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寫主體同時也包括了非意識領域，這個領域並不受制於壓抑，但也未到達意識領域。這是主流意識形態所覆蓋的領域：神話和偏見的整個系統呈現出我們在某個特定中心內部對社會和自身所處位置的觀點。它包含了所有我們認為理所當然而從不會去質疑的事物，因為我們假定它們是真實的，卻並沒有意識到它們並非真理，而是服務於當權的組織、階級和政黨的精心構建。過程本身是複雜的，因為作家同樣意識到自身處在歷史的某一時刻，遵照歷史的動力和趨勢，並對其做出反應甚至是抵抗。克里斯蒂娃對書寫過程的分析，具體表現在她對馬拉美和洛特雷阿蒙的作品分析中。他們的影響，同樣可以在現代美國文本中找到，如福克納的作品《押沙龍，押沙龍！》（Absalom, Absalom!）。

這部小說是作家一切過往經歷的結果，除了他所經歷的個體的無意識和意識之間的辯證關係，同時還包括他的個體經歷：一個住在密西西比的南方人，無論迎合還是抵抗都難逃歷史的影響，他深知自身的南方家族史，見證了經濟大蕭條所帶來的困境，了解了動蕩不安的20世紀30年代殘酷的勞資關係，目睹了國會通過第一個社會改革的法案，注意到並可能贊成政府在有關黑人地位問題上的不作為。所有的這些因素都在文本的線索中萌芽。對部分論點的初步考察，參看：Leon S.Roudiez, «Absalom, Absalom! : The Significance of Contradictions», The Minnesota Review, Fall 1981, NS17:58-78.

書寫主體受到某個選擇成為作家的人的推動，並用書寫的形式表現出來。書寫的決定包括創作隨筆，詩歌、散文詩、日記或者小說。這種書寫，運用羅蘭·巴爾特的術語Roland Barthes, «To Write: An Intransitive Verb? »in Richard Mackey and Eugenio Donato, eds., The Languages of Criticism and the Sciences of Man, 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70, pp.134-145.，可能是及物的或者不及物的。它可以是對某個仰慕的詩人或者小說家的模仿，也可能恰恰相反，是對已發表作品的駁斥。大致來說，正如克里斯蒂娃在《詩性語言的革命》後半部分中所提出的：「文本假定了幾種敘述的分類，要麼是同時期的，要麼是先前的。它們自己挪用了這些文本，用來認可或者是拒絕它們。但最終是佔有它們……好像這些其他的敘述是一種鼓勵，鼓舞文本本身來采取行動。」Julia Kristeva, La révolution du langage poétique, Éd.du Seuil,1974, p.338.

這段論述舉例說明了在文本分析過程中需要重複不斷地考慮何種內容，從而來了解意指過程本身。一方面，任何文本都不可能脫離文本的語境——整體的語境來指稱，這個語境包含著無意識、意識、前意識、語言學、文化、政治、文學；另一方面，又是文本獨自引導我們走向整體語境的不同領域。毋庸置疑，研究文本的學者，雖然並非必須是一個精通所有領域的專家，但他仍需要掌握其他相關學科的知識。

我剛才已經提到了一種缺憾：即這本書原著的部分內容並沒有被完整地翻譯出來。事實上，我們只將三分之一的內容譯成了英文。《詩性語言的革命》全文是非常厚重的，總計646頁，是克里斯蒂娃在1973年7月所提交的國家博士論文。這本博士論文的答辯，是一場盛況空前和激動人心的儀式，甚至有媒體應邀參與這場答辯。法國的《世界報》（Le Monde）派出記者出席，報道中提到，羅蘭·巴爾特作為克里斯蒂娃的答辯委員會成員之一，甚至有意避開詢問任何問題。該新聞報道援引了巴爾特的話：「你幫助我完成了多次轉變，特別是幫助我從成品的符號學轉向生產的符號學。」Francois-RenéBuleu, «Tel Quelàl'amphi», Le Monde,5 Juillet 1973, p.15.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巴爾特對克里斯蒂娃的態度，是一種贊賞；而他的評語則是極為少見的師長對於門徒所表達的感激。因此，讀者可能會為本書沒有被完整翻譯而感到遺憾。

然而這主要是考慮到出版這樣一本厚重的著作費用驚人，同時對於讀者而言，價格也更加昂貴。加之在這本著作後面近400頁的內容中，克里斯蒂娃細致地分析了洛特雷阿蒙和馬拉美的法文篇章。但是這本著作所預設的讀者群並非法國文學方面的專家，抑或那些可以閱讀法文的讀者。總之，這些頻繁地運用法語詞匯形態和音素來進行分析的論證，會非常難於理解。所以，最終我們翻譯了這本著作的理論部分，這一部分的內容並未超出大多數學者的基本知識范疇，也不需要關於法國文學和法語的專門知識。同時，閱讀這本書的理論部分，須對哲學、歷史唯物主義、語言學和精神分析這些領域有所了解（或者有興趣），在某種程度上，這些學科為我們提供了我們所處時代的知識基礎。這些領域的專家則會在閱讀本書時面臨一些新的挑戰，而「文學」學者則會在本書中找到審視閱讀與書寫（這兩種我們存在之中的「簡單」行為）的全新路徑。

（[法]朱莉亚·克里斯蒂娃《詩性語言的革命》，2016，四川大學出版社，張穎、王小姣譯，7-1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