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類學的反抗：僭越

托普曼或巴塔耶對抗政治與形而上的焦慮的方式是一種不可能的極限體驗，那麼這種所謂的不可能究竟意味著什麼？巴塔耶所研究的「耗費」「色情」（érotisme）、「僭越」（transgression）等概念，也就是通往不可能世界的具體方式，究竟在什麼意義上幫他對抗著焦慮？

這個問題，哈貝馬斯在《現代性的哲學話語》中給出過精辟的解答。巴塔耶對於現代性的批判立足於尼采的傳統，試圖撼動西方哲學長久以來的主體主義。但是他並未觸及內在的、本質的形而上學批判，而是從外部入手，在人類學中找尋答案⑩。不同於海德格爾，巴塔耶並不認為現代形而上學誕生於笛卡爾的「我思」，誕生於這一不證自明的主體；相反，他認為現代性誕生於工具理性，其問題在於主體被這種工具理性所奴役。在此意義上，巴塔耶的理論無疑更接近於法蘭克福學派那種以社會學的視角批判現代性的思想。

在《被詛咒的部分》和《色情》中，巴塔耶就開始立足於人類學研究，闡發自己的哲學觀點。人脫離動物性成為人的標誌在於使用工具、在於勞動，原因是動物的所有行為都出自本能，而通過勞動，人類證明自己沖破生物本能，學會了生產、積累與保存財富，擁有了為未來考慮的計劃能力。隨著這種工具理性的誕生，現代社會也逐漸形成。但是，工具理性也意味著異化：物不再作為其本質而存在，反而成了達到某一特殊目的的工具；在現代社會中，人的本質也逐漸被抹去，變成了為社會生產這一目的而運轉的齒輪。這一功利性的社會將所有事物都同化為一體，而那些不符合這一功利性原則的一切則被當作禁忌排除在外，這就是巴塔耶所謂的同質與異質之分。

但是巴塔耶看到了人身上那「被詛咒的部分」（la part maudite），看到了人總有一種反物化、回歸自我本質的衝動，這種衝動便是對禁忌的僭越，色情就屬於此。色情行為不同於生殖行為，不以創造後代為目的，相反，它的目的就是享樂，是一種純粹的能量消耗，是一種「非生產性」（improductif）的性行為。在這樣的僭越之中，人可以暫時擺脫功利原則的束縛，重新以自我本質而存在，找回失卻的主體性。

這種僭越並非回歸動物性，因為動物對自我的行為沒有意識，完全服從於身體本能，而人類這樣有意識地找尋自我本質、回歸異質世界的行為，被巴塔耶定義為「神聖」（sacré）。在神聖世界里，人褪去了社會人的外衣，回歸了自己的本初面貌。人不再是實現某一目的的工具，也不再扮演任何角色。人找回了自我的至尊性，恢復了自己的絕對自由、絕對自主，只為自我主體而存在。由此，我們便能夠理解托普曼在小說中的沉淪與墮落，理解他對極限體驗的不斷追求了。他的焦慮是一種存在的焦慮，一種看透政治、社會與存在的本質面目的焦慮。一切信仰、理念與社會價值都是虛偽的，因此他需要通過僭越行為來跳脫出這一切，僭越各種禁忌與道德，找回擁有絕對自主的那個自我。

現代性的另一個問題，在於人與人之間交流的障礙。在巴塔耶筆下，這種交流障礙的症結依然在於人的物化和自我主體性的丟失。生活在現代社會中的每個個體都是孤立的，因為人的存在並不以自我為目的，相互之間缺乏作為主體的交流。而在神聖世界里，作為主體而存在的人能夠感受到那種存在本質上的「延續性」（continuité），實現一種建立在主體之間的真正的交流。因此，僭越行為不僅能夠恢復人作為主體的至尊性，還能夠進而找回人與人之間跨主體性的交流。這是一種超越語言和一切社會道德准則的束縛、共同投身極限體驗的交流。在《天空之藍》中，托普曼與周圍人、與世界之間一直存在著隔膜，相互之間無法理解，難以交流或溝通。發生在現實世界中的事，在他看來毫無道理、不可思議，而他本人的思想與行動，在周圍環境的襯托下則顯得有些「失常」——這也是巴塔耶在「前言」中交代的。托普曼與他身邊四個女性的關係充分展現了這種交流的困境。

（2019-12-21 《文藝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