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維柯改變了哲學觀點之後，他才意識到人類科學里存在的思辨方法，並且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人類心靈，為此，維柯一定明白當今流行的歷史多麽需要改革和拓展；一定感覺到缺乏一種改善了的語文學，這種語文學是改善了的哲學的結果，必須按照由語文學與哲學重新結合的公式所規定的知識論把它表達出來。「平心而論，第二科學應該是第一科學的結果。」換句話說，他必定要把歷史從卑微的地位中解救出來，因為在此境況之下，歷史僅是反復無常、愛慕虛榮、道德說教、規範訓誡和其他不相干的目的的奴隸而已；他必定認為歷史自身的真正歸宿是永恒真理的必然實現。如今，哲學為歷史事實所充實並與之親密無間，這使得歷史拓寬了疆域，也使哲學對具體實在有了一個更加生動的感悟。這無疑是維柯關於哲學和語文學聯合的公式的意義所在，從而後者成為科學。

然而，在提出這個公式的過程中，能看得出，他有一個顯而易見的更加深遠且與眾不同的寓意，這一點確定無疑。這個不同的含義可以在維柯與培根的比較中，正如維柯本人所做的那樣，在與培根和他的「更加確定的哲學化的方法」的比較中，可得到最簡潔的說明。培根在他題為「思索與檢驗」的著作中表達了這個方法，維柯提議把這種方法「從自然界遷移到人類世界或政治世界之中」。總之，他要建構一個人類社會的歷史，這種歷史將被從事實中開掘出來。這樣一來，理想的建構將從事實中尋找確定性，事實真理來自理想的建構；權威將通過理性得到確認，理性也將通過權威得到確認。他需要一種科學，這種科學應該能馬上成為人的哲學和民族的普遍歷史。現在，他需要這樣一個結構——協調思索與檢驗、思想和經驗以及這兩種方式的混合物，從本質上說，這個結構不同於哲學和語文學的聯合，就這一點而言，它是對事實材料的哲學解釋。這樣一種解釋是活生生的歷史，其他的既不是科學也不是歷史，而是人類和社會的經驗科學。盡管沒有哲學範疇和歷史事實歷史學永遠無法建成，然而歷史既不從超驗的哲學範疇也不從個別事實的圖式中汲取原料。說歷史是一門經驗科學，既不確切也不真實，然而只能說是近似於科學或可能成為科學，並且要經受來自哲學和語文學兩方面的檢驗與修正。

確定已成為歷史的語文學的兩種含義中的哪一種為維柯所獨創是不可能的，因為兩種含義都包含在他的思想中；確定這兩種含義中哪一個占了上風也是不可能的，因為實際情況是此消彼長，各領風騷。雖然第二個或經驗的含義屈居次要地位，但是其含義之系統表述卻更為常見。我們甚至可以說，當維柯把他的著作命名為《新科學》時，他給予這個易招人反感的名字的基本含義恰恰就是指稱這門經驗科學，那就是說，這門科學將馬上成為哲學和人類歷史：關於永恒法則的理想歷史——這個法則支配著所有民族行動的進程，包括它們的起源、進展、安息之所、衰弱和滅亡。事實上，維柯沒有，他也不能統一這兩種不同的含義。他堅持二元論的原因很簡單，兩種不同的含義永遠也不能被清晰地表述出來，兩種不同含義的統一永遠不會出現。因此，對他的解釋中出現的每一種傾向都是不公允的判斷：一夥人堅持維柯確定並運用了思辨法；另一夥人堅持維柯的程序不僅是有目的的而且從本質上看是經驗的，不僅是歸納的而且是心理的。前者認為他致力於一種人類的系統哲學，後者認為他專心致志於一種社會學的或社會心理學的設計，兩種觀點都是片面的，但是第二個比第一個更褊狹一點。如果在維柯的要素中真的有培根和柏拉圖的成分，有經驗主義者和哲學家的成分，當我們把維柯的知識分子人格看作一個整體的時候，當我們洞悉到他心靈深處，與其共享艱難困苦和勞動的碩果時，我們必須承認，維柯意指的和相信的任何東西都是柏拉圖的而不是培根的。那就是說，維柯提到的這個培根在某種程度上是他自己的發明，「培根」里含有柏拉圖主義的成分。何況，從根本上說，《新科學》對他是如此的新穎，說它新，不是因為《新科學》是培根思想路線上結出的經驗結構之果——說實在的，若是那樣的話，沒有任何科學是過時的：我們只需引用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和馬基雅維里的《君主論》就夠了——而是因為新科學自始至終浸潤在一種新哲學之中，這種新哲學真正突破了經驗主義，使其在每一方面都煥然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