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的英雄轉變成了民主社會里的英雄，終結於法國的雅各賓派和意大利以及其他任何地方的模仿者；荷馬被看作偉大人物與他的粗魯而樸實相匹配；羅馬歷史的重建主要以羅馬法為依據，七個國王的名字是制度的標志；羅馬最初的風俗習慣是後來發明的，這一發明源自於希臘或希臘模式；歷史的本體被看作是由貴族和平民之間的經濟鬥爭和法律鬥爭構成，平民來自於家奴（famuli）或庇護所；維柯是第一個清晰地闡述了階級鬥爭的人，階級鬥爭被認為是一個可以廣泛應用於全部歷史領域的判斷標準，並為最徹底的社會革命提供了一個解釋；中世紀，尤其是拿破侖一世之後的王政復辟時期，大力呼籲感情和思想感化，作為理性的資產階級社會是令人羨慕也是令人遺憾的，結果它被理解為維柯所發現的宗教的、貴族的、詩性的時期，它是現代歐洲的青年時代。

這樣一來，意大利重新發現了但丁的偉大，由維柯創始的對但丁的詩的評論被德·桑克提斯做得完美無缺。同樣，尼布爾和蒙森使維柯的關於羅馬歷史的觀點成熟起來，沃爾夫發展了維柯關於荷馬的理論；海黑尼、繆勒和巴赫霍芬發展了他對神話的解釋；格雷和其他的哲學家通過詞源學方法按照維柯的規劃重建了古代生活；薩維尼和歷史學派深化了維柯的法律是自發發展的觀點，並且發揚了維柯偏愛習俗而不是法令和法典的傳統。法國的梯葉里和弗斯特·德·庫朗日，意大利的特羅亞，還有一大幫子德國學者都堅持維柯關於中世紀和封建主義的觀點；馬克思和索雷爾則信奉他的階級鬥爭學說，還有他的通過回到心靈的原始狀態和新的野蠻狀態的方式使社會復興的觀點；最後，尼采的超人在某種程度復活了維柯的英雄。

這些只是不經意間拾起的為數不多的幾個人名，要想一一列舉，並把每一個人都放在正確的位置上，則意味著要寫一整部新時期的歐洲思想史，雖然已經有人在實證主義的名下著手寫了，可是仍未完成。這種實證主義是18世紀的唯物主義思潮和抽象觀念作為插曲再次出現，現在，這部插曲好像已接近尾聲。

一個人的成果在幾代人的著作中重復出現了無數次，這是個人和世紀同步的表現。為了描述維柯，我們也許要用從後來的發展中抽取出來的東西為流於空泛的措辭提供佐證，也就是說維柯就是19世紀的思想根源。這種描述也許能為維柯思想的重建和解釋提供一個總結，也許能為正確地理解他在現代哲學史上的地位做點貢獻。公正地說，他可以和萊布尼茲並駕齊驅，人們經常拿他和萊布尼茲進行比較。然而，事實並非像人們認為的那樣，說他們齊名，不是因為他們之間存在著相似之處（持有這種信念的人所進行的比較是錯誤的、膚淺的），準確地說，而是因為他不同於萊布尼茲，實際情況是，他非常反對萊布尼茲。

萊布尼茲是頂尖級的笛卡兒主義者；萊布尼茲也是一個唯理智主義者，盡管他承認petites perceptions（微小的知覺）和模糊不清的知識；他是一個機械論者，盡管他也是活力論者，也許，活力論存在於他的幻想中而沒有存在於他實際的思想中；他敵視歷史，盡管他有淵博的歷史知識；他不懂語言的真正本性的知識，雖然他一生都對語言有濃厚的興趣；他缺乏辯證法，盡管他企圖解釋宇宙中的惡。萊布尼茲的哲學與後來的唯心主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它最完美地表達了舊形而上學，這種形而上學必定已被超越；維柯的哲學是新形而上學的大綱，需要進一步發展和確定。

一個是自己那個世紀的發言人，他振臂一呼，萬眾矚目。另一個是未來的代言人，他在荒野上吶喊，無人回應。然而，群氓與荒野既不能為思想的內在性格增添任何東西，也不能從中取走任何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