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稱讚鄭國公文的草擬過程：「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憲問〉）這樣謹慎的擬定過程，其中就包括文字加工的功夫。孔子認為「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37] 更是明確強調言辭修飾的重要，有言僅能「行」，而欲「行遠」則非加以文飾不可。雖然孔子提出「辭，達而已矣。」（〈衛靈公〉）對於文藝的修飾乍看之下並不強調，甚至認為不是必要，在美學觀點看來似乎是消極的要求，實際上孔子是強調反對過度文飾，模糊內容真正要表達的意涵，而非輕視形式或修飾。

所以全面地來看，孔子對於內容和形式都是很重視的。「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雍也＞）這段話完整地表達了孔子的質文觀，要求形式必須為表達內容服務而不偏重一方，達到文質並茂的標準。孔子對於質和文的關係沒作進一步深入透闢的論述，但其兩者並重的基本觀點是正確的。這與後來出現的重質輕文或重文輕質的觀點相比，其可貴之處就更清楚地顯示出孔子質文並重的文學評論原則，並為後學者加以豐富和發展。

另外，因為孔子又說過「志於道，據於德，依與仁，遊於藝（六藝）。」（＜述而＞）和「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憲問＞）之類的話，這裡的「藝」與「言」和「道」、「德」與「仁」相比，似乎是處於次要的、從屬的地位，因此也有學者由此引申出重質輕文的觀點，這和孔子的思想是不相符的 [38] 。

（四）詩的思想—「中和」及「思無邪」：

《論語》記錄有子之言：「禮之用，和為貴。……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學而〉）這裡指出「和」亦即強調和諧，乃為禮最主要的功能。在孔子的禮治理論中，「中和」是一條最重要的原則，關於「和」的意涵，孔子談論不多，但亦有言「君子和而不同」，「和而不同」是當時具有進步意義的哲學思想。在孔子之前，鄭國的史伯曾經對鄭桓公提出「和」的觀點，他認為「和實生物，同則不繼」，指出客觀世界本來就是森羅萬象，豐富多樣的參差不齊構成和諧，生命才能綿延不絕的延續，否則一歸於死寂。由於「聲無一聽，物無一文，味無一果，物一不講。」（〈國語‧鄭語〉）此為宇宙構成的普遍規則。齊國的晏嬰也對齊景公說：「和如羹焉，……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又「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左傳‧昭公二十年》）說明美味菜餚、悅耳音樂乃由各種味道、各種聲音配合而成之「和」，而非為單一味道、聲音可成。因此統治者為政亦應如此，只可調節矛盾以求「和」之實現，不應以強制手段求「同」，而能達「心平德和」的境界。這裡指出「和」是在承認差異的基礎上，透過適當的調節作用而實現的和諧。孔子繼承春秋政治家這種思想，亦提倡「和而不同」的進步觀念。

孔子的政治思想既以禮治為中心，又強調「允執其中」的重要原則（〈堯曰〉），認為「過猶不及」（〈先進〉），雖然孔子也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子路〉）然而所謂狂者、狷者都是退而求其次的選擇，是在「不得中行而與之」的情況下，才有這樣的標準，絕非孔子的最高理想。孔子的中和思想，來自於宇宙萬物雖各有異，卻能彼此調和而運行不悖的概念，強調「和而不同」的原則，乃是期望在矛盾與差異中透過適當調節，而實現和諧的統一境界。「中」是防止矛盾的極端化，「和」是避免矛盾的尖銳化，一方面承認矛盾與差異的存在，一方面主張折衷調和，其中包含進步與保守雙重性格，正是孔子思想特之所在。

中和之美是儒家追求審美的最高理想，在孔子的言論中，則明確體現於「思無邪」一語。「思無邪」是孔子對詩三百篇的總評：「《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為政＞）對於這句話的解釋，歷來聚訟紛紜。問題就出在《詩經》中收錄了大量的愛情詩，按傳統禮教觀念來看，這些都是淫邪之作，怎麼能說是「無邪」呢?為了解決這個矛盾，漢儒們的辦法是把愛情詩通通歪曲為政治詩。典型的代表是＜毛詩序＞，注者煞費苦心地把這些抒寫男女之情的戀歌，逐首解釋為對君主、時政的美刺，以致後來有人把《詩經》當作諫書，這類解釋當然是十分荒唐的。

[37]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