郵差先生走到街上來，手裏拿著一大把信。在這小城裏他兼任郵務員，售票員，但仍舊有許多剩餘時間，每天戴上老花眼鏡，埋頭在公案上剪裁花樣。因此──再加上歲月的侵蝕，他的脊背駝了。當郵件來到的時候他站起來，他唸著，將它們揀出來，然後小心的紮成一束。

“這一封真遠！”碰巧瞥見從雲南或甘肅寄來的信，他便忍不住在心裏嘆息。他從來沒有想到過比這更遠的地方。其實他自己也弄不清雲南和甘肅的方位──誰教它們處在那麽遠，遠到使人一生不想去吃它們的小米飯或大頭菜呢？

現在郵差先生手裏拿著的是各種各樣的信。從甘肅和雲南來的郵件畢竟很少，它們最多的大概還是學生寫給家長們的。“又來催餉了，”他心裏說：“足夠老頭子忙三四天！”…

黃昏從空中降下來了，降落到小城的屋背上和小胡同裏了。賣煤油的遠遠從小胡同的轉角上出現，肩上擔著挑子。

“賣煤油啊！梆！梆梆！”他喊著，敲著木魚。

胡同裏沒有人。一條狗望望他，接著又自行走開。有個門響著，有人從裏頭走出來。

“賣煤油的！”走出來的人站在門口臺階上喊，手裏端著燈。

梆！梆梆！賣煤油的在臺階前面停住，挑子放到街沿上了。這是個裝著架子的煤油桶，另一頭配一口箱子，上面貼著紅斗方，裏頭放的是各種雜貨：火柴、香煙、紙、糖和煙絲。…

最後一次我到這小城裏來，就在不久以前，我已經好幾年不曾聽說書人的書。我到城隍廟裏（城隍廟早已改成俱樂部），在月臺下面，原來說書人放桌子的地方停著一個賣湯的。我感到一陣失望，城隍廟原先我們看來多麽熱鬧，現在又如何荒涼；它的大殿原先在我們心目中是多麽雄偉，現在又如何卑陋；先前我們以為神聖的現在又如何可憐了啊！

“說書的還沒有來嗎？”我忍不住問。

賣湯的說他正害病──

“他好幾天沒有來了。”

第二天說書人死了。我正在城外漫不經意走著，一副靈柩從後面趕上來，我停在路旁讓他們過去。他們是兩個杠手，另外跟著個拿鐵鏟的。…

我第一次看見說書人是在這個小城裏。在城隍廟月臺下面，他放一張斷腿板桌，周圍──前面和兩旁，放幾條板凳。他是個中年人，穿一件藍布長衫，臉很黃很瘦。他有一把折扇──黑色的扇面已經不見了，一塊驚堂木──又叫做醒木，一個收錢用的小笸籮，這便是他的一切。桌子和板凳是他向廟祝租來的。他說武松在景陽崗打虎，說李逵從酒樓上跳下去，說十字坡跟快活林，大名府與扈家莊。他的聲音不高，並且時常咳嗽，但是很清楚，有時候他要學魯智深大吼，嘍啰們吶喊。他用折扇打、刺、砍、劈，說到關節處把驚堂木一拍，聽書的每次給他一個或兩個制錢。

這無疑是一種賤業。我不知道別人對於這種職業抱的態度；但是如其有人教我填志願書，即使現在，我仍會寧可讓世間最愛我的人去失望，放棄為人敬仰的空中樓閣──什麽英雄，什麽將軍，什麽學者，什麽大僚，全由他去！我甘心將這些臺銜讓給別人，在我自己的大名下面，毫不躊躇的寫上…

這些信的內容徐大娘大概早已記熟了，只要看信封上的記號她就準知道裏面說什麽了，但是她的老眼仍舊毫不瞬轉的盯著我，留心聽每一個字，好像要把它們捉住。很可能，這些字在她聽去很可能一遍比一遍新鮮。

“他說他身子壯嗎？”看見我停下來，她嘮叨著問。

“是的，”我把信交還她。“他說他身子很壯。”

於是第二封，從湖北一所監獄裏寄來的。

“好幾年前頭，”她嘆息說，“他驀地裏寫了這個信，教家裏給他兌錢。”

第三封，最後的沒有發信地址的一封──…

我們全坐下來。徐大娘坐在下面網凳上。徐大娘的確老的多了，她的原是極強壯的身體衰駝了；她的眼睛看起來很遲鈍，臉上的皺紋比先前更深，皺褶更大；她的包著黑縐紗的頭頂，前面一部分分明是禿了的，而其餘的幾乎也全白了。

“你在外邊好嗎？”她用袖子擦眼睛，沒有留心我望著她時候的驚異。“聽說你也一直沒在家──這些年你都在什麽地方？你看見過立剛沒有？”

一陣莫大的恐慌，我對老太太怎麽講呢？我跟她說她的好立剛死了嗎？早就被人家槍斃了嗎？幸喜她的注意並不在這裏。人們說老年人就是長老了的小孩，這指的正是徐大娘。徐大娘正在一種天真的興奮中，什麽念頭在她心裏轉哪，你心裏會說：她這麽忙？…

我忽然想起徐立剛的父親徐大爺同徐立剛的母親徐大娘。徐立剛就是人家叫他大頭的徐立剛，我小時候的遊伴，據說早已在外面一個無人知道的地方被槍斃了；並且當我問起的時候，只有極少幾個人能想起他的名字，這個小城的居民幾乎完全把他給忘了。那麽這兩個喪失了自己獨養子的老人，兩棵站立在曠野上的最後的老蘆草，他們是怎樣在風中搖拽，怎樣彼此照顧，而又怎樣度著他們的晚景的呢？

這一天我站在他們門前，快近黃昏時分，許多年前的情景又油然回到我心裏來。徐大爺是個中年人，高大，莊嚴，有一條腿稍微有點瘸。徐大娘跟她丈夫相反，圓圓的大臉盤兒，相當喜歡說話，常把到他們家裏去的年輕人當乾兒子看。徐立剛自己由他們調合起來，高大像他父親，善良像他母親。徐立剛的妹妹，用紅絨繩紮雙道髻，是個淘氣的小女孩。這人家跟我多親切，過去跟我多熟！──我想著，我躊躇著，好幾回我伸出手又縮回來，忍不住去看街上。…

葛天民謙虛的向我笑笑。因此這老員外的第三個女兒的災難就跟著來了。據說她生的是又美麗又有才德，用普通的籠統說法，就是所謂琴棋書畫無不精妙。說到德性，人家說她的臉蛋兒從來沒有被野風吹過，好像它被陌生的眼睛一看就會給看破似的，她躲在繡閣上很少下來。每天她讓丫環焚上香，跟丫環繡花著棋，有時候填一闋“菩薩蠻”或“玉樓春”。時間就這麽過去了。她二十歲以後，下樓的次數更加少了。女孩兒家總像似乎等待著什麽，又似乎毫無要求；至於外面怎樣傳布著謠言，那些被拒絕的求聘者怎樣造謠說她父親準備把她嫁給皇帝，甚至更不堪入耳的話，她哪里能聽得見？

 …

“我想你有你的看法吧。嗯？”葛天民講完故事，瞧著我半天不作聲，便揮著出診包問我。 

“你簡直把我弄糊塗了，”我說。“也許是你們果園城人把我弄糊塗了。因為不管你們這個塔是怎麽掉下來的，依我的意思，它總該對於果園城有點影響。” 

“我承認；我承認這一點！”

“你知道就因為這個緣故我才奇怪：果園城人──說真的，他們跟許多年前，譬如跟那個糊塗仙人經過果園城以前，你覺得有變化嗎？” 

葛天民大吃一驚。 …

“別的事情嗎？”他吃驚的問。 

“我有個問題，葛天民，我總以為阿嚏是一部分果園城人的代表人物？” 

“你說的不錯。對了。”

“那麽你可能有你的看法，你可能研究過他？” 

葛天民望著天空想了一下，搖搖頭──“噓！沒有。”他自己也是果園城人，他沒有意見，沒有十分注意過好水鬼。他想的是另外的東西，它是如此重要，假使沒有它，據說人將不認識果園城，將立刻發生恐慌，自以為會像飛來峰一樣，夜里被一陣怪風吹到爪哇國了。 …

這一天早晨很早，守城門的剛剛將趕集人放進去，我已經在果園城外了。一種快樂欲望在心里騷擾我，昨天晚上幾乎使我不安了一夜。說老實話，果園城的見識確乎有大力量，只要你能在這些聰明人中間生活三天，忽然間你發覺你有許多妄想，你恐慌起來，原來連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已經改變了。我抱著只有果園城人才會有的愚蠢目的順著收割過的土坡走去，嘴里吹著哨子，心里十分高興，仿佛我自己就是水鬼阿嚏。太陽正從天際從果園城外的平原上升起來；空氣是溫柔潮濕，無比的清新；露珠在掛著秋毫、在散佈著香氣的草葉間閃爍；在上面，陽光照著果園城的城垛和城頭上的塔，把它們烘染得像金的一般在空中發光。 …

“他當然也生孩子了；你知道他有幾個孩子嗎？”我笑著間。

小漁夫反對我的意見。他說： 

“你愛開玩笑，夥計。阿嚏不是傻瓜，我要是阿嚏，我就不生孩子。比方你有一條船，坐上它到海里去，船上帶著孩子，大的哭，小的叫，頭都給他們鬧疼了。” 

“可是你剛才直怕我們去見阿嚏的，大促織？”我提醒他。同時，你當然想得到，當我聽完他的高論，幾乎大笑起來。

 …

水鬼不用說糟了，帶著好夢和鼾聲被踢到河里去了。於是咕嘟咕嘟，水面上浮起一溜水泡，原來果園城的水鬼也要呼吸！這個倒霉東西扎猛子到對岸，在明亮的月光下面，光光的蹲在沙灘上。據果園城的人說，他的鼻孔里灌進去許多水，同時還舉出證據，說明絕不是出於捏造。 

“阿嚏！”他──這個果園城的水鬼極響亮的打個嚏噴。 

“你橫些個什麽，老鬼！頂多你兒子不過是個舉人。”他在沙灘上罵。

 …

“你要到哪里去呀？”小漁夫忽然問我，他要我指給他方向，他說我們不能沒有目的的亂劃。 

我們不能沒有目的的亂劃。

 …

當我講果園城的阿嚏之前，首先應該說明我穿過一片樹林，從生著知風草和小樹叢的土坡上走下去，然後，我在荒涼的河灣里了。在河灣里我發現一條拴在木樁上的小船，一條打魚的小劃子。我跳上去並在橫檔上坐下。促織瞿瞿的在土坡上叫著；河灣里散佈著飄拂草和三白草；辣蓼羞澀的垂了臉，可愛的紅紅的臉……四周圍是一片漠然的荒寂。時間在這里猶如在太古羊齒植物的叢林中一樣是不存在的，你可以想像到五百年，一千年，甚至再追溯上去──三千年以前，飄拂草就像現在西洋婦人的面網，在潮濕的沙灘上結它們的種子，三白草抽出它們的小小花穗，辣蓼草是像全身穿紅的鄉下少女在風中顫著笑了。

這自然是只有在果園城才有的荒唐思想。羞澀的辣寥草側著頭在偷偷看我；空中彌漫著收割過的谷田里的香氣，乾草的香氣；陽光撫摩著我的肩膀，把我照的渾身發懶。 …

“噓，……這些愚民！”他常常咬著牙關，痛苦得嘴唇發白，同時又輕藐的搖著頭對自己說：“你怎麽能教他們認識誰是好人，誰有才能？他們看起來每一個擺測字攤的都是姜子牙，他們把玻璃當成珠翠，把真金當成黃銅！” 

他所受的不公平和說不盡的煩惱使他更加傲慢，人家說他：“牢騷，沒有完的牢騷！”他自己常常說：“我的胃又疼了。”漸漸的他不再去城外，甚至不想出門，愛造謠的人就說他快瘋了。沒有人知道他做什麽，他每天都在書房里坐著；他並不看書；他獨自抱起肩膀坐在椅子上，好像準備跟全世界決個勝負。

 …

現在且說這塊果園城的傲骨。接著他被“請”出來，被請到衙門里並且監獄里去了。他的兩個學生證明他向他們宣傳共產，後來有人說他們是被收買的“學校保衛隊”，當然舉不出確鑿的足以構成罪名的證據。可是人家根本並不要什麽證據。他在監獄里住了半年。這時候他多憤怒！從監獄里出來，他跟父親吵了一架，還幾乎跟所有的人吵架。接著他去旅行。人家說他下了決心，跑到上海去找關係，但是共產黨──那些在“地下”的人門口並不曾掛牌子，找他們比穿上洋服去見衙門里的“革命家”困難多了。他的錢很快就用完了，連衣服都送到當鋪里去了。最後他只得帶著滿懷羞辱和兩肩灰塵回果園城，另外他給“梅花團”和“C C 團”弄出點麻煩，他們至今也許還在按月替他做報告。 …

“我們果園城的人沒有第二個考上這個師範學校！”他父親笑著對別人──也許是個剃頭匠說。老頭子從來沒有進過“師範”，在他的想像中，覺得它是很大很大，除去北京的京師大學，要算它最大了。他歡喜的等著，等著將來做“封翁”耀武揚威。 …

“牢騷，沒有完的牢騷！”當人提議去看他的時候，他的相識們總是搖頭皺額，仿佛他們對他已經沒有辦法。 

於是我們想，什麽是造成這個所謂“沒有完的牢騷”──我們往往覺得，這對於當事者本人，要遠比字面上所說明的可怕得多呢！在考慮這個問題之前，我們注意到這種現象，在最近十年老中國的生活莽原上，在激烈的斗爭中，出現一批憤世家。他們憤恨政治腐敗；反過來，如果他們堅持下去，活一天便遭受一天的壓迫排擠。這些人無疑都是好人，自認為靈魂純潔得像秋天的鴨跖草，但是，假使這話不致過分的傷害他們，我得說他們中間很少真正的強有力者。這個人就是這種好人，不管我們怎麽評判，世人又怎麽指責，縱然社會人士全離開他，故舊們全輕視他，他的同道卻仍舊對他存著敬愛。人家說他脖子後面生著一塊傲骨。…

“他們做什麽嗎？” 

賀文龍說他們在學校里吃酒。他們劃拳、行令，一直吃到夜深。最後他們都吃醉了，校長──一個國民黨特務裝作吃醉了，油三妹自然是早吃醉了。她大笑並且發狂的唱歌。 

“這事情是很平常的，”你也許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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