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1968年的“五月革命”正方興未艾，如火如荼。年輕人懷著對權力的想像積極參與到社會變革活動中，女性試圖在社會佔有一席之地並獲得充分的權力。國家與國家之間、語言與語言之間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邊界開始敞開。

當時，我在巴黎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學習，並成為先鋒文學雜誌——《原樣》（Tel Quel）的一員。在這個過程中，我深入研究了哲學和語言學理論。我著迷於無法避開的黑格爾思想，也對胡塞爾的現象學充滿了激情。我在對這些問題的思考中融入了我對法語、俄語、英語和古典語言（拉丁語和希臘語）的認識，也融合了我對一些重要理論的推崇和解讀：俄羅斯後形式主義者米哈伊爾·巴赫金的對話理論，費爾迪南﹒德﹒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教程》中涉及到的符號學問題 ，埃米爾﹒本維尼斯特的有關闡釋的語言學理論，以及羅蘭﹒巴爾特的符號學理論。而尤為重要的是，我發現了精神分析學理論。那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保加利亞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體系中是不存在的。弗洛伊德的追隨者尤其是梅蘭妮﹒克萊因，以及雅克﹒拉康所帶來的精神分析學的突變對我的理論建構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這一改造後的符號學，於我而言，是一種批判的科學，能夠進行跨學科研究。它不僅面向社會和人類的歴史敞開，而且也對科學敞開，如對精神生活的研究可以延展到以生物學為基礎的驅力研究。

在這本書中，讀者將能找到我建構的許多理論的起源。這些理論如互文性、符號態、象徵態等能夠提供大量符號學研究的方法。與此同時，讀者也能夠發現19世紀末這一法國歴史上的政治和文化的重要時刻。這一時期的先鋒文學隨著馬拉美和洛特雷阿蒙的出現告別了詩歌的古典修辭方式。他們的詩歌中呈現出一種詩性語言的變革，這一變革為世紀末茍延殘喘的社會帶來了全新的韻律、被禁忌的欲望和驚世駭俗的理念。

詩歌總能帶來自由，甚至在構成民族語言的社會契約的核心也是如此。在馬拉美和洛特雷阿蒙的文本中，這種自由以一種異常大膽，甚至聞所未聞的形式呈現。正是這種異端的獨特性、固執的親密感和反叛的存在最終在他們的文本中取得了話語權。

這本書源於我的博士論文，感謝中譯本的譯者，是妳們將我詩性語言的概念帶給廣大的中國讀者。感謝我的讀者，謝謝妳們在我通往自由之路上的陪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