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注】參閱克里斯蒂娃在「國際精神分析協會」第51次大會上做的講座《女性特質倫理學的序曲》（Prelude to an Ethics of the Feminine），倫敦威斯敏斯特中央大廳，2019年7月24日。下月推送這篇文章的譯文。

在我與凱瑟琳·克萊門特的對話中，我們深度探討了「享樂」這一主題，它引導我們走向宗教和神聖的領域。「享樂」超越了快樂，改變了性存有（sexuality），但並不「去性化」（desexualize），因為「享樂」將我們與內心自我和他者的對話聯系起來，並以此方式超越了個體與他者和「俗世肉身」（the flesh of the world）的連接和交流，這一點在科萊特…

問題是，如何在不借助信仰的情況下應對身處危險之中的人類——就像2004年本篤十六世（Ratzinger）、波肯費爾德（Böckenförde）和哈貝馬斯（Habermas）會面時主張的那樣？面對受景觀和金融影響、被權力欲望驅使的數十億個自我，面對這些，我們可以尋找到什麼樣的「信仰」，「團結的紐帶」或者「規范意識」呢？我試圖通過精神分析的研究回歸人類關係的基礎要素，其中包括欲望及其可能帶來的災難、空虛的痛苦、對信仰的需求和對理想的投入。

聖保羅在《聖經·詩篇》中說道：「我因信，所以如此說話。」（第116章）當精神分析師面對「我信」和「我說話」時，會遭遇兩種體驗。弗洛伊德在母子共生關係…

陪伴成為主體的過程，成為自己的過程，以及自我流放（self-exile），這些成為我身為語言學家和符號學家研究的核心，甚至早於我開始陪伴我在沙發上的病人。我最初研究所謂的「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將語言和語言的結構引入社會歷史語境，同時尤其重視在主體間（intersubjective）語境中的運用。

後來，我發展出一種既非笛卡爾式，也非現象學的概念，一個將弗洛伊德的無意識（unconscious）整合進去的說話主體（aspeaking…

共產主義與革命

喬治·尼瓦：索爾仁尼琴花了一些時間才理解蘇聯政權的本質。盡管經歷了一些失望，但他一直保持著樂觀態度。在你的經歷中，革命信仰起到了多大作用？

朱莉婭·克里斯蒂娃：我非常贊賞你對索爾仁尼琴的深入解讀，通過你，我了解到他是如何放棄共產主義，轉而沉浸在俄語和東正教信仰中。然而，我的經歷完全不同。我成長於一位達爾文主義者的母親和一位東正教信仰者的父親之間，由此養成了討論和辯論的習慣。我對母親的愛使我反叛了父親的信仰，然而我被這個男人對共產主義政權的堅定反抗困擾著，就像他的座右銘一樣：「我的女兒們，離開這個地方！從地獄的腸子里逃出去！（指的是我們的家鄉保加利亞）」父親認為，學習外語是實現這個目標的一個方式。俄語是必修的，但更重要的是法語，然後是英語。…

喬治·尼瓦：這些確實是當時的普遍做法。1956年至1959年期間，我經常給我的父母寫信。很久以後，我的一個患癌症的法國朋友給我寫了一封信，說：「我需要你知道，我為克格勃工作，我將你的所有信件翻譯成俄語。」即便如此，面對這些類型的譴責，如何解釋左派媒體的這種仁慈？

朱莉婭·克里斯蒂娃：的確，右翼媒體對這起誹謗案件沒有一個字的報導。是不是有些人依然沉浸在過去革命的承諾中，持有對「精英」的懷疑，對某些個人生活經歷表現出貶損呢？在這個案子中，「她」指的是我，我選擇了法國，所以我要麼是「人民的敵人」，要麼是潛在的克格勃特工——這可能是這些斯大林主義警察後繼者的邏輯推理。…

1974年，法國知識分子代表團受邀訪問北京，圖中外國人左起：弗朗索瓦·瓦爾（Fran-çois Wahl，1925-2014，法國哲學家、《太凱爾》雜志編輯、結構主義者）、朱莉婭·克里斯蒂娃（1935-）、菲利普·索萊爾斯（PhilippeSollers，1936-2023，克里斯蒂娃的愛人，上月5號剛剛去世）和馬塞蘭·普萊內（MarcelinPleynet，1933-，法國詩人、文學評論家），與他們同行的羅蘭·巴特…

I loved myself. And with that, opportunities start to fall into my lap. And I thank God for all of them. (Winnie Harlow)

Our lives are not in the lap of the gods, but in the lap of our cooks. (Lin Yutang)

'Victory Lap,' even the title. It's the accumulation of trial and error; that's what I represent; trial and error. (Nipsey Hussle)

Whoever will be free must make himself free. Freedom is no fairy gift to fall into a man's lap. What is freedom? To have the will to be…

各大博物館逐步開始線上線下相結合的創意營銷。博物館借助互聯網提高文創產業和本館的傳播度和關注度，以相對輕松的方式講好文創故事，並通過線下展覽和演出與線上演播和推廣相結合的方式，開展文創產業的創意營銷。中國絲綢博物館從2019年開始，舉辦的「國絲漢服節」都規定了明確的主題，從「明之華章」到「宋之雅韻」再到「唐之雍容」，圍繞每年的主題，在線下開展專業導覽、專家講座、文物鑑賞、漢服之夜等一系列活動。同時利用微博、b站、抖音等平台，吸引漢服文化愛好者深入參與，激發年輕人對漢服文化的熱情。絲綢博物館利用這一活動，在宣傳傳統文化的同時，也推動相關文創產品的營銷推廣，比如漢服走秀活動，創造了許多「漢服爆款」，博物館也適時推出了本館的聯名漢服。

此外，除了博物館自身發力，網絡的力量也不可或缺。去年，三星堆出土新文物的消息引起眾多人關注。三星堆博物館把握這一熱點，趁著這股「東風」，推出了「青銅面具」雪糕。…

4.0版

打破文物局限，深挖潛能

4.0版的博物館文創，不僅是對於博物館原有內容的開發，還盡力擴大其外延，實現自我價值的創造，是博物館文創跨界合作的又一次「升級更新」。

例如，北京故宮博物館出版社聯合真人密室逃脫游戲連鎖品牌「奧秘之家」，推出互動解謎書《謎宮·如意琳琅圖籍》《謎宮2·金榜題名》。書中將故宮文化與中國古典文化進行趣味結合，包含了較簡單的禮樂度量、時令節氣、棋譜書畫、五行八卦等知識，拓寬了博物館文化的外延。故宮出版社社長王亞民認為，是「與科技創新、多媒體進行融合」的跨界文創，「讓故宮的文化更好地走向社會、走向大眾、走向青少年的心中」。…

對於2.0版文創，博物館一方面嚴格把控文創產品的質量，一方面在文創產品價格上有意識地進行分層設置，以滿足不同群體的消費需求。同時，銷售渠道也從單一的館內櫃台，拓展到網絡營銷。

3.0版

樹立文物品牌，跨界聯合

當博物館文創升級到3.0版時，就進入到「大步」跨界階段。文創開始打破次元壁，玩轉流行文化，逐漸向「國潮」靠攏。隨著博物館跨界品牌授權合作的深入，各種各樣令人耳目一新的「博物館+」紛紛出現：+餐飲、+科技、+金融、+美妝、+旅游、+游戲………

從簡單的「貼圖」生產旅游紀念品，發展到利用館內豐富的文創資源和平台轉化為文創產品的階段，博物館文創實現了從1.0版逐步發展到4.0版的質變。

從一路「野蠻生長」，到絕妙的創意大受歡迎，博物館文創到底經歷了怎樣的蛻變？

1.0版

復印文物印象，簡單疊加

這是博物館文創「亮相」的初級階段，它們充當了博物館旅游紀念品的角色。比較常見的是文物仿制品，還有馬克杯、T恤、便利貼、書簽、筆記本、冰箱貼等小件生活日用品或文具。…

自倪攢畫過《獅子林圖》後，便一直被後人所仿效，比如清初王翚、恽南田、張東畲、黃鼎、方棕都畫過《獅子林圖》。在公元1703年，清康熙皇帝曾巡遊至此，賜額“獅林寺”。後來乾隆皇帝更對此地尤其鍾愛。

乾隆一度以爲獅子林是倪攢的私家庭院，只存在于圖畫中，後來才得知此園就在蘇州。據說他于1757年第二次南巡時，便攜倪攢所繪《獅子林圖》到蘇州按圖索骥，這次行程中陪伴乾隆的還包括畫家錢維城，與實景對照後，乾隆認爲倪攢只描繪出了獅子林的一部分，于是錢維城便畫了另一幅《獅林全景圖》。

乾隆本人不僅臨摹過倪攢的《獅子林圖》，而且還讓人仿照蘇州獅子林在圓明園和避暑山莊中各建了一座獅子林庭院，可見他對這院子是多麽癡迷。…

貳、從《荷花》到《獅子林》：今年持續的吳冠中熱

2019年6月2日晚，這幅尺寸爲144×297cm、創作于1988年《獅子林》在中國嘉德的春拍上，以8800萬元起拍，最終以1.25億落槌，加傭金最終以143,750,000元成交，創下了吳冠中中國畫最高價紀錄。這幅畫作也曾經出現于2011年的保利春拍，當年被拍出1.15億元。有媒體爲它算了筆帳：時隔8年，增值3000萬元。

在今年拍賣市場上，吳冠中正持續成爲市場的熱點。此前三個月，3月31日晚于香港舉辦的蘇富比春拍會上，吳冠中的布面油畫《荷花（一）》以1.3077億港元成交，成爲吳先生油畫拍賣的第三高價作品。

吳冠中 1974年…

作爲林風眠的弟子，吳冠中一直堅持做著“另一派”。雖然屢遭坎坷，但未停止。在中國與西方、傳統與現代之間，他選擇了一條小道，成爲一位“橫站者”。轉眼，吳先生已離開數年，不知如今、也不知今後是否還有這樣橫站著的畫者。



序



如果你的視線僅僅集中于這幅接近1.5米寬、3米長畫作的中央位置，你所看到的是一些毫無規律的線條、或濃或淡、或乾或濕的無處不在的墨點，以及雜亂的色塊。從這些由線條、色塊和墨點所填充的空間里，你可能會看到幾頭犀牛、幾根樹枝、幾隻怪鳥、大象，或者誇張的卡通人臉，總之，不同的人都可以從中看出自認爲是的形象。



而若是退後幾步，將整個畫面都納入眼中並重新打量，除去占據畫面五分之四的中央部分外，你會發現自己的視線正在一大堆亂石之上穿越、經歷著一次跌宕起伏的遊歷。…

那時，1968年的“五月革命”正方興未艾，如火如荼。年輕人懷著對權力的想像積極參與到社會變革活動中，女性試圖在社會佔有一席之地並獲得充分的權力。國家與國家之間、語言與語言之間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邊界開始敞開。

當時，我在巴黎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學習，並成為先鋒文學雜誌——《原樣》（Tel Quel）的一員。在這個過程中，我深入研究了哲學和語言學理論。我著迷於無法避開的黑格爾思想，也對胡塞爾的現象學充滿了激情。我在對這些問題的思考中融入了我對法語、俄語、英語和古典語言（拉丁語和希臘語）的認識，也融合了我對一些重要理論的推崇和解讀：俄羅斯後形式主義者米哈伊爾·巴赫金的對話理論，費爾迪南﹒德﹒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教程》中涉及到的符號學問題…

作為21世紀的國際化網民，我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都尚未意識到符號學不僅是網絡（互聯網）的先驅，同時也承擔著未曾預料卻義不容辭的責任——消除陳詞濫調，以及對抗高度關聯化世界所帶來的風險。

我所言的是哪一種符號學呢？…

倘若存在一種“話語”，它並不僅僅關乎於薄弱的語言學劃分和語言結構或者一個隱去的主體留下的隻言片語的記錄，相反，它與實踐中本質的因素息息相關，它以對抗和入侵、解構和建構的姿態囊括了無意識、主體性、社會關係總和。簡而言之，這種話語是一種生產性的暴力，它即是文學，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文本。即使是簡要地論述，文本的概念（後面將繼續討論）已經使得我們遠離了“話語”或者“藝術”領域。文本是一種可以與政治革命比肩的實踐活動：文本也可以將他者帶入到社會的事物引入到主體中。



如果說20世紀的歴史、政治初步驗證了一個人不能在他者缺席的情形之下自我改造，那麽在黑格爾的辯證法被顛覆…

這種意指實踐耗盡了堅固的意識形態的制度和裝備，論證了形式主義和精神分析理論裝置的局限。這類意指實踐，是現代文學的一種特殊類型，並通過意識形態的、強制性的和戀屍癖般的種種表現展示了社會結構的“危機”。准確地說，任何一種生產模式都存在著黎明和消亡，但這種危機卻從未消失：例如，在荷馬敘事詩清晰、群體性的呈現之後就是古希臘平達[②]的晦澀。然而，對於洛特雷阿蒙、馬拉美、喬伊斯、阿爾托而言，這種“危機”關乎一種新的現象。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同時產生和邊緣化了一種頗為壯觀的話語斷裂，同時運用它完成自我意識的重建。通過分解主體和主體意識形態的局限，這種現象呈現出三重效應，同時也產生了三類問題：…

科學和理論作為整體性的動因佔據主導地位，它們的干預使得隨機的話語在其各自領域內可以被理解。盡管如此，科學和理論會面臨失去話語權和重新奪回話語權的風險；同時，它們的干預一次又一次使得隨機的話語成為一體，哪怕只是實現暫時的統一。這類干預過程是科學和理論的長征。語言學、符號學、人類學和精神分析學表明，思考的主體即笛卡爾式的主體，是通過思想或語言來定義自身的存在的。



笛卡爾式的主體在其自身存在和主體形成的活動中融入了超語言實踐（pratique translinguistique），而在這一實踐中，語言和主體都不過是一些零星的時刻。從這一角度來思考，語言哲學以及源於它的人文學科（sciences humaines）是對這些時刻的思索。無論它們被視為僅僅是語言的、主體的，還是被視為與更廣義的社會經濟相關，其均取決於這些特定領域…

克里斯蒂娃是西方理論批評界中不容忽視的存在，她將詩性語言看成一種意指過程，即將詩性語言看成一個言說主體生成的符號系統。通過分析哲學、語言學以及精神分析學的文本，克里斯蒂娃證明了這個論點：“19世紀後象徵主義的先鋒性在文學再現中引發了一場實在的突變”。原書英譯本只翻譯了前三分之一關於理論建構的部分，本書沿用英譯本的處理方式，並根據法文原本校訂，未譯出的部分主要涉及對馬拉美和洛特雷阿蒙法文詩歌的分析和細讀。本書注解部分包含了原注、中譯者注和少數英譯者注。原注是克里斯蒂娃法文原作中對一些內容的補充說明，中譯者注則是對具體的技術性資料（人名、地名等）的補充，而英譯者注則是精挑細選的個別有助於理解原文的英譯本注釋。本書末尾附有譯者整理的詞匯索引表以及對關鍵術語的解釋，更加方便讀者理解。

克里斯蒂娃《詩性語言的革命》 張穎、王小姣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