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慶炳：《文心雕龍》“感物吟志”說（2）

這是劉勰在詩與個人的情志的關係上，給詩的意義規定了第二個層面，揭示詩是個人的情志的載體。

第三，作者又以《古微書》引《詩緯·含神霧》的說法，認為“詩者，持也，持人情性”。

《說文》：“詩，握也。”“詩者，持也”中“持”字可解釋為“持守”、“把握”、“節制”、“約束”的意思。作者為什麽把詩與“持”字聯系起來呢？這是因為詩可以“持人情性”，即持守、把握、節制人的情性而不使有失。換言之，就是用詩來“順美匡惡”，約束人的性情。

清人劉熙載《藝概·詩概》：“詩之言持，莫先於內持其志，而外從風化從之。”這是作者從詩的吟誦閱讀功能上給詩的意義的第三個規定。

上述對詩的意義的三個規定，是從本體的層面和功能的層面對詩的給定，表面看是不同的，但其實質是相通的。

詩言志，似乎人有什麽“志”，就可作什麽詩，完全有個人的自由，其實不然。因為，詩，承也，詩人的“志”必須與君政所要求承載的內容相一致，這樣的詩就可以用合乎君政規范的理性把握人的性情。

宋代王安石把詩解為“寺人之言”，並不是沒有道理的。寺人是古代被閹割的人，是內廷小官，宗教典禮的主持人，他們的行為規范要受很大的限制。《說文》：“寺，廷也，有法度者也”，有學者考證，寺，本義為“持”。所以，王安石解詩為“寺人之言”，其意思是詩是一種受法度控制的言語。

應該看到，劉勰所述，既說明他的思想受孔門的詩教所囿，同時也客觀地揭示和概括了中國古代詩的古典意義，這是有一定價值的。也就是說，最早的詩是與禮一樣的，都是王者統治權即神權的確證，王者的衰敗，自然使詩和禮向民間轉移，這在王者看來也就是詩與禮的消亡。

孟子就曾說過：“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劉勰在《明詩》篇中，把遠古中國的詩的本義揭示出來了，從學術的角度看是有價值的。它說明中國的古典的詩是中國古典文化的產物，中國古代文化理想是君主的絕對統治和個人的有限言說自由的對立統一。

既然是君主的絕對統治，那就要對人的思想實行控制；既然個人的言說自由是有限的，那麽它不應破壞社會的平穩發展。所以，“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怨而不怒”，“發乎情止乎禮義”，“思無邪”，“溫柔敦厚”，“主文而譎諫”等說法，最能反映中國古代儒家的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