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扎爾代表的是一種托普曼無法理解的政治狂熱；格耶妮代表的則是讓他感到不適的虛偽的資產階級意識：「格耶妮來巴塞羅那坐的是臥鋪車廂，可她居然在讀《人道報》！」（第188頁）而從未現身的、他的妻子伊迪絲則代表著令他反感的傳統家庭倫理關係。只有蒂爾媞，一個和他一樣，時刻挑戰著社會禁忌、在個人的極端行為中放縱的人，令他無比痴迷。結尾處兩人在墓地中媾和的行為，是一種涉及色情、死亡、宗教等主題的全方位僭越的形式，這是作者通過小說試圖讓存在本質的延續性顯露出來、試圖構建一種跨主體性交流的嘗試。巴塔耶此處所用的超現實意象最能夠證明這一點：男女二人身下的泥土地，卻仿佛是一片星光搖曳的天空，而敘事者托普曼則感覺到他們兩人差一點就會「跌入黑夜」，「墜入了天空的虛無之中」（第200頁）。那片像徵著極限的天空突然出現在兩人身下，這意味著存在的本質在一瞬間向他們展現出自己的真正面目。

在巴塔耶的文學作品中，僭越具有強烈的「傳染性」。僭越的主體無法獨自存在，而總在試圖找到那個可與之分享極限體驗的人，找到那種本質的、跨主體性的交流。在《天空之藍》中，托普曼的坦白就依據這樣的邏輯：他對拉扎爾和格耶妮分別做了坦白，但沒有得到回應；唯一回應他的坦白、分享他的極限體驗的人，是和他有著同樣困擾與追求的蒂爾媞，而個體之間最為本質的交流也最終建立在這兩人身上。因此，巴塔耶的小說與敘述中存在著一個一貫的主題——「共謀」（complicité）。其作品的主人公總是一對共同追求罪惡與極限體驗、尋找存在本質共通性的人，譬如托普曼與蒂爾媞，譬如《眼睛的故事》中的「我」與少女西蒙娜，又譬如《愛華妲夫人》中的「我」與妓女愛華妲。每一對男女都仿佛是一樁罪行的共犯，被僭越行為的罪惡與快感緊密聯系在一起。此外，巴塔耶對共謀的追尋並不止於文本內部，他還試圖通過坦白式的敘述，與讀者建立這種共謀關係，呼喚那些能夠在其作品中體驗極限、瞥見存在的本質延續性，並進而融合在主體性的交流之中的人。
四、獻祭與文學

巴塔耶采用性與死亡相結合的形式來表現托普曼與蒂爾媞之間儀式性的結合，是因為性的禁忌與死亡的禁忌構成了人類理性社會的根基。對這兩大禁忌的雙重僭越，則可以擺脫理性的奴役，摧毀非延續性的存在，恢復人的主體性，並找回主體之間的本質交流，找回存在的延續性。在《色情》一書的「序言」里，巴塔耶如此描述二者的作用：

本質上，色情的領域就是暴力的領域，是侵犯的領域……我們明白，將人從非延續性中解脫出來的這一行為永遠是最為暴力的。對我們而言，最暴力的就是死亡，確切來說，死亡將我們從一種固有狀態中解放出來，而在這種固有狀態下，我們看到的是那非延續的、我們所是的那種存在。⑪

但是，巴塔耶的這一思想卻一直處於矛盾之中。在《內在體驗》一書中，巴塔耶試圖脫離現代理性的窠臼，找尋自我原初的主體性。因此，他將理性在自我身上留下的痕跡一步步剝離掉，首先是計劃，其次是語言，然後是理性本身，最後是自我意識。然而這其實是一個悖論，因為對一個理性的自我的完全解構，最終會導向死亡，但若不將這個自我毀滅，就無法真正觸及人的本質存在：

如果主體沒有被真正摧毀，那麼一切都還處於混沌不明之中。如果它被摧毀，混沌不明就會消解，但在虛無之中一切都不存在了。⑫

換言之，死亡可以恢復人的主體自由，但是既然主體已經死亡，這自由又有何意義？因此，這種主體的至尊性，這種存在的延續性，是無法真正被觸及的，永遠處於矛盾運動之中。這也是巴塔耶將之定義為「不可能」，稱其為極限體驗的原因。

不過，即便人無法真正回歸神聖狀態，他也可以通過死亡瞥見這一理想：

死亡，作為一個非延續的存在的毀滅，絲毫沒有觸及存在的延續性，這種延續性普遍而言存在於我們之外……我強調，存在的延續性是人類的本源，死亡無法觸及這一延續性，存在的延續性是獨立於死亡的，反之，死亡會將這一延續性展現出來。⑬（2019-12-21 《文藝研究》）

⑩Jürgen Habermas,Le Discours philosophique de la modernité,trad.Christian Bouchindhomme & Rainer Rochlitz,Paris:Gallimard,1988,p.250.

⑪⑬⑭Georges Bataille,L』Érotisme,dans Francis Marmawde（éd.）,Œuvres complètes,tôme X,Paris:Gallimard,1987,p.22,p.27,p.27.

⑫Georges Bataille,「L』art,exercice de cruauté」,dans Francis Marmawde（éd.）,Œuvres complètes,tôme XI,Paris:Gallimard,1988,p.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