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孔子是古代最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然而，孔子對於文藝問題的論述，似乎容易為其思想光芒所掩而，少有人論及。孔子做為平民教育的提倡者，以《詩經》做為教本，在論述其中相關的問題時，也顯示了孔子對於文藝相關問題的概念。本文試由《論語》中所載孔子之言，探討孔子以「詩教」為中心的文藝思想及美學思想，以求得窺孔子論詩之梗概。

一、前言：

《論語》是以論說為主的作品，可以視之為語錄體的散文。《漢書‧藝文志》：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語言而接聞于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漢書‧藝文志》這段記載，透露兩點重要訊息：

（一）《論語》主要是記錄「夫子之言」，並帶有論說性質；

（二）《論語》非一人之時之作，編纂者亦無明確、系統之編輯思想，為多人參與、歷時漫長之拼合作品。

由於上述因素，我們今日所見之《論語》，其各篇章之間連貫性不強，各章皆為一獨立之論述；其內容亦無明確中心架構，亦非一完整體系。一方面固然是因為成書方式所致，更大的原因乃在於「先秦學術不分科」。

先秦兩漢時期的文學批評理論，尚處於萌芽和生長時期，文學思想和文學批評理論，大都體現在對總體文化的論述之中，而非純粹的、單一的專項。當時文化本身的發展還不充分，意識型態和文化領域內的各個不同部門，還沒有清晰的分界。因此，我們評論先秦時期的文學理論，有三點需要注意： [1]

（一）此時期由於學術不分科，文學理論尚未獨立，往往和哲學、史學混談。哲學家多在論述哲學問題時，觸及到文學問題，或是在哲學思想觀點中，曲折地透露出文學觀點；史學家則是在評論歷史上的文學家或文學現象時，間接表達其文學見解因此。基本上，先秦時期還沒有出現單純的文學理論著作，研究此時期的文學理論，僅能由哲學或歷史著作中發隱抉微。

（二）在此時期，明確的文學觀念尚未建立。先秦時期「文」或「文學」為文化學術之總稱，概念外延極為廣泛。所謂「文章」為雜文學的概念，包含許多非文學之文體。先秦談論詩多與言詞有關，多數文論是對各種文辭之論述、評斷，其文學理論特徵不突出。

（三）在此時期，由於詩與禮樂緊密結合，樂為禮的一種表達方式，而樂是詩、樂、舞三位一體的綜合。因此，多數樂論具有藝術論的性質，欲論詩就不能不相及禮、樂，故樂論亦應視為文論的一種形式。

先秦文學由於以上種種因素，故有以下特色：（一）零章式；（二）交錯性；（三）致用性；（四）辯證性；（五）互文性；（六）考證性 [2] 。

《論語》近於格言式的零章式紀錄方式，各章間的互文性極強，決定其理論架構的特殊性，不似後來諸子散文具有邏輯論證和充分闡述，讀者必須由各章閱讀中，自行建立其思想系統。而且孔子教授學生，往往由日常生活中普遍經驗切入，以精鍊的語言形式表達，此方式展現孔子學說富有實踐經驗性的特色， [3] 讀者即使相隔千年，仍能感同身受。

六經是早期儒家的教本，但在孔子以之為教科書之前，周代已將之列為官學主要內容。《詩經》作為最早之詩歌總集，自然具備強烈的文學性質，但在先秦時期，尤其是春秋以前，人們並不將《詩經》視為一部單純的文學作品，而是把它作為一部政治、倫理、道德、文化的百科全書來看待的 [4] 。《詩經》大約是從周初到春秋中葉產生，可以入樂的詩歌作品選集。其中除了一些大雅和頌的一些篇章中，尚保留一些史詩的痕跡之外， [5] 其餘的作品，幾乎都是對現實人生的具體描寫。《詩經》將文藝和廣大的社會內容緊密結合，運用文藝來達到一種社會政治的目的，要求作品對它所描寫的現實生活內容，作出頌揚或諷刺的表示，這是《詩經》中所體現的重要文藝思想特點 [６] 。

由於中國從有文字記載的詩歌，一開始就以現實人生為描寫對象，因而人們對詩歌的認識，便首先由其社會、政治作用著眼去認定它的本質、特徵。《詩經》中部分篇章已經反映出人們對詩的最初的樸素認識，在許多先秦典籍中例如：《左傳》，也記錄古代統治者運用它作為政治工具的事實 [７] 。這些現象反映在理論上，就出現了「獻詩」、「賦詩言志」、「觀風」這一類概念，並由孔子昇華為「興、觀、群、怨」說，經由孟子、荀子、漢儒加以發展，初步形成以政教為中心的詩歌理論體系。

參考資料：

◎專書：

一、王書林：《論語研討與索引》，台北：商務出版社，民69年（西元1980年）初版。

二、王邦雄、曾昭旭、楊祖漢著：《論語義理疏解》，台北：鵝湖月刊出版，民72年（西元1983年）再版。

三、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主編：《中國文學講話（二）周代文學》，台北：巨流圖書公司，民77年（西元1988年）3月一版一印。

四、黃保真、成復旺、蔡鐘翔：《中國文學理論史·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台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3年12月初版一刷。

五、黃忠慎：《詩經簡釋》，台北：駱駝出版社，民87年（西元1998年）元月一版二刷。

六、張少康、盧永璘編選：《先秦兩漢文論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1月一版一刷。

◎期刊論文：

一、戴朝福：〈《論語》之詩教研究〉，《孔孟學報》，民78年3月（西元1989年），第57期。

二、何永清：〈《論語》的文學趣味〉，《中國語文》，民86年2月（西元1997年），第476期。

三、倪芳芳：〈論語的文學價值〉，《國文天地》，民86年12月（西元1997年），第13卷第7期，總第151期。

四、單承彬：〈《論語》的文學史意義〉，《齊魯學刊》，1997年，第5期，總第143期。

五、劉承奇、高偉傑：〈多元統一 中和至美—談孔子的審美標准〉，《齊魯學刊》，2000年，第1期，總第154期。

六、張春英：〈論孔子〝正心〞的育人觀〉，《齊魯學刊》，2000年，第3期，總第156期。

[1] 黃保真、成復旺、蔡鐘翔：《中國文學理論史·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台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3年12月初版一刷，頁15。

[2] 10/2，游志誠老師文學批評史上課內容。

[3] 單承彬：〈《論語》的文學史意義〉，《齊魯學刊》，1997年，第5期，總第143期，頁4—5。

[4] 《論語·季氏》記載孔子教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又《左傳·僖公二十七年》記載，趙衰說：「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加上《左傳》中大量「賦詩言志」的故事，都可充分說明，《詩經》對當時人們來說，是日常生活言談，乃至於進行政治、軍事、外交活動時，所必須熟練的一種工具。

[5] 例如：〈大雅·文王〉記錄周之興與商之亡、〈大雅·矊〉記錄周先人歷史、〈周頌·時邁〉記載武王克商等等。

[６] 張少康、盧永璘編選：《先秦兩漢文選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1999年5月北京第一版，頁10—11。

[７] 透過「觀風」、「觀志」來洩導民情、補察時政；又經過選擇、處理將詩合於樂舞，作為維護社會階級之分的手段，以調節統治階級的內部關系，使之成為「禮樂之治」的表現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