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部作品叫《紅瓦》，剛出來時，一位批評家指出，他沒有想到我會這樣寫“文化大革命”。因為在此之前，作家一涉及“文化大革命”，都在寫集體性的記憶。那個大家共同認可的“文革”、那個戴帽子遊街的“文革”、那個批斗的“文革”、那個蹲牛棚的“文革”。但其實，每個人的“文革”是不一樣的。我的“文革”就不是如此。我可以告訴大家，大家可能不相信：我最好的教育是在“文革”中接受的。為什麽呢？因為當時蘇州城的名師被下放到我那樣一個偏僻的鄉村，匯聚在一個普通的鄉村中學里。我的語文老師是最好的語文老師，物理老師是最好的物理老師，數學老師是最好的數學老師，甚至教我打籃球的老師都是最好的體育老師。…

什麽叫文學？

文學就是一種用來書寫個人經驗的形式。

從這個意義上講，只要那個作家在創作時尊重了自己的個人經驗、是以個人的感受為原則的，那麽他在實質上就不能不是坐井觀天的。…

面對博爾赫斯與卡爾維諾的懸想——故弄玄虛，我們怎麽想？我們是否太實際了一些？我們的心思在哪兒？我們思想的拋物線是否顯得太短促了一些？我們的念頭是否太功利了一些？我們的文學所關心的問題是什麽問題？是房子問題、糧食問題。博爾赫斯的阿根廷、卡爾維諾的意大利並非不存在房子問題和糧食問題。與阿根廷比鄰的巴西，是南美最富的國家，但到處是貧民區。在我下榻的酒店的對面是一座山，整個山上都住的是窮人——與世界其他城市不一樣，其他國家的大城市，是窮人住在山下，富人住在山上，而里約熱內盧的山上住的都是窮人。那座山是里約熱內盧最著名的貧民區，叫小農莊，住了大約30萬貧民，警察三兩個是不敢進去的，進去就被幹掉了。每天我推開窗子往外看，就看到那山上危房密布、風雨飄搖。我沒有去過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但我能想見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房子問題會比里約熱內盧的糟糕。可是，我們不可能指望博爾赫斯會去寫關於房子問題的小說。他只能向我們訴說關於時間的問題、關於空間的問題以及種種由玄想而產生的非常形而上的問題。 …

我們都有這樣的經驗：正前方矗立的事物，都具有方正、笨重、體積巨大、難以推動等特性。大，但並不一定就有內容，並可能相反，它們是空洞的，並且是僵直的，甚至是正在死亡或已經死亡了的。

我們很少看到卡爾維諾是正面觀察的姿態。他的目光與我們的目光並不朝向一個方向。容易引起我們注意的，卡爾維諾恰恰毫無興趣。而那些被我們所忽略不計的東西，恰恰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視。被常人忽略不計的輕，正是因為輕，才被我們忽略不計。卡爾維諾看我們之非看。嘆息、微光、羽毛、飛絮，這一切微小細弱的事物，在他看來恰恰包容著最深厚的意義。細微之處深藏大義。…

全書九章，共敘述城市55座。書中的所有數字，都具有隱喻性與象征性。

像風箏一樣輕盈的城市，像花邊一樣通透的城市，像蚊帳一樣透明的城市，像葉脈的城市，像手紋一樣的城市……這些城市絡繹不絕地出現在他們的想像里。它們顯示著帝國的豪華與豐富多彩，同時也顯示著帝國的奢侈與散亂。

天要亮了，馬可波羅說，陛下，我已經把我所知道的所有城市都向你一一描述了。可忽必烈汗說，不，還有一座城市你沒有說——威尼斯。馬可波羅笑了：你以為我一直在講什麽？在我為您描述的所有城市中，都有威尼斯。這是一部非常好的小說，我想，這應該是你要看的一千部小說中的一部。（笑聲）…

博爾赫斯一向害怕鏡子，還因為它的生殖則是一種僵死的復制。在鏡子中，他倘若能看到一個與自己有差異的形象，也許他對鏡子就並不怎麽感到可怕了，使他感到可怕的是那個鏡子中的形象，居然就是他自己的純粹翻版。博爾赫斯大概是世界上最早的對“克隆”提出哲學上的、倫理學上的疑義的人之一。（笑聲）





他無法接受這樣一個事實：一天早晨起來，他走到布宜諾斯艾利斯街頭，見到了無數的人，但他們都是一模一樣的面孔。這太可怕了!所以“復制”、“重復”、“循環”、“對稱”這些單詞總是像枯藤一般糾纏著他的思緒與靈魂，使他不能安寧。他希望博爾赫斯永遠只能有一個，就像是上帝只有一位一樣。…

我們本來應該是那個放羊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