔開，諸多不便，倒是給出租車和小販帶來了生意。塵土飛揚，人們大叫大喊，脾氣暴躁。有個小販背著個一人多高的銅壺，壺嘴拐八道彎。像個高深莫測的樂器。只見他一拱肩膀一扭腰，飲料就音樂般流出來。他免費送給我們頭頭羅素一杯。我也跟著嘗了口，像冰鎮酸梅湯，心定了許多。…

拉馬拉在阿拉伯語的意思是“神的高地”。其實它沒多高，海拔不到九百米，坐落在耶路撒冷以北十六公里處，比那兒高出六十米，居高臨下。它周圍是山，泉源充足，是約旦河西岸的避暑勝地。拉馬拉是拉馬拉和比拉兩城市的合稱。拉馬拉建於十二世紀十字軍佔領時期，而比拉城的歷史可追溯到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前的迦南時代。《聖經》中曾七十六次提到比拉城，傳說聖母馬利亞曾多次在此停留。拉馬拉以前的居民主要是天主教徒，一九四八年戰爭後，巴勒斯坦難民大量湧入並定居。五○年拉馬拉歸屬約旦，而六七年六日戰爭落入以色列手中，八八年約旦把主權歸還給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但實際上仍由以色列統治。直到九六年以色列撤軍，拉馬拉成為巴勒斯坦在西岸的首府。

夜色中的拉馬拉像座死城。街上無人，車少，建築物大都黑燈瞎火。到達花園大酒店（Grand Park Hotel）差一刻七點。主人們在旅館門口迎候。領頭的是達維什（Mahmoud…

關於死亡的知識是鑰匙，用它才能打開午夜之門。——題記…

吃早飯時遇見西班牙的胡安和意大利的文森佐，還有一位巴勒斯坦教授。胡安問我要不要跟他們到市中心轉轉。胡安住在摩羅哥，會講一點兒阿拉伯語。他寫的是那種實驗性小說，同時熱衷於社會活動，是那種典型的“公共知識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這歐洲相當普遍的角色在美國幾乎絕了種。胡安常去世界各地旅行，在西班牙的大報上發表抨擊時弊的文章，影響輿論趨向。他以前帶電視攝制組來過巴勒斯坦，這教授就是他當年的向導。

我們坐出租車來到拉馬拉市中心。這和新疆或南非的某個偏遠小鎮沒什麽區別，貧困但朝氣蓬勃。路口豎著可口可樂和莫托瑞拉的廣告牌。露天集市擺滿新鮮的蔬菜瓜果，小販在吆喝。教授滿街打招呼，他捏捏瓜果，嘗嘗藥材，問價搭話談天氣。胡安在報亭買了份英文的《國際先驅論壇報》。這兒居然擺滿各種美國的流行雜誌，諸如《生活》《時裝》《閣樓》《十七歲》。我納悶，到底誰是這類雜誌的買主？…

醒來，遠處公路上的汽車像劃不著的火柴，在夜的邊緣不斷擦過。鳥嘀咕，若有若無，破曉時變得響亮。白天，大概由於空曠，聲音含混而盲目，如同陽光的濁流。鄰居的風鈴，時而響起。今年夏天，我獨自留在家中，重新體驗前些年漂泊的孤獨。一個學習孤獨的人先得有雙敏銳的耳朵。

大學生們都回家了，小城空空蕩蕩。這是一年中難得的時光。酷暑只虛晃一槍就過去了。無雨。剛寫完這一行，天轉陰，下雨了。這是入夏頭一場雨。…

田田今天十三歲了。準確地算，生日應在昨天，這兒和北京有十六個小時時差。昨天晚上我做了意大利麵條，給她斟了一小杯紅酒。“真酸，”她呷了一口，突然問，“我現在已經出生了嗎？”我看看表，十三年前這會兒，她剛生下來，护士抱來讓我看，隔玻璃窗。她頭髮稀少，臉通紅，吐著泡沫。

十三歲意味深遠：青少年，看PG13的電影，獨自外出，隨時會墮入情網。讓父母最頭疼的，是第二次反抗期的開始。心理學家認為，第一次反抗期在三歲左右——行動上獨立，第二次在十四五歲左右——思想意識上獨立。

我還沒做好足夠的心理準備，變化已有跡可尋：她開始注意穿戴，打耳洞，塗指甲，留披肩髮，和全美國的女孩子們一起，迷上電影《泰坦尼克號》（Titanic）的男主角。她們個個會唱主題歌。為了順應潮流，避免沈船，我給她買來《泰坦尼克號》的音樂磁帶。…

十幾年前我們在北京的大雜院養過隻貓，叫黃風。它總是居高臨下，從房頂俯視我們人類卑微的生活，總是驕傲地豎著尾巴，像一根旗桿。記得那天我從辦公室用書包把它帶回家，洗完澡，它一頭鑽進衣櫃底下，最後終於探出頭來，我們不禁打了個冷戰：一個世界上最小號的鬼。黃風祖籍不可考，必是野貓無疑。它從不戀家，吃完飯掉頭就走，不餓絕不回來。我們住的說是五進院，其實早被自蓋的板房擠壓成胡同，而我家的小廚房恰好蓋在那胡同的頂頭。夏天做晚飯時，只見黃風豎著比它高數倍的尾巴大搖大擺地回來，檢閱著分列兩邊半裸著乘涼的人們，那些搖動的蒲扇讓人想起古代的儀仗隊。最終黃風和它的情人私奔了，翻越海浪般的屋脊，棄我們而去。

我的女兒田田對巴黎的狗品頭論足，都不甚滿意。最後在一家美容店門口碰見條比巴掌稍大些的哈巴狗，系著粉色蝴蝶結，讓田田看中了。那狗邊叫邊打噴嚏，憤怒得像個搖頭風扇。田田忍不住上去撫摸，竟被它咬了一口。…

我弟弟來巴黎看我，家楷托他帶來大大小小十來條精致的小魚，由琺瑯和金絲鑲嵌而成，搖頭擺尾，若不是重了點兒，放在水中多半能遊走。這是他太太開的工廠生產的。

七十年代初，我通過中學同學認識大中。他在中專教書，口才好，喜歡抽雪茄，滿肚子學問隨煙霧沈浮。他是天生的文學評論家，可惜那年頭無書可評，只好就湊合著把他精心裁剪過的十九世紀俄國文學理論外衣套在樣板戲《海港》和電影《春苗》身上。誰知道連這類文章也和地下文學同命運，無處發表，還得掖著藏著。…

我是臨回北京時聽說熊秉明先生住院的消息的。到北京的第三天，巴黎的朋友力川來電話，得知他走了。記得去年夏初和力川專程去看他。他家離巴黎很遠，開車要一個來小時。那天他看起來精神不錯。我們喝茶吃蛋糕，談天說地。在午後的寧靜中，幾盆花開得熱烈。他忽然談到老年和正視死亡的問題。他說到死是一門學問，每個人都得學而習之，特別到了老年，更要認真對待。他甚至想在國內開門課，和學生討論這些問題。說到此，他臉上有一種智者的從容。得到他的死訊，讓我想起他當時的表情。

在巴黎的朋友都叫他熊先生。先生如今已被俗用了——女士們先生們，其本意是先師的意思。在海外受過教育的華人，往往用字反倒比國內的人謹慎，特別是像巴黎這樣陰性的城市。故熊先生這個稱呼是恰當的，表示一種親切的敬意，並沒生猛到言必稱大師的地步。…

芥末

鄭某，大款也，外號“芥末”。他進美國賭場登記，問他叫什麽，他搖搖頭——不懂，人家順手給他取個英文名字吉姆（Jim），他再音譯成一種頗有個性的佐料。“這名字不賴，”他跟我說，“芥末。”

我和芥末走到一起來了，冥冥中必有上帝的安排。要說我倆在生活上完全沒有共同點：他做生意，我寫字；他揮金如土，我兩袖清風；他佔山為王，我滿世界奔走。誰承想四年前，我們同時搬進這個美國地圖上很難找到的小鎮。…

師傅這稱呼，八十年代初開始流行，是“同志”與“先生小姐”之間的過度。在兩個階級的鬥爭中，這個詞嚴重磨損，其中的輩分、年歲、技術、能力，甚至潛在的性別意識都消失了。

我在建築業幹了十一年，五年混凝土工，六年鐵匠，到了都沒當上師傅。歲數熬夠了，但技術不熟練，一直是二級工，連工資都沒長過，誰管你叫師傅？當過我師傅的可不少。事實上，除了學徒的，幾乎人人都是我師傅。

六九年三月，我到北京第六建築公司報到，跟行李一起裝進卡車，拉往河北蔚縣的工地。我們的任務簡單明確：開山放炮，在山洞里建發電廠。…

于泳是假名。這樣免得美國移民局或中國某派出所有一天找他麻煩。其實，我根本沒見過他，對他幾乎一無所知，熟悉的只是他的東北口音。

去年秋天，邵飛突然接到一個陌生人的電話。“我叫于泳，你可能沒聽說過我。我爹和你媽是小學同學，這樣我得到了你們的電話。”接著他零亂地講了自己的故事。他在家鄉做過期貨，到外地倒過盤條，發了點兒小財。去年到加拿大談生意，未果，於是潛伏下來，從長計議，為了有一天打開海外的市場。沒想到加拿大經濟不景氣，手頭越來越緊。有人勸他，美國好掙錢。“他媽的美國，比加拿大強不到哪兒去。”他說著說著來了氣。邵飛問他現在何處。“舊金山。我的加拿大簽證過期了。邊境上不是沒什麽人管嗎？”最後他才說明意圖，希望能到我們這兒來，想想辦法，給他找份工作。“要說幹啥都行，我能將就。”邵飛要他留個電話號碼。“我沒電話，現在我在街上用的是電話卡。”看來還只能單線聯絡。…

早上八點，我在香港的一家旅館醒來，撿起從門縫塞進來的當天報紙，回到床上瀏覽著，沒有重大新聞。略過那些因冷酷而堆滿虛假笑容的政治家的照片，我突然發現一個熟悉的面孔。他一手拿著煙，在攝影機前和女演員交談，看來他籌劃已久的《華工血淚》終於開拍了。我再看標題，心里一驚：名導演胡金銓猝逝臺北。他是昨晚六時在冠動脈硬化手術時逝世的，享年六十六歲。要說我已見過太多的死亡，但胡導演的離去還是讓我無法接受。心情惡劣，我給洛杉磯的老顧打了個電話，他也知道了。我們沒有多談，我的聲音哽咽了。…

5 

我站在牛奶餐廳（Mlynec Restaurant）的落地窗前，燈火閃爍的查爾斯橋近在咫尺。這個咖啡廳過分奢華，有一股暴發戶的味道。我在讀一本英文版的書《弗朗茲·卡夫卡與布拉格》，作者哈若德·薩弗爾那（Harald Safellner）。書的背面引了卡夫卡的朋友約翰那斯·烏茲迪爾（Johannes Urzidil）的話：「卡夫卡就是布拉格，布拉格就是卡夫卡。過去沒有將來也不會有像卡夫卡一生中那個全面而典型的布拉格。……我們知道布拉格被包含在他作品那些最小的量子之中。」 …

飛機著陸一小時了，仍不見影子，讓我捏了把汗。美國國會剛通過的限制移民的法案，由電腦網絡輸進所有機場移民官員的大腦，映在臉上，肯定雪上加霜。老劉終於從自動門探出頭來。八年沒見，他明顯蒼老了，讓我想起他父親。他穿的竟是那件七十年代就穿上的土黃色羽絨服，領子很髒，袖口磨破，好像有意嘲笑由林同炎先生設計的舊金山國際機場，旅客們正由此飛向未來。…

師傅這稱呼，八十年代初開始流行，是“同志”與“先生小姐”之間的過度。在兩個階級的鬥爭中，這個詞嚴重磨損，其中的輩分、年歲、技術、能力，甚至潛在的性別意識都消失了。

一年多前，國內的朋友來信求證一個消息：彭剛自殺了。可無人知其行蹤。只知道，他八二年來美，就讀於匹茨堡大學，獲得數學博士，再無下文。他自殺，我是信其有的，為此難過了好幾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