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巴赫金認爲，對話是人生存的基本狀態。人的存在應該被當做一種存在的事件來看待，而個人的存在依賴于他者的存在。“所謂他者，是指一切與我相異且外在于我的主體或主體性存在，包括具體的妳和他，也包括蘊涵意義的物質的或思想的存在與環境，甚至包括我試圖擺脫的那部分自我或自我意識。”（王建剛 2001：44）與他者的交流和對話是人的主體建構過程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其次，巴赫金認爲，語言的本質就是對話。在人與他者進交流和對話中，語言的作用不可替代。話語是語言交際的基本單位，任何話語都具有“內在對話性”。所謂“內在對話性”是指任何話語首先都處于社會和歷史的文本之中，必然包含他者話語的成分，是對他者話語的回應，同時任何話語都希望得到他人的回應。

第三，巴赫金認爲，差異性是對話關係得以持續的必要條件。社會生活的豐富性和多樣性是差異性存在的基礎。只有不同的聲音參與平等論爭，才有可能最終獲得真理。承認差異性也是對與“我”對立的“他者”存在意義的認可。肯定差異性表明了對話的平等性特征。差異性是對話理論和“狂歡節”理論的基礎。

第四，巴赫金將對話分爲“微型對話”和“大型對話”。這兩個概念出現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研究中。所謂“微型對話”是指表述（высказывание）的對話性特征。表述不同于句子，它包含語言學命題和與陳述環境相關的非語言學內容，聯接著先前的同一主題的話語以及將來可能産生的話語，並進而構成對話。這樣的對話關係，被巴赫金稱之爲“微型對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微型對話”表現爲雙聲語，即“包含他人話語的語言”。而“大型對話”涉及小說結構，是小說各個部分之間潛在的對話關係，包括生活中人類思想的對話關係、作者與主人公的對話關係等。

第五，複調與對話。在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研究中，巴赫金肯定前者獨創了一種新的小說類型，即複調小說。巴赫金借用音樂術語“複調”的目的在于強調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中的每一個人物形象都發出自己的聲音，表達出自己的意志，同時又構成一個統一體。複調模式以對話爲基礎，表現著狂歡節式的世界感受。

第六，“狂歡節”式對話。“狂歡節”是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一方面，因擺脫了特權、禁令的約束，人們得以展現自身存在的自由形式。另一方面，在狂歡中夾雜著人對生活和生存的複雜感受，即體驗不斷的更新與更替、死亡與新生和衰頹與生成。在狂歡情況下展開的對話，能夠“實現不同話語在權威話語隱遁時刻的平等對話與交流。”（劉康1994：165）“將狂歡研究置于巴赫金的對話理論視野之中，就會發現，狂歡研究已顯出其邏輯的必然了。在某種意義上講，狂歡是對話理論的塵俗化、肉身化，對話則是狂歡的理性化、聖潔化。”（王建剛 2001：41）。

第七，對話與意義的確定。巴赫金認爲，語言有其社會性，對話具有非完成性。在這種情況下，意義呈現出不斷更新的特征。他指出，從對話語境來說，既沒有第一句話，也沒有最後一句話。即便是過去的涵義，即以往世紀的對話中産生的涵義，也從來不是固定的。它們總是在隨著對話進一步發展的過程中不斷變化著（得到更新）。

3 互文性概念闡釋

1967 年，《求是》雜誌上發表了克里斯蒂娃的文章，題目爲《巴赫金·詞·對話和小說》。該文章不是簡單的關于巴赫金學術思想的介紹。一方面，克里斯蒂娃肯定了巴赫金的研究方法，即摒棄過去的對文本進行的靜態切分，將文本納入歷史和社會生活中進行考察，納入作家讀到的、重新翻寫的或寫作涉及的文本中進行考察。另一方面，她對巴赫金的“對話性”進行了加工，並在此基礎上結合符號學理論提出了獨創的“互文性”概念。

克里斯蒂娃指出，是始發于 19 世紀末文學（以及社會、政治及哲學）變革，使對話逐漸成爲創作的對象，這一點在拉伯雷、斯威夫特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小說中都有所體現。複調小說的不可讀性（нечитабельность）特征使其內轉向于語言。也正是在這種變革中，文本間對話性的問題即互文性問題顯露出來。

（俄羅斯語言文學與文化研究，2015 年第 2 期，總第 48 期，40—46頁；作者簡介：孟英麗（1973—），女，黑龍江大學博士研究生，牡丹江師範學院教師，教授，主要從事俄語教學與研究。（黑龍江大學，哈爾濱 150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