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特法爾將互文性定位爲“讀者感知”的主要模式和幽默、荒謬、含混、模糊等特殊文學效果的來源。他認爲，每位讀者都具有對一個文本所傳達的信號和按照此文本進行“恰當的”互文性解碼而要求的語言和文化能力。里特法爾提出了“閱讀理論”，指出閱讀過程有兩個階段，“啓發式”的第一階段和“反作用的”、“闡釋的”第二階段。文本的意義只有在第二階段才能夠被確定。里特法爾閱讀理論的核心是“符意”（interpretant），即翻譯文本的表面符號並解釋文本含義的一種符號。借助于皮爾斯提出的符號學三角關係圖，里特法爾提出了文本、互文本、符意的三角關係圖。

互文性理論的提出在西方文論史上意義重大。一方面，作爲理論和批評實踐，互文性爲傳統的文本間關係分析手段提供了理論基礎，另一方面，互文性概念提供了一種文本閱讀歷史、嵌入歷史的方式，它使人們從新的角度觀察文學藝術中的一些重大問題，如文本的意義生成、文本的閱讀與闡釋等。

4 對話性與互文性的關係

巴赫金的對話理論對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論具有重要的啓發意義。巴赫金對超語言學進行的探索，對在社會歷史環境下的考察和對話嘗試以及把他人話語和社會雜語現象作爲對話性的重要特征進行研究等活動構成了巴赫金的話語理論和對話原則的基礎。這些內容被後者引入自己的互文性理論。將兩者進行比較分析，我們能看到，對話性和互文性之間是一種繼承—突破的關係。

4.1 互文性理論繼承了對話性理論的多元觀和動態觀

作爲互文性理論的創始人，克里斯蒂娃始終強調，是巴赫金的理論啓發了她。對話性是互文性的理論基礎，這可以從對話性和互文性的共性—即參與成分的多元性以及意義産生的動態性特征中窺見一斑。

正如前文提到的，在巴赫金看來，人存在于社會中，存在需要對話，因此存在也意味著對話。而對話需要應答，需要說者以外的其他人。“我”和“他者”存在于社會中，相應地，“我的聲音”和“他者的聲音”存在于各種表述中。直接意義上的對話涉及說話人和受話人，轉義的書面對話（表述）涉及讀者、作者、作品主人公等等。這種對話參與者的多元性打破了傳統文學批評中作者一家獨大的傳統，爲讀者提供了參與書寫的機會和多重解讀作品的可能性，也爲複調理論打下了基礎。

克里斯蒂娃繼承了巴赫金的多元觀思想。她強調文本的拼接性，不同時期、不同源頭、不同性質的引文交織在一起，形式上，文本以一種馬賽克鑲嵌的效果得以存在，內容上，文本通過互文獲得自身意義和價值。

意義生成的動態性，是巴赫金和克里斯蒂娃共同堅持的觀點。巴赫金摒棄傳統的對文

學作品意義的靜態分析形式，文學作品不再被視爲一個意義固定的點，而是多個文本平面交叉之地。學者設計了由水平軸（寫作主體—接受者）和垂直軸（文本—情境）構成的意義理解模式，其中每個參數的變化都會導致新的意義的生成。動態性使文本具有了能産性特征，正如後來巴爾特指出的那樣，文本是一種複數的存在。

4.2 互文性理論突破了對話性理論的文本和主體範疇

4.2.1 “文本”與“表述”

在巴赫金的理論中，文本的意義相對狹窄。學者用它來指純語言學意義上的“文本”，並且還曾指出，語言學範圍的“文本”不具有“話語”的對話性。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學者選擇了俄語詞“表述”（высказывание）。表述是巴赫金重點論述的問題之一，它指語言在具體語境中的運用形式。表述的特殊性在于它歷史現象的現實性。作爲歷史事件，表述總是包含人的具體“社會評價”。而“社會評價”既從選擇語言形式方面，也從選擇意義方面決定著現實的歷史現象—表述。表述的兩種特性之一是對話性，即每一個表述都以言語交際領域的共同點而與其他表述相聯系，並充滿他人話語的回聲和余音。表述的第二個特征是具有針對性（адресованность）。巴赫金認爲，對話是說話者和聽話者相互作用的産物，是聯系人與“他者”的橋梁。話語的意義依靠與“他者”的關係來實現，因而說話者表述時必須考慮聽話者的情況，其中包括背景知識的熟悉程度、話題相關知的掌握程度、個人經歷、喜好、雙方社會地位等等因素。在表述的概念基礎上，巴赫金對對話理論進行了闡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