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已經提到，在印度新德裏、博帕爾和孟買，我都遇到過工人的遊行示威，有的打著紅旗，有的打鐮刀斧頭旗，或大標語的後面畫著鐮刀斧頭圖案，說明這些活動即使不一定是共產黨主要組織的，至少也是參加者。

這些示威的主要訴求是“反對改革開放”，重點在抗議“減員增效”和拍賣國企。

那還是1993年，中國的改革開放在共產黨領導下已經進行了十幾年，正方興未艾，受到大多數人民擁護，印度的改革開放是在上世紀80年代末由心志不凡的拉吉夫•甘地發起的，比中國整整晚了10年，才剛剛起步，卻為什麽受到那麽廣泛的工人反對呢？我對此不甚了解，便請教辛格先生，他舉起一只啤酒杯，說：比如這只酒杯，在新德裏賣這個價，在孟買也是這個價，加爾各答也是，我們的經濟制度就是這樣，叫計劃經濟，不搞市場調節，一切都捆得死死的。我們還搞貿易保護，你看我們街上跑著的小車，全是國產的老爺車，技術落後，自己沒有能力改造，但就是不吸引外資，我們的國有大中型企業存在的問題幾乎和你們中國一模一樣，所以才需要改革開放。我插話說，到底你們搞的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按你那麽說，豈不和我們一樣，都是“大鍋飯社會主義”嗎？辛格說但印度在政治上搞的可是自由民主，當改革開放觸犯了工人利益時，工人和代表工人利益的共產黨當然就要起來反對了。我們是兩種制度都搞，卻集中了兩種制度的所有缺點。針對中國的改革開放，他不無羨慕地說，其實你們也是兩種都搞，卻與印度正好相反，政治上是“社會主義”，一個黨說了算，沒人反對，行動很快；經濟上是“資本主義”，市場調節為主。你們把兩種制度的優點都學到手了。

在當時中國的矛盾還沒有充分顯示的情況下，我覺得他說得還很有點道理，開始關註起這個問題來。

1947年印度獨立，面臨著一個國家發展道路的路徑選擇問題。國父聖雄甘地的社會理想相當浪漫而保守，對建立工業化現代社會沒有多少想頭，也不感興趣，迷戀耕織立國。但他的學生尼赫魯卻別有眼光，向往於建立工業化現代社會，甘地天生的寬容性格對他也不加反對。擺在尼赫魯面前的有兩條路，一是以鐵腕聞名的斯大林領導的蘇聯實行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一是西方國家實行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

自1924年列寧去世，結束了國家資本主義新經濟政策，蘇聯便走上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之路。當時的蘇聯十分落後，直到1928年，蘇聯的工業產值還不到德國的一半，美國的八分之一。落後的蘇聯最需要的是速度，斯大林通過舉國體制指令性計劃經濟來動員和集中全國的資源，所有的生產、運輸、銷售都由國家安排。剝奪農民，以工農業“剪刀差”的方式積累工業化資金。這個目的在蘇聯是暫時達到了，1932年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蘇聯從農業國迅速變成為工業國。1937年第二個五年計劃完成，蘇聯的工業生產總值躍居歐洲第一，世界第二。在不到二十年的時間裏，以令人難以置信的速度，走完了歐美國家通常需要幾十甚至上百年才能走完的工業化路程。她的成就令世人註目，甚至上世紀30年代處於經濟危機下的美國總統羅斯福都要向她學習，實行新政，通過國家力量對經濟生活進行宏觀調控，以扼制自由市場的弊端。

尼赫魯對蘇聯的崛起深有印象，選擇了蘇式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之路，即希望通過大型國有化經濟迅速集中國力追趕先進國家。尼赫魯父女兩代共執政37年，都實行這種政策。但作為憲政國家的印度經濟並沒有像蘇聯和中國那樣有著蘇式社會主義那樣的極權制政治基礎，建設的成就和速度並不那麽顯著，反而逐漸暴露了這種“社會主義”的許多弊端。上世紀80年代以前，印度的國有制工廠存在的問題和中國國營大中型企業的確相近，同樣效率低下，管理不善，人浮於事，虧損嚴重。為了解決貧民就業，這樣的企業很多，雖然虧損，也不敢撤銷。推行改革開放以後，實行國有大中型企業轉型改制，扶持私有經濟發展，吸引外資參股。這勢必要影響國有企業工人的權益，他們響往於沒有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工人享有的“領導階級”地位和“社會主義”的基本福利保障，擔心失業，便會起來反抗。印度實行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公民享有憲法規定的言論、集會、結社、罷工和遊行示威的自由，公民社會發達，在往往以共產黨人為領導的獨立工會的組織下，這類活動便經常發生了。2002年4月，從孟買開始，就發生過席卷全印的一千萬工人反對經濟改革的大罷工。

所以，印度的“社會主義”經濟具有自己的特點，雖然也如蘇聯那樣具有生產組織上的意義，其國有企業比重之大、市場管制程度之嚴、外貿保護手段之多都相當突出，有人說甚至比改革開放前的中國還要嚴格，卻因為同時實行憲政民主而不能充分實現舉國體制。但印度的“社會主義”又與如瑞典等北歐國家的“民主社會主義”不同，後者以二次分配為重點，主要以累進稅收制的高稅收從私人經濟中抽取資源，向全民提供高福利高保障為特色，實現社會的整體公平，並不以國家直接經營企業為重點。所以，印度的“社會主義”既不是“專制社會主義”，也不是“民主社會主義”，只能稱之為是“尼赫魯式社會主義”。

以後的事實證明，蘇式“社會主義”付出了極大的代價，首先是經濟發展不均衡，重工業和軍工業畸高，輕工業尤其是農業遭到忽視，人民的生活沒有能得到重大改善，加上社會生活的極端不正常，在中高層形成了特權階級，到勃列日涅夫時期，蘇共已錯失了自我更新的機會和能力，最終導致了蘇共和蘇聯在1991年的亡黨亡國。在克裏姆林宮悄然最後一次降下蘇聯國旗、蘇聯共產黨被宣布為“非法政黨”之時，竟沒有一個人站出來捍衛他們曾經宣過誓要為之“奮鬥終身”的共產主義理想。影響及於印度，終於也走上了脫離舊模式的改革開放之路。

印度在實行改革開放以後，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努力革除舊弊，實行市場化與開放式競爭。1985年開始吸引外資，政策放寬了，以前規定外資在企業中的比例不能超過35％，現在規定可以到70％。

但就近20年的發展情況而言，印度的改革開放進程比中國其實相差甚遠，顯示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點，僅就速度而言，比印度就快得多，也強有力得多。在中國，國家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一切由政府操作，說咋辦就咋辦，沒有多少爭議，行動快，效率高。可以以舉國體制果斷進行大型工業化建設和活動（高速公路、青藏鐵路、三峽大壩、錢塘江大橋、國防建設、舉辦奧運、汶川救災和應對國際金融風暴……），中國幾乎在各個方面領先於印度：GDP、脫貧、識字率、平均壽命、高等教育和科研，或許只有軟件業是個例外，而印度卻乏善可陳。但就以稱為世界第二的印度最足以驕人的軟件業來說，由於印度缺乏需要國家主持的光纖、寬帶線路、無線和衛星等信息網絡的投資和建設能力，也沒有硬件設計和制造的能力，其軟件產品多為低端，實際上，只能成為美國信息產業集團的雇傭軍，並沒有促進國內信息社會的發展和普及。與中國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短短20年內，電腦用戶已超過兩億，互聯網迅速普及的情況不能相比。

在前述國家重視基礎建設的前提下，由於中國的勞動力價格超級低廉，又沒有真正的工會，工人談判能力之低下天下無雙，加上政局基本穩定，以及地方政府反常的“政績”觀，形成了天下“最好的投資環境”，對外資具有超強的吸引力。多年來，外資投資率一直居於僅次於美國的高位。而印度，雖然在上世紀80年代也曾是外資的焦點，但由於民主制度的制衡，外資大多撤出而轉向中國。

除了外資，內資的積累在中國也不是什麽大問題，在專制體制下，剪刀差可以仍然施行，人民的消費比例由國家控制，不但可以不與GDP的提升同步，甚至還可以降低。土地是國有的，說圈占就圈占。所以，僅從速度、效率和發展的規模化而言，目前的中國確實可以大大地傲視印度，自得其樂了。

但是，若從長遠的眼光來觀察今後的發展，印度並不是那麽可容小覷的。

中國的問題主要是出現了權貴資產階級，他們可以利用國家的力量，駕輕就熟地把“社會主義原始積累”變成“官僚資本主義原始積累”，運用強權不受制約地化公為私。

印度的優勢就在於她的民主制。

由於民主制，即使在尼赫魯社會主義時期，印度的私營企業仍一直存在，並沒有遭到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改造”，保留的市場成分本來就比改革前中國的極權社會主義要多，改革基礎比中國更加紮實。例如獨立以前印度僅有的私營塔塔鋼鐵廠至今仍存，雖然沒有享有國家的支持，設備已經陳舊，與後來建起的六大國營鋼鐵公司相比，產量只占到全國的百分之幾，卻一直管理得最好，效益比國營的都強，職工待遇也更高，將對國有企業的改造起到示範作用。

印度的公民組織相當發達，工會、農會、學生會和形形色色的公民維權組織極為活躍，勞動力價格與西方相比仍然是廉價的，雖然這些不大好對付和公民組織領導下的“便宜但不聽話”的勞動力，在短期內使外資縮步，卻比中國的國企改造過程更加公平。在工人組織和民主輿論的監督下，在國企改造中不容易產生權貴資產階級，雖然在尼赫魯父女時代，由於“尼赫魯式社會主義”的壟斷優勢，印度也曾經出現過大量的尋租現象。而在中國缺乏監督的體制下，官員上下其手，公產說給誰就給誰，工人幾十年創造的財富和國有資產大量流失到他們的腰包裏，產業被大大低估後賤價甚至無價地流入他們或與他們有利益關系的私企手中，形成勢力強大的權貴資產階級，工人則被迫大量下崗，工齡被一次性買斷，成為“沈默的羔羊”，形成貧富差別極端擴大、貪汙腐敗達到歷史高峰、社會沖突不斷並逐年上漲的現實。隨著社會發展的進程，打擊權貴資產階級勢必成為中國人民的強烈要求（在最近的通鋼事件中已經顯現），如果不能及時啟動政治體制改革，將前此的以追求效率為先及時地化為以實現公平為先，任憑權貴資產階級坐大，執政黨就有可能象勃列日涅夫時代的蘇共一樣，坐失自我改造的良機，已經暴露的危機便會發生總爆發，將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成果毀於一旦。

印度卻沒有這麽多的意識形態困擾，自獨立以來就確立了的憲政民主不可能轉向專制社會主義或專制資本主義。印度人普遍對前景持相當有信心的態度，沒有產生像中國那麽多的政治爭論。相對來說，印度的人均自然資源占有量也高於中國，教育體系也比較健全。印度也存在政治體制改革的任務，重點在於民主體制的優化，防止民主之誤用和濫用，相對比較簡單。如果中國再不大力開展政治體制改革，很可能在經濟進一步取得高速發展的同時，社會穩定面臨的危機也會達到高峰。二十年以後，誰笑到最後，還真是未可斷言呢！

（本文主要參考資料：秦暉：印度落後的真正原因）

（轉載自2010-05-16 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