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就我的個人經歷而言，我從20歲以後就沒有參加過選舉，不知道選誰，也不知道誰被選。我們采訪過一位法學家，原來是人大常委，他說在區一級的普選中還能看到選舉的影子，在全國那一級基本上就是指定的。今年兩會就有一些明星參加，有的人只不過比普通人跑得快，居然就可以代表人民了。您怎麽看這個現象？

蕭默：我覺得這是一場鬧劇、滑稽戲。我現在對所有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保持警惕。如果從私交來說，如果我對某人比較了解，也很信任他，如果他不說自己是人大代表，我會像平常人一樣對待他，像信任平常人一樣信任他，至少不會毫無根據的懷疑他，但是現在如果我碰到一位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我往往會以懷疑的眼光來看他：你是怎麽當上人大代表的？你是怎麽當上政協委員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在我心目當中並不是光榮的稱號，而是一個引起我警惕的稱號。我是共產黨員，我告訴你一次選我們單位黨代表的經歷。那時我已經退休了，忽然接到文化部黨委來的一個電話，說我們要開十六大了，要選黨代表，我們部裏擬定了幾個候選人，大概是五、六個的樣子。由他來念名單，問你同意不同意。當他念完兩三個時，我說你不要再念了，我全都同意，行不行？於是那邊說好，那你全都同意了？我說我全都同意。

那時我手頭正好有好幾本大書要進行再版修訂，有的沒有改完，有的要加插圖，有的改完了還要加工，所以我覺得在所謂的“選舉”這種事上不值得浪費時間。

我似乎記得上中學、大學時，選什麽區人民代表，好像是寫過選票。我記得好像選票上的名字我也一個都不認識，但是我們都抱著相信組織，相信黨，相信領導的態度。那個時候就是這三句話，要相信黨，相信組織，相信領導。既然是黨組織已經決定的這個名單，那不管他是誰，只要打勾就行了。當時就是這麽想的，反正他肯定都是為人民說話的。黨的選擇就是自己的選擇，黨叫你怎麽想就怎麽想，何必自己去想呢？

當然我這是不負責任，但我有什麽辦法？但別人有高招，有選包公的，有選李世民的，還有選梁山伯、祝英台、宋江、黑李逵的。當時聽了哈哈一笑，現在想來，這是人家用曲筆來表達自己的不滿。因為覺得不關自己的事，我也就從來沒有過什麽“神聖的一票”、“莊嚴的一票”的感覺。

但是，如果現在再接到這樣一個電話，我會說全部棄權，或者一個都不同意。為什麽當時說全部同意，因為我一個都不認識；為什麽現在說一個都不同意，也是同樣道理——一個都不認識。我不知道他們是幹什麽的，也不知道他們有什麽主張，他們從來沒跟我見過面，有個別的我可能認識，但對他們的印象並不好。但是今天如果仍然用這種方式叫我選舉，我會說我再提一個名行不行，他肯定會問提誰，我會說提蕭默，就是我自己。因為如果我當上黨代表，我對自己有充分的信心，我會代表黨的利益，也就是人民的利益。我認為黨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黨章也規定，黨除了人民的利益以外沒有自己的利益，沒有別的利益。我相信自己能夠代表人民的利益，

至少是代表我所熟悉、所知道的那一部分人的利益。我有這個信心，有資格提名我自己，其他人我不認識，無法發表意見，如果一定要讓我發表意見，我就反對，或者棄權。

楊：因為拍這個片子，我格外關註今年的兩會，但是當時在兩會期間，我的出行的必經之路上有一個酒店，住著兩會的代表，酒店之外軍警就把警戒線給拉上了，那個警犬也出來了，防暴警察端著沖鋒槍，因為我在我們小時候我們經歷過這種開人大、政協沒有像今年格外感覺到很緊張，因為就是說我就有一種理解，你是人民代表、你是人民選出來的，你拉上這種警戒線的話，你跟人民隔離開，我不知道這裏發生了什麽事情，至於就是說到底是人民在恐懼你們呢？還是你們在恐懼人民呢？這是我的一種感受，不知道您怎麽看？

蕭默：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滑稽的事情。雖然60年以來我們開過很多次的人民代表大會，中央開過、省裏地方也都開過，我也見過開人民代表大會的場面，但是最近這幾年是越來越如臨大敵了。我認為保障安全是必要的，不但是人民代表大會，就是普通人在大街上走路，小孩子上學，警察都應該保障他們的安全。當然，舉行人民代表大會這種大型活動，加強警戒、加強安全措施，都有一定的必要。但是像這樣過分的、而且逐年緊張的一些做法，我認為很滑稽。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反映了當今政權的一種虛弱狀態。由於總體上在前進的過程當中仍然有失誤，這些失誤沒有及時得到緩解，結果造成最近幾年越來越緊張的形勢，當局顯得相當虛弱。所以我覺得既可以理解，也不可以理解。

楊：您能談談“為人民服務”的含義嗎？

蕭默：我覺得這沒有什麽可談的，為人民服務就是為人民服務。要談的話就是具體的怎麽服務。有人打著“為人民服務”的招牌幹著不為人民服務的事情，這倒是問題的關鍵。

楊：您怎麽理解勞動？

蕭默：我覺得勞動是光榮的，勞動就是對社會的付出，以前有句話：我為人人、人人為我。人人都付出，人人都能得到，而不能有一些人付出，有一些不付出，這不是勞動的本質。有一些人付出，而有一些人坐享其成；有一些人付出很大的勞動，但是得到的回報非常少，完全不相稱。有一些人付出很少的勞動，但是回報非常非常大，完全不成比例；還有人毫無付出，而且阻礙別人的勞動，但是得到的的利益比別人大得多——我覺得這就是勞動的異化。真正意義上的勞動必須和自由、平等聯系在一起。那麽，比如說勞動教養、勞動改造裏的“勞動”，更惡劣的還有黑煤窯裏奴工的勞動，是不自由不平等的，就不是真正的“勞動”。

人如果能夠自由選擇職業，幹自己喜歡的工作，這是最大的幸福，是最好的勞動，至少要達到自己勞有所得勞有所值。所以勞動應該和平等和自由結合起來。

楊：現在的物質生活水平極大豐富和提高了，您認為是政策造成的，還是人類文明進步發展的產物？

蕭默：生產力的發展有一個自然調節的過程，政策符合生產力調節的過程，發展會更快一些，如果不符合這個過程，發展會慢一些，甚至停頓下來乃至倒退。所以說這個社會的物質生活發展和我們的政策是有關系的。最近這些年國家的經濟發展是有目共睹的，我們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但是個人生活水平的提高速度和質量是不是和整體的經濟發展成比例呢？我覺得是不協調的，是不成比例的，國民生產總值提高比較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比較慢。

楊：這些年在媒體上能經常看到大談GDP，但對普通人來說，GDP跟我們的生活沒有任何關系，沒有感覺給我們帶來了什麽。經濟學家胡星鬥先生接受訪談時提供了一組數據：康乾時期中國GDP占世界總量32%左右，鴉片戰爭時期占20%，辛亥革命時期占11%，1949年占5-6%，1978年占2.8%，到今天占世界的5-6%，又回到1949年的水平。如果是這樣，中國還算是媒體上所說的“盛世”嗎？

蕭默：我認為如果從國民經濟發展總值來說，比例回升總是一個可喜的現象，畢竟富比窮要好，在國際上說話也有力量，但是從社會的角度來看，裏面還有很大的風險，如果不能及時處理，GDP的增速會減慢下來，甚至會停頓，鬧不好甚至會崩潰。我們的產業很大程度上是外向型的，我們的資金不夠，但有勞動力，要吸引外資，勞動力只好變得很廉價，再加上環境的代價，發展我們的經濟。這個政策從總體上來看，可能必不可免，但是到一定時候仍然這麽做，會面臨很大的危險。現在看好像我們的GDP數值很大，其實我們創造的利潤很低很低。為什麽我們不開拓自己的市場呢？最近幾個月，富士康的事情引起人們的註意，這就說明中國勞動力太便宜，太廉價了。搞不好，我們的政權就是和外國資本家聯合在一起，壓迫中國的老百姓，壓迫中國的勞動力，我認為這是一個很荒唐的事，不符合馬克思主義最終的原則，不符合我們共產黨的宗旨，不符合我們國家的利益。雖然在某一個時期也許是必要的，但是一定要進行調整，要提高勞動力的價格，同時要有第二次分配即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使老百姓手頭有錢，有保障，這樣國內的市場才能打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