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詩的創作—「信而好古」及「放鄭聲」：

孔子畢生維護周禮不遺餘力，提倡禮治的復古，反對制度的變革，由此可知其對文藝的態度，亦抱持「信而好古」的原則，反對文學藝術的創新。孔子在〈述而〉標榜自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說：「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也。」這些孔子自述的記載，在在都顯示出孔子對古代的學術文化乃至文藝是十分敬重，對於整理和保存文化遺產方面有極大貢獻。然而孔子對復古的狂熱，直接影響表現在對創新的厭惡，其「是往古而誹今」的觀點，可謂為文論批評觀點上「貴古賤今」一說之先河。…

這種情形到了宋朝，鄭樵、朱熹等出來做翻案文章，他們直言不諱地指出這些詩歌是「愛情詩」，又說是「淫奔人所作」，雖然還它們以本來面目，可算是一大功勞，但是既是淫詩，又豈能「無邪」？於是朱熹為了自圓其說又創造了一種新說，即—「思無邪」是對讀書人閱讀應有的態度而言，「思無邪乃是要使讀書人思無邪耳。」因此，朱熹認為孔子選收這些詩篇，是為了提供反面教材，「聖人存之，以見風俗如此不好，至於做出這些詩來，使讀者有所愧恥而以為戒耳」（《朱子語錄》）。然而，朱熹的自圓其說實在是行不通的，孔子所謂「思無邪」明明講的是「《詩》三百」，即作品本身，哪能理解為「讀書人閱讀應有之態度」呢？更不可能是做為反面教材而存在。

其實聯繫孔子所處之社會環境，《詩經》諸多篇章 [39]…

孔子稱讚鄭國公文的草擬過程：「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憲問〉）這樣謹慎的擬定過程，其中就包括文字加工的功夫。孔子認為「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37] 更是明確強調言辭修飾的重要，有言僅能「行」，而欲「行遠」則非加以文飾不可。雖然孔子提出「辭，達而已矣。」（〈衛靈公〉）對於文藝的修飾乍看之下並不強調，甚至認為不是必要，在美學觀點看來似乎是消極的要求，實際上孔子是強調反對過度文飾，模糊內容真正要表達的意涵，而非輕視形式或修飾。…

有一點要特別提出的是：孔子言「興觀群怨」，談的是「用詩」，而不是「作詩」。在古籍中，我們沒有看到任何孔子及其弟子作詩的記載，但他們常常引詩。可以推斷，孔子提倡學詩、誦詩，目的在於應用，而非創作。而且四者之中的「觀」，只能解為用詩，如果將「興」、「群」、「怨」指為作詩，那麼論詩的角度就不一致了。因此邢昺的《疏》和劉寶楠《正義》，將「興觀群怨」的「興」，（讀平聲）和「賦比興」的「興」（讀去聲）兩者視為同等，是把詩的功用和詩的作法混為一談，這是對孔子論詩的一種誤解 [30] 。

總的來說，分析孔子這段話：興可視為一種精神教育，亦為一種美感教育；觀是政治、社會教育；群為群體教育；而怨則為情感教育；事君與事父為倫理、愛國教育；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則為生物教育，這都是由《詩經》之實用性來看。…

《漢書‧藝文志‧詩賦略》：「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雖然這種風氣到了春秋末葉已趨衰歇， [29] 但孔子仍特別強調學詩對於外交上言辭應對的重要性，於此也可以看出孔子的禮治思想是何等強烈。就語言的功用來說，賦詩可用於稱讚，也可作為外交辭令，能夠賦詩明志，也可以飲宴以酬答，可以說只要是語言的範圍，幾乎無處不可賦詩。

在孔子關於詩的作用的論述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興觀群怨」說。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陽貨＞）這是孔子對詩的功能最明確的系統總結。這段話可以分為三個部分來看：一是孔子訓示門生的開場白，而興、觀、群、怨則是重心所在；二是「邇之事父，遠之事君」的生活實用面；三是就知識增長層面而言的「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孔子刪《詩》的原則是「取可施於禮義」，使人們學《詩》以後，「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22] 乃是以文學為政治服務。《論語》為孔子弟子及再傳弟子集結而成，收錄夫子教誨的第一手資料。故欲探討其文學觀點，主要見於《論語》中，其他典籍如《易傳》、《禮記》以至《孔子家語》、《說苑》等書所記錄、稱引的孔子言論中也有涉及文學問題的，多數屬於後人的偽托，只能供研究時參考。上述可知孔子既以禮、樂、詩為不可分割，故探討《論語》論詩及孔子之文學觀，必兼及禮樂。因此，凡《論語》中論及禮樂詩者，本文論述中皆一併觀之，以求得窺孔子文學觀之全貌。

三、《論語》論詩：

（一）詩的地位…

孔子以《詩經》作為教科書而論及其意涵時，所論述的相關種種觀點，可視之為孔子對於文學的態度，或可稱為孔子的文學觀。孔子之論詩，亦如其論哲學思想一般，並未將之歸納為一系列形上化的理論，而是散見於與弟子平日言談紀錄 —《論語》的各章節之中。因此，本文試以探討《論語》論詩的觀點，兼論孔子的文學觀，因學力之不足，僅能作為研究先秦文論的嘗試之作。

二、孔子禮樂詩三位一體的觀念：

一個思想或觀念的形成與思想者所處的時代有必然的關係，論及《論語》的內容，就必須瞭解孔子所處的時代背景。早在沒有文字記載的時代，先民的原始藝術中，詩、禮、樂就是緊密結合的，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今日還可見。禮樂制度是中國封建時代一項極為重要的政治制度，夏商兩代的禮樂制度，在孔子時已不可考，…

摘要：孔子是古代最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然而，孔子對於文藝問題的論述，似乎容易為其思想光芒所掩而，少有人論及。孔子做為平民教育的提倡者，以《詩經》做為教本，在論述其中相關的問題時，也顯示了孔子對於文藝相關問題的概念。本文試由《論語》中所載孔子之言，探討孔子以「詩教」為中心的文藝思想及美學思想，以求得窺孔子論詩之梗概。

一、前言：

《論語》是以論說為主的作品，可以視之為語錄體的散文。《漢書‧藝文志》：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語言而接聞于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以這三種研究方法的分論而言，上述第一種話語形態的研究方式當屬於經驗性的，第三種話語形態的研究方式屬於理念論的，而第二種話語形態的研究方式是經驗性與理念論相統一的。經驗性研究有利於文學知識的積累，但往往缺乏基本文學理論觀念的創造性，也達不到觀念的普遍性；理念論的研究具有理論認識的普遍性，但容易變成一種抽象的形而上學，導致理念概念的「空洞無內容」；只有經驗觀點與理念觀點相統一的研究方式才能將文學觀念建構的普遍性與藝術審美的特殊性結合起來。就此而言，文學理論話語形態建構的第二種路徑特別值得重視。…

從以上對張江系列研究的引述可見，文學理論話語的存在「形態」不僅與「生成路線」直接相關，而且生成路線正確與否也是文學理論話語本身的合理性與有效性的評斷依據。因此，我們研究各種文學理論，評判其理論得失，也可以由其建構路徑入手，就像張江研究西方現當代文學理論時所做的那樣。進一步來說，當代中國文學理論正面臨著構建話語體系的時代任務，也需要在文學現象與理論運作的精神聚合中找到通往話語體系建構的有效路徑，這是文學理論研究者應有的自覺意識。…

文論是對文學現象、文學作品的研究（如俄國形式主義）和對文學包括文學理論的意識形態批評（如馬克思主義文論）；而文學理論是對文學研究的研究，要對何謂文學以及文學史研究和文學批評中的各種論斷的預設加以探索性研討，因而，「(文學)理論是一種反思，對文學、文學批評和文學史狀況的反思，一種對批評的批評或曰元批評」。在中國文學理論界，大量存在的主要是前一類研究，而後一類研究只是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隨著文學研究方法論的興起才逐漸進入學界的理論研究視野，此後於80年代後期和90年代進行的對於文學理論的研究對象以及學科性質等問題的探討對此有進一步的拓展，但總體而言，這方面的研究相對薄弱，理論成果還不是很多，許多從深層次上關涉到文學理論發展而需要深入展開的問題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關注與研討，文學理論的話語形態及其建構路徑問題即為其中之一。…

摘要：中國當代文學理論話語體系建設有許多需要從元理論層面加以反思和澄明的問題，話語形態及其建構路徑即為其中之一。文學理論研究存在如何處理文學和理論的關係，從而如何生成文學理論話語的問題。撇開意識形態屬性不論，只從符號和表述的形式層面即知識形態上看，可以將文學理論話語的建構分為三種類型：一是對文學現象和文學作品存在外觀和樣態的經驗性文學理論研究，二是有關文學的性質和功能等基本文學觀念的建構性文學理論研究，三是基於其他學科的理論而對文學的泛化形態的理論研究。與此相應，文學理論話語形態的建構便有三種路徑：第一種是從先行存在的具體性文學現象到概括性文學知識的形成；第二種是從抽象的文學理論觀念到具體性的文學實踐；第三種是從其他領域的抽象理論向文學研究領域的延伸，理論是外在的，文學只是例證。三種話語形態及其建構路徑雖然互有不同，但各有其價值，要以辯證的態度加以看待。…

2024年6月12日清晨，一輛前往北京慕田峪長城的大巴車上，一堂中文入門課開講了。甲骨文、金文、小篆、楷體經歷了怎樣的變化過程，「男」「女」「人」「木」等中文字體從古至今如何演變，車上來自美國的青年學生都聽得很入迷。



參加中美青年友好會見活動的美國師生，置身北京新老地標，探尋中國傳統文化的歷史淵源，感受更加真實多元立體的中國。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正在顯現活力與生機，在讓我們自豪、興奮的同時，也讓世界感受更多其深邃雋永的魅力。…

此價值界域包含漆本身的語言體系的建構，以及漆在藝術世界的文化自覺、觀念演繹，乃至人文關懷、思想顯現與藝術哲學、政治姿態等等，它是構成漆的文化本體的精神內涵，也是漆這一東方文化媒介，未來走向世界藝術舞台必然構建的價值體系。

筆者曾在一篇舊文《當代藝術創作中觀念邏輯構建的價值蘄向》當中談到：「當代藝術的『頑疾』之一，恰恰在於藝術家以及圍繞著藝術相關的各類主客體，過於『感性』、『隨意』，乃至於沒有多少藝術家真正上升到深刻的心性、思想與邏輯構建的認知層面來。」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國人「散漫」、「隨意」，乃至「狡猾」等性格特點。在中國的當代藝術界，很多藝術家不是沒有觀念，而是觀念太散亂，以至於無邏輯，從而導致其藝術沒有整全的觀念體系，也無法從其藝術中理出一個清晰的心性譜系，這是當代藝術致命的弱點。…

新的藝術語言與概念，無外乎兩種來源。一種是向外拓展。例如，做跨學科的會通研究，把古今中外文學、詩歌、美學、思想史、哲學史等資源轉化到藝術中來；另一種便是向內深挖，不斷地加入新的實踐與體悟，在創作與實踐工作過程中提煉新的語言。

這種新語言，美國芝加哥藝術學院美術史與批評系主任詹姆斯·埃爾金斯教授稱之為「工作室語言」，筆者則更願意稱之為「感覺系統語言」。它是一種在工作室創作過程中與心靈狀態「共振」所產生的鮮活語言。這與單純的梳理堆積的陳舊文字與材料的理論研究方式，是不一樣的系統，它也是新的藝術語言、風格乃至精神最重要的來源之一，因為「活」的問題，總比「死的材料」更具有生命力。…

Ⅰ、以「第三持存」開顯物之延異

「第三持存」是法國當代哲學家貝爾納·斯蒂格勒在胡塞爾的基礎上創造出來的一個新概念。持存，既表示一種動作，也是動作的對象與結果。而第三持存，則是相對於「第一持存（感知）」、「第二持存（記憶）」來說的，大致可理解為一切以物質的方式記錄、保持下來的事物。斯蒂格勒認為當代社會的發展與「第三持存」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它不僅僅開拓乃至見證著社會的發展，同時也是一個時代意識、思想等無形的精神世界的一種「持存」媒介。

筆者認為，將漆放置在一個社會乃至時代的「第三持存」維度來審視與考察，要遠比將漆作為藝術的一種媒介來討論更有價值。它有利於我們借助「第三持存」的價值生機載體，去開拓漆的當代性轉化與延異。…

當代數位科技已扮演猶如社會中樞神經系統的角色，「數位轉向」（digital turn）似乎也已是不爭的事實，且打造此般的數位天地，促使許多人深信「機器優於人類」的命題。貝爾納．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在《人類紀裡的藝術》指出，這種始於1993年數位轉向的科技震撼中，透過網路科技的全球開放網絡，超工業化的系統透過遠程──行動的網路，對遠程的對象進行控制，致使整體社會運作體系轉化成人們所熟悉的數位經濟。隨著數位時代的全面到來（包含大數據、機器學習、人工智能、物聯網等新科技的普及），大規模「數位化」世界圖景的景致既是歷史性的，也是增補性的當代生存樣態，整體且普遍的人工智能化而引發一系列社會文化、地緣政治、生存環境、生命倫理等人類生活世界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