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柯對關於宗教改革的著作既不能領悟也不能正確地判斷它們的真正價值，德國唯心主義哲學的目標不是檢驗宗教，而是對它進行提煉，並把宗教的精神價值賦予哲學自身。確定性，維柯從法律領域中的真理區分出來的嚴格的確定性，構成了從托馬斯到康德和費希特還有最近的哲學家們的思想主題，即使永遠也找不到鑒別這兩種形式的標準，他們依然願在其中尋覓。

所有的人或者說幾乎所有的人都表現出了一種活生生的被稱為「強制力」或「強制」的意識，這是一個在過去的膚淺而誇張的道德理論中被忘卻了的事實。法律的歷史學派在反對18世紀的抽象革命和改革趨勢的過程中，必然要恢復維柯對柏拉圖主義或格勞秀斯主義理論的爭辯。柏拉圖主義認為在歷史之外和歷史以上有一個理想國，格勞秀斯主義認為在歷史之外和歷史以上有一個自然法，這個理想國或自然法就是歷史的標準。

歷史學派也必然贊同維柯的觀點：法律與某個特定歷史時期的某個民族的整個社會生活緊密相聯，也能夠在它與整個社會生活的關係中對它作出判斷；法律是活生生的、可塑的現實，它處於連續不斷的變化過程中，就像語言的變化一樣。最後，我們要說一說維柯的天意，天意是歷史的合理性和客觀性，它服從一種不同於以個人的幻想和錯覺為歸屬的邏輯，它有一個更加沒有詩意的名字——理性的狡計，但是本質沒變，黑格爾系統地闡述了它；天意再次出現在叔本華的「物種的狡計」里，叔本華的探討是原創性的，卻是違反常規的；天意還出現在馮特所謂的極限突變律中，馮特的探討依照純粹的心理學方法沒有獨創性可言。

我們已經看出，幾乎所有的19世紀的唯心主義學說都可以被認為是維柯學說的重演。沒錯，幾乎所有的都與它有關；只是我們從維柯的思想中發現的不是預兆而是必然性，不是暫時的滿足而是等待填充的鴻溝。就此而言，19世紀不再是維柯思想的重演，而是以他為基礎的進步。警告和非難維柯的不和諧的聲音再次響起。維柯把世界一分為二，一個是心靈的世界，一個是自然界，他的知識論標準，即真理與創造物相互轉化的標準可應用於這兩個世界。但是，這個標準之所以適用於前者是因為那個世界是一個由人創造的世界，因此人能夠認識它；這個標準之所以適用於後者是因為後者是上帝創造的，因此這個世界是人類不能夠認識的；這種劃分沒有被新哲學所接受，新哲學比維柯走得更遠，它把被崇拜的人變成了神，把人類思想提升到了普遍心靈或理念的高度，把自然精神化、理想化了，並試著用思辨的方式在自然哲學中理解它，把自然哲學本身作為心靈的產物。只要通過這種途徑毀滅了超然存在的最後殘餘，被維柯所忽視的進步的觀念就會放射出絢麗的光彩。在某種程度上，笛卡兒和他的18世紀的追隨者曾以膚淺的、理性主義者的方式領悟和證實過進步的觀念。

然而，如果維柯在這一點上不能與後來的哲學抗衡的話，那麼，這個失敗就由維柯的歷史發現和關於19世紀的評論與研究之間存在著充分的一致性而得到足夠的補償。最重要的是，他和他的後繼者在方法的規範方面是一致的，他懷疑關於古代歷史的敘述，他認為文獻和遺跡優越於敘述，他研究了作為原始信仰和習俗的倉庫的語言，他從社會的角度解釋神話，他強調文明的自發發展而不是外部交流，他不喜歡用現代心理學的觀點解釋原始人的心理，等等。在歷史問題的現實解答這一點上，他與後來的歷史學家也是一致的。這些都重申了原始希臘和羅馬文明的古代的、野蠻的特征，也重申了希臘和羅馬政治結構的貴族化和封建化的趨勢。他們采納了有關戰爭的戲劇詩暗指古代合法儀式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