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當前的現實已變成這樣：在公開場合，我已經不能稱呼常老為“所長”，甚至不能稱“常老”了，而只能是“老常”甚至直呼其名，不能露出一點恭謹之意。我也不再是他的下屬，不再是他老的學生或他的老友的學生，而是代表堂堂革委會“押解”他老的董超、薛霸之流了，不過美其名曰“革命群眾”罷了。甚至，在必要的時候，我還得稱他老為“牛鬼蛇神”。例如這次到酒泉治傷，我居然就利用了常老的這個“身份”，辦到了原不可能辦到的事。至於上車時稱呼了他一次“老同志”，那也是為了應對不知情的旅客，討得一個下鋪而已。

說來話長，還得從頭說起。

68年春，所裏成立了“大聯委”，開始了另一波比資反路線時期更大的揪人狂潮。我則因多次被借調到縣裏工作，得以暫時脫身。等到我秋天回所，所裏已來了軍宣隊。以後，所革委會也成立了。

軍宣隊三個人。隊長李治安，副團級，其實心地挺好，大大咧咧，與知識分子（當然只限於“革命群眾”）打成一片，並無歧視之心。他的妻子也來了，還為我們這些單身漢時時縫縫補補的。一個七八歲的小女兒笑起來特別可愛，與“牛鬼蛇神”的子女成天瘋淘。另一位我們叫他老解，陜北人，連級，高個兒，笛子二胡樣樣來得，尤其喜歡吹嗩吶，隨身就帶著一把。他到了所裏就像是一位遊客，從來沒聽他在會上說過什麽，一切似乎都與他毫無關系，“階級覺悟”極差。經過他的房門，便拉你進去聽他吹嗩吶。好聽，充滿深情，讓你想到黃土高原，大概他心裏只惦記著老家。還有一位小王，一個小兵，四川人，三個人中年齡最小，矮矮胖胖，按體型判斷本應屬於老好人之類，卻出奇地“革命”，兇神惡煞般，即使對我們這樣的“革命群眾”，經常自豪地掛在嘴邊的話也是：“你們的出身都不好，再說，你們又都是知識分子！”在他的心目中，知識分子天生有罪，比他這位貧農出身的低檔多了（從此，我就再不相信按體型可以判斷一個人的說法了）。

這位小王有一個遠大的志向，便是學會開汽車，可以肯定，此事與他即將覆員回鄉有關。在部隊沒人讓他學，到了所裏，便利用軍宣隊的身份，沒有駕駛證也要開車，對司機王傑三搞了一場“奪權鬥爭”。正好，那位建國前曾經給國民黨駐軍廖師長開過車的王司機，天天活在被“清理”的恐懼之中，巴不得能巴結上這樣一位朋友，自動乖乖交權。所裏有兩部車，其中一部是所謂“轎車”，是常老想辦法在蘭州請人就一部卡車改裝的。因為車身窄，除了前面有兩排座，後面的座位就圍成凹字，中間還可以裝一些貨。有時人多，在堆在中間的米袋子上也坐著人。“文革”以前，常老自然坐在前面，成為“牛鬼蛇神”以後，只能縮在車尾。我們坐在車上，看在眼裏，卻也說不得什麽。由著這位奪到權的王小革命七上八下曲裏拐彎地拉著我們進城，心也七上八下。

這天，逢著公路兩邊澆水。農民為著方便，把公路橫著挖成小溝，讓水流過，溝邊堆起兩條土壟，按說只要慢慢開過，不會有什麽問題，多年來都是這樣的。偏偏這位小革命不管這一套，沒減速便想沖過去，車子一蹦老高，全車人便都攤倒了。那天大概為了寄信進城的常老照例坐在最後，蹦得最高，頭竟被蹦到車頂棚裏去了，再重重摔下，登時造成腰椎骨折，不能行動。

常老疼得熬不住，打報告申請治傷。敦煌沒法治，常老要求去蘭州，革委會看不是事，只得同意，但只能去酒泉，派我“押送”前往。

為什麽派我去？一則這本不是什麽好差使，革委會袞袞諸公忙著革命，不屑於為這種小事勞動貴體。二則既然沒人願去，我也暫時還沒被揪出來，不妨也給我一個臨時“革命”的考驗機會，事兒便攤到我頭上了。

臨到出發的頭一天晚上，我給常老繼任夫人、原黨支部書記、當時也已被揪出的李承仙偷偷打了個招呼，要她準備一個枕頭，墊在從敦煌到柳園火車站的汽車座位上。上汽車後，又請司機盡量開穩當一些。

到了酒泉，我給常老談了一次話。我要說當時畢竟年青，膽子小，當然不敢作傾心之談，只儼然作公事公辦狀，囑咐常老不要隨便出門，提醒他這裏剛剛辦過他的罪行展，人人大概都會認出他，不要出意外。實在要出去也得我跟著。常老望著我，沒吭聲。

檢查結果出來，醫院確診為粉碎性骨折，但沒法子治，開出方子，有幾種無關痛癢的藥，醫囑是“硬板床臥床休息”。我從醫院拿回處方和藥，向常老轉告結果。常老望著我，雖然仍沒說話，卻似有所求。我說你看看這麽著行不行，聽說有一種鋼背心，你有什麽想法？他才囁嚅著說：“能不能給配一副鋼背心？”我從他的眼神看出，他實際上還另有他想，並不止鋼背心一事。我說，我作一點努力，試試看吧！

當天下午，我找到竇明海家裏。竇明海是酒泉地委書記，“文革”前到莫高窟參觀是我充任講解的，也許還記得我。他也是腰椎粉碎性骨折，卻比常老還慘，是鬥爭會上被打傷的。我聽招待所的人說他配了鋼背心。見面後，他聽到常老也受了傷，很有些吃驚，說鋼背心酒泉不能做，只有蘭州才有這種廠子。我抄下了廠名和地址。臨走，他好像還有話說，卻沒說出來。這裏稍帶說一句，落實政策以後，竇明海調任甘肅省政府秘書長，對我以後碩士畢業的工作分配還起了一些幫助作用。

次日一早我趕到醫院，運用我的特殊戰略，冒充真革命，向醫生展開了一場“階級鬥爭”。我編造說：“我給我們所革委會匯報了，不同意你們的處方。”

他說：“這種傷確實沒有什麽好辦法，病人年紀又大，要完全恢覆可能不行，只能這樣了。”

“你們這些大夫只知道吃人民的飯，當貴族老爺，從不考慮革命鬥爭的需要。”我忽然引爆，盡量裝著蠻橫地訓斥他：“你看看你開的這個方子，要階級敵人‘臥床休息’，像什麽話，能辦得到嗎？你也知道常書鴻是什麽人，三反分子、漢奸、走資派、牛鬼蛇神，要他‘休息’，不鬥爭他，革命群眾能答應嗎？難道開鬥爭會的時候，革命群眾站著，卻讓他舒舒服服‘臥床休息’？”

幾句硬話下來，可憐的醫生給我打懵了，一時不知道說什麽，半天才說：“我是醫生，只講治病。他只能臥床休息，經不起鬥爭會了。”

我仍然蠻不講理：“政治掛帥你懂嗎？‘只講治病’，這本身就是錯誤的。如果是打仗，敵人受傷了，手裏還拿著槍，我們能讓他臥床休息，不先奪了他的槍？”

他看著我說，那你說怎麽辦？我說我要是知道怎麽辦就不來找你了，你必須想出一個至少坐著也得開他的鬥爭會的辦法來。他說，那就配一副鋼背心好了，我也沒別的法子了。我聽了暗中大喜，說：“那你就重開處方，不，就在這張單子上加一段，把配鋼背心的必要性寫清楚。”當然，原有的“臥床休息”幾個字仍然保留了。

就這麽著，連吆喝帶咋唬，處方改過來了。我得承認，這是我一生幹過的“最革命”的一件事，證實了偉大領袖的教導“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確是一條顛撲不破的偉大真理。

然後我給敦煌文物研究所革委會副主任、那個小人蘭州木匠蘇永年打了個電話，添油加醋地說：這邊的處方出來了，說是來得還算及時，但必須到蘭州配鋼背心，否則會很快惡化，成為終身殘廢，高位截癱，甚至生命都有危險，因為中樞神經都通過脊椎。他聽不大懂，問我什麽叫“中樞神經”和“什麽高位什麽”的，哼唧了半天，也沒說出個所以然。也可憐，當了一輩子木匠，本來也還算本分的“蘇主任”，大概從來就沒有處理過像這麽重要的“政務”。我又說，是不是革委會先研究一下怎麽辦，晚上我再打電話請示？

回到招待所，常老聽了我簡單告知的情況，面有喜色。我知道，他其實並不太認真於鋼背心的事，而是更想趁這個機會回一次蘭州。他老的都是中學生的一個女兒兩個兒子都在蘭州，大概兩三年沒見面了。但我沒有挑破。

晚上電話回所，另一位“革命委員”接的：“急什麽急，還能都圍著老牛鬼轉？”我把招待所的電話號碼告訴他，請他們研究出結果就通知我。

又過了一天多，終於有了回音——“快去快回”。常老喜形於色，高興壞了，只顧說：“那就好，那就好！”

四

列車繼續在祁連山下行駛。

我感到那三位旅客好久沒說話了，向他們一望，卻仍在打量我們。一會兒看看常老，一會兒看看我。見我睜開了眼，其中一位向我問道：“我們想打聽一下，你們那裏有一位老同志叫尚達的，這回怎麽樣了？”

我忽然看見半躺在鋪上的常老像是被嚇了一跳，眼睛猛然睜大，想像得出他內心的震動——在這種時候，居然還有人記得“尚達”這個名字。但眼光仍是直登登的，並不參加談話。

“尚達？我沒聽說過這麽個人。”我不想談這個話題。

“怎麽沒這個人，徐遲的《祁連山下》寫得清清楚楚的，是你們所長，你怎麽能不知道。”

“什麽《祁連山下》？”這個時候，裝傻是最好的策略。

“你怎麽連這篇報告文學都沒讀過，就是專寫你們所長的，流行全國，哪個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我的確不想和他繼續談下去。要知道，我們說的每一句話，對常老來說無疑都是一把把匕首：“我到得晚，所裏好多事都不知道。尚達？如果是所長，也許早調走了吧！”

《祁連山下》在描寫尚達到達莫高窟以後的情景說：

只能身在洞窟中才能得到最大的享受，也許我們可以這樣說，是在唐代的洞子中。

第220號窟，在初唐洞窟中首屈一指，有貞觀十六年的紀年題字。北壁畫的經變形式的佛像，寶台蓮池，二十六人的樂隊，四人起舞。南壁畫西方凈土變，中央坐佛，蓮池中二人起舞，樂隊十一人，其兩旁各有說法圖，兩端畫著大型樓閣。這兩幅壁畫都極其華麗。最突出卻是東壁的門旁，北文殊，南維摩，維摩正在發表他的雄辯，口若懸河，文殊卻肅穆地側耳而聽。尚達手拿著一支大手電筒，仔細的觀看。燈光奔向維摩，眾王子，散花的天女；燈光奔向文殊，皇帝，百官，外國皇子，昆侖奴。這末多人物，個個生動活潑，呼之欲出。他想到了閻立本的歷代帝王圖，可是這幅經變又超過它多多了。

這時，在我的眼前，分明就浮現出了這種場景。我相信常老現在也和我一樣，恨不得馬上就飛到遠離我們的“凈土”裏去。那裏只有寧靜、安詳，沒有鬥爭會，沒有屈辱，也沒有互相戒備，人人享有尊嚴，可以傾心暢談。 

“同志，我們只是想知道尚達現在怎麽樣了，沒有別的意思。”他們誠懇地解釋說：“你們就是研究所的，應該是知道尚達的。”聽得出來，他們懷著極大的不安——尚達能不能安然度過此劫，也十分不解，為什麽我一口否認。

但我實在是不想再談下去了，微微用眼角看了一下常老，意思想暗示他們，想想閉目躺在鋪上的這位落難老人究竟是誰，示意不要再用這樣的話題打擾老人了。

他們再一次一會看看常老，一會看看我，一會兒又互相看看，似乎已經明白了一點什麽。我卻未曾料到，他們竟直接向從上車以來就一直默不作聲的常老發問了：“老同志，您年紀大了，應該知道尚達這個人吧？”

常老又一次睜開眼，似乎是努力要從記憶深處找回一些什麽，說出來的卻是：“沒有這個人，那只是小說，裏面寫的全是假的，瞎編的。”

“不可能！我去過千佛洞，講解員親口對我說的，尚達就是照你們所長常書鴻的經歷寫的，怎麽會是假的。”他們仍窮追不舍。

忽然，常書鴻先生聲音很大地、斬釘截鐵地、激憤地喊道：“常書鴻，他死了！”

聲音震響，引得鄰間的人也向我們看。常老再一次閉上眼睛，緊緊地，表示他已決心終止這場談話。分明地，一滴老淚，從他緊閉的眼角順著臉頰流下。

他們驚異了，把眼光詢問地轉向我，我略微點了一下頭，又輕搖了一下頭，請他們不要再追問下去了。

沈默，繼續沈默，還是沈默。他們面色沈重，久久凝視著就躺在身邊的這位老人，困惑地要把他們心目中的“尚達”與這位老人聯系起來。當然，這是一件困難的事。終於，他們中的一位站起身來，拿起茶缸，倒掉剩茶，仔細放進新茶葉，向車廂盡頭走去。

良久回來，雙手捧著茶缸，送到常老跟前：“老人家，請您喝杯熱茶！”又加了一句，雖然輕聲，卻一字一頓地：“不管怎麽樣，一定請您老保重，一定要挺住。”

火車繼續攢行，祁連山下，已沈入一片黑暗。（原載《讀書》2008年第一期）（收藏自 2008-12-10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