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答評論家蔣行之先生 

寫回憶錄，要怎麽樣才不會折損回憶，或者盡量省著用？Nabokov說他最珍惜的回憶輕易不敢寫的，寫到小說裏就用掉了，以後想起來好像別人的事，再也不能附身，等於是死亡前先死一次。然而花總不可能一晚開足的，勢必一次次回顧，特別是那麽久遠的回憶。如何在寫作時保持回憶的新鮮？

用天主教的“告解”作比喻吧，說出來就解脫了。天主教徒向神父告解，我向讀者大眾告解。寫回憶錄是為了忘記，一面寫一面好像有個自焚的過程。…

敬答名作家姚嘉為女士

您的回憶錄不但記錄了您個人的步履，更反映了幾十年來中國人的顛沛流離，家國之難，還不時回到現在的時空環境。書中許多細節，讓人如臨其境，請問這些資料是如何來的？（靠記憶？當年寫的日記？買書？到圖書館收集資料？海外找這些資料困難嗎？）

五十年代我在臺灣，多次奉命寫自傳，由七歲寫到“現在”，到過哪些地方，接觸過哪些人，做什麽事，讀過哪些書報雜誌，都要寫明白。為什麽要一寫再寫呢，他們要前後核對，如果你今年寫的和五年前寫的內容有差異，其中必有一次是說謊，那就要追查。因此我常常背誦自己的經歷，比我禱告的次數還要多。…

敬答“九九讀書會”諸位文友 

你的第四卷回憶錄一度打算名叫《文學紅塵》，最後改成《文學江湖》，通常書名都有作者的寓意，《文學江湖》是什麽意思？ 

我覺得文學也是紅塵的一個樣相，所以我記述所見所聞所思所為，取名《文學紅塵》。後來知道這個書名早被好幾位作家用過，就放棄了。 …

我是後知後覺，六十年代才零零碎碎拼湊出整個案情。我也曾是流亡學生，高堂老母壽終時不知我流落何處，我常常思念澎湖這一群流亡學生的生死禍福，如同親身感受。有一天我忽然觸類旁通，“煙臺聯中匪諜案”不是司法產品，它是藝術產品，所有的材料都是“真”的，這些材料結構而成的東西卻是“假”的，因為“假”，所以能達到邪惡的目的，因為“真”，所以“讀者”墜入其中不覺得假。獄成三年之後，江蘇籍的“國大代表”談明華先生有機會面見蔣介石總統，他義薄云天，代替他所了解、所佩服的張敏之申冤，蔣派張公度調查，張公度調閱案卷，結論是一切合法，沒有破綻！酷刑之下，人人甘願配合辦案人員的構想，給自己捏造一個身份，這些人再互相證明對方的身份，有了身份自然有行為，各人再捏造行為，並互相證明別人的行為，彼此交錯纏繞形成緊密的結構，這個結構有內在的邏輯，互補互依，自給自足。 …

一九四九年五月踏上臺灣寶島，七月，澎湖即發生“山東流亡學校煙臺聯合中學匪諜組織”冤案，那是對我的當頭棒喝，也是對所有外省人一個下馬威。當年中共席卷大陸，人心浮動，蔣介石自稱“我無死所”，國民政府能在臺灣立定腳跟，靠兩件大案殺開一條血路，一件“二二八”事件懾服了本省人，另一件煙臺聯合中學冤案懾服了外省人。就這個意義來說，兩案可以相提並論。 

煙臺聯中冤案尤其使山東人痛苦，歷經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進入七十年代，山東人一律“失語”，和本省人之於“二二八”相同。我的弟弟和妹妹都是那“八千子弟”中的一分子，我們也從不忍拿這段歷史做談話的材料。有一位山東籍的小說家對我說過，他幾次想把冤案經過寫成小說，只是念及“身家性命”無法落筆，“每一次想起來就覺得自己很無恥。”他的心情也是我的心情。 …

另一個可能是，文學作品的多義和曖昧反而有助於“為匪宣傳”，反共文學發生的效果應該符合預期，沒有偏差。口號是最不容易誤解的東西，所以有些反共文學不惜流為口號化。這就是為什麽臺灣對喬治奧威爾《一九八四》、匈牙利小說家凱斯特勒的《正午的黑暗》（也有人譯作《獄中記》）、張愛玲的《秧歌》都不喜歡，無奈那是美國新聞處推廣的冷戰文宣，黨部無可奈何。

臺灣域內的作家冷暖自知。姜貴告訴我，他在臺灣的坎坷，大半因為他寫了《旋風》。陳紀瀅的《賈云兒前傳》，王藍的《藍與黑》，也都有憂讒畏譏的經驗。司馬桑敦的《野馬傳》在香港發表出版，黨部鞭長莫及。一九六七年，臺灣已是百家爭鳴，《野馬傳》修正了，臺灣出版，還是遭到查禁。即使到了七十年代，《中國時報》發表陳若曦的《尹縣長》，仍然引起一片驚惶。…

一九五五年發生了一件事。這年五月，舞蹈團體得到文獎會讃助，舉辦民族舞蹈競賽，場地借用臺北市三軍球場，位置正對“總統府”大門。有人檢舉，得獎的表演節目中有蘇聯作品，不得了！那時正值所謂“白色恐怖”的盛年，你在文章裏引用馬克思一句話都是大罪，怎有文藝運動的領導人，大模大樣在“總統府”門前，眼睜睜看他演出蘇聯舞蹈，而且還出力出錢支持！張道藩立刻向中央黨部提出辭呈，並推舉陳雪屏接手，陳雪屏也立刻表示不幹。

據說所謂蘇聯作品，實際上是新疆少數民族的舞蹈。新疆和蘇俄接壤，文化交流頻繁，也許受了些影響，可是這種事哪裏說得清楚！張道公只有辭職表示負責。他是向蔣公辭職次數最多的人，他效忠領袖，但是不能厚結領袖左右以自固，他只有不斷辭職測驗領袖對他的信任，測驗他可以工作到何種程度。…

我本來就不覺得我在逃難。由蘭陵到南橋，那是“搖到外婆橋”。由南橋東行，我家還能維持一輛“二把手”，那是一種木制的獨輪車，由魏家弟兄前後駕駛，車輪特大，把車座分成左右兩個，母親抱著弟弟坐在左邊，妹妹坐在右邊，妹妹腿底下放些面粉大米，準備沿途食用。

我們還有一頭驢子。

還有這一溪桃花，一種太平歲月溫柔旖旎的花，落下一瓣兩瓣來貼在你手背上，悄悄呼喚你。

紅玉拼成的花。紅雲剪成的花。少年氣盛嫉妒心極重的花，自成千紅，排斥萬紫。從沒見過也沒聽說桃林之中之旁有牡丹芍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