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海德格尔从来没有这样说过，而是斯蒂格勒自己的想法。不过，在大的逻辑上，斯蒂格勒并没有错。第二层构境，斯蒂格勒声称，技术的发生同时也会是将人类自身的生存「连根拔起」，在他这里，生产技术本身是带有原罪的。这显然是海德格尔的关涉沉沦构境，而不是马克思的积极乐观的生产发展观。



第三层构境，在斯蒂格勒看来，技术是人类历史中承袭过去、先行的未来集聚起来的当下，这种人为的时间性会聚的真正实现即是技术。技术就是人的可完善性由潜在向现实的偶然性转化。正是这个特殊的偶然性偏离，使人脱离于生物种系的必然链环，从而生成人的社会历史存在的第二起源。

那么，在技术这一第二起源的全新构境中，人是如何被发明出来的呢？其实，我们也能觉察到，斯蒂格勒似乎也是在试图回答福柯提出的「人是一个不足300年的发明」的断言，只是，他把这种发明的起点大大前移了。首先，斯蒂格勒有模有样地说，他的研究是依从「由东非人…

法国著名的技术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作为德里达的重要弟子，以其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论著跻身于目前欧洲最著名的社会批判理论家行列。他的三卷本的巨著《技术与时间》是其技术哲学和批判理论的奠基之作。在此书的第一卷中，斯蒂格勒指认，自黑格尔以来，人们就不断宣称人的终结，而有终点就必然会有对起源的反向追问。



依他的看法，不同于人类存在者自身的生命种系起源，技术是人类历史存在的第二起源。在「谁」和「什么」的双重追问下，由人的生物实在之外的义肢性文码记忆构成了一种后种系生成中的「被发明」，这种在自然遗传进化终止之后出现的可激活的文码就是技术，这也是人类历史性生存在自然中的延异式到场。

一、人的存在的第二起源…

这个跳跃有些过大，从异质于一般生物生存方式的文字/文码到电子文件，已经是从古代文字的发生飞到当代信息技术的核心了。似乎斯蒂格勒并不以为这里存在著推论中的断裂，他若无其事地继续讨论自己所重新构境的延异概念。他突然又回到上述第一个构境层：从东非人到新人的历史性断裂。在斯蒂格勒看来，这种断裂，也是「由遗传性向非遗传性的过渡，就是一种新型的文码/编程的产生」。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即斯蒂格勒认为，人类历史的真正发端并非基于生物的遗传性获得上，而是建立在非遗传性的后种系生成的「文码和编程…

這個區別就在於是將「溯行」道路本質把握為連續性、統一性的還是斷裂性和離散性的？關於這一區別，德裡達《胡塞爾〈幾何學的起源〉引論》一書的漢語譯者方向紅教授曾有一段話切中要害。他在該書的「譯者後記」中這樣寫道：「路漫漫其修遠兮，返回的道路是暢通無阻還是荊棘叢生布滿歧義？胡塞爾小心翼翼地選擇了前者，而德裡達則堅定地選擇了後者。」



德裡達是否從一開始就如此「堅定」姑且不談，但後來隨著以「延異」概念為核心的後現象學「解構」哲學的形成，德裡達「選擇後者」的立場一定是越來越「堅定」。例如，斯蒂格勒就沿循德裡達的說法，指出胡塞爾一生探究起源和創生問題，其間五個階段，從早年的《邏輯研究》，到晚年的《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越論現象學》，無一不困境重重。所以，一部現象學的歷史，或者任何思想，乃至「世界歷史」本身，無非就是一部重重疊疊的「困境史」。…

斯蒂格勒这里所说的「已经在此」指的是第一个方面，即此在在走进世界时，总有一些先行的东西已经在事先规定和制约此在的存在了。而具体说，他的已经在此就是义肢(文化—技术)的「放在前面」，「义肢性是世界的已经在此，因此也就是过去的已经在此」。［1］281



依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现实的个人总是生活在一定历史性的生活条件之中，一个民族和时代的人，总会遭遇前人所遗留下来的生产方式所规定的前提。索恩-雷特尔将这种制约社会存在的先在的物质指认为社会先验。2016年，斯蒂格勒在南京大学讲授的「南京课程」中，直接引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相关的经典表述。［4］11－12…

编者按：基于贝尔纳·斯蒂格勒的“技术与时间”系列著作，本文作者Crogan系统地介绍了斯蒂格勒对于技术哲学的理论探讨。这一探讨试图追溯到哲学史和历史的源头，解构柏拉图式哲学将“技术”边缘化的传统，借助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的思想，让技术回到哲学思辨的核心，成为回答人类存在（being）和形成（becoming）问题的关键。



此外，本文还介绍了斯蒂格勒作为社会活动家的轨迹，在蓬皮杜中心等文化机构，他引导了大量的公众讨论，这些讨论涉及到当代的关于技术的关键性问题。通过上述讨论，公众对于“技术如何塑造人类”这一问题有了更多的自觉和认知。



通过关于斯蒂格勒的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叙事，…

摘要：斯蒂格勒哲學的中心命題之一是「技術創造人」。基於勒儒瓦-古漢的工作，他為此提供了古人類學論證。首先，斯蒂格勒提出「後種系發生」概念，用以刻畫人的非生物學遺傳過程，其載體是技術。

其次，通過回顧人類進化史，他指出直立行走和工具的使用促進了人的進化。再次，技術的進化與人的進化是耦合關係。工具既反映大腦皮層的分化，也推動著後者。最後，「技術生態位」概念進一步為「後種系發生」提供了支持。總之，人是技術的產兒，這就是技術助產術。

現代人作為智人（Homo sapiens）是自然選擇（natural…

斯蒂格勒认为，外在化技术的发生得益于手与人脸的有机关联，这种关联也是与大脑皮层的复杂组织生成相一致的。这是对上一个论点的具体说明。斯蒂格勒说，技术性作为外在化(extéririsation)的进程，包含了手和面部的有机联系(lienorganique)———手势和语言的有机联系，这种联系要求一种二者共同的功能，也就是「联合区域 (zonesd’ association)」，从而重新整合大脑皮层各区域之间的联系。在大脑皮层中，手和脸部的段带是连接在一起的。这种上半身动力区域间的协调现象，已经被神经外科的实验所证明。［1］175…

三、一切从脚开始：手与人脸的后种系发生

为了确认自己上述的观点，斯蒂格勒试图求助于科学中的人类学和考古学。不难发现，斯蒂格勒与传统哲学家十分不同的地方，是他的思想构境能极为敏感地随时紧跟社会生活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这是值得肯定的方面。在这里，他主要参考了勒鲁瓦-古兰在1964年和1965年发表的《手势与语言》(LeGesteetlaparole)。



斯蒂格勒告诉我们，人不是一个神迹，也不是达尔文所说的「猴子的后代」，在1959年所发现的东非人…

在此，超個性化的進程也必然被中斷。這里産生的惡果是：“消費者的無産階級化、去象徵化、非認同化以及痛苦的分娩，使一切獨特性都屈從於可計算性，後者使當今世界變成一片荒漠，置身其中會荒謬而日益強烈地感到，隨着工業創造的越來越多，結果卻是生活被創造的越來越少。”[12]



因爲，在認同和超個性化這二者之中，象徵性注意都是這一欲望經濟過程的核心。可是，當這種象徵性注意在新的數字化資本主義工業中發生變形和轉移之後，象徵性符號本身就發生貧困化和萎縮，甚至變成去象徵化。正是這種象徵性貧困所導致的知識短路，也就造成了斯蒂格勒所指認的整個資本主義社會存在中的無産階級化。



馬克思在《…

唐·艾德（Don Ihde）與貝爾納·史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雖然立場不同，但他們都在研究技術與人類之間的關係，探討技術對人類知覺、認知、記憶及社會發展的影響。兩位學者的學說在以下幾個方面具有共通之處：

技術作為人類經驗的中介

唐·艾德認為技術是一種中介…

網絡智酷首創了「思想劇場」這樣一種形式，對數字化經典進行領讀。我領讀的是斯蒂格勒的名著《技術與時間》。先後在長安俱樂部和網絡智酷本部做了兩場講座，現將主要內容整理後分享如下。

閱讀斯蒂格勒《技術與時間》的現實意義，在於加強對技術革命本質的認識。歷史上反覆發生同樣的現象：技術革命發生20年到50年後，人們對新技術的細節和應用已經十分熟悉，但仍把技術的本質，理解為革命前的本質。例如，稱工業技術為農業4.0，或稱信息技術為工業4.0。其特徵是體用顛倒，舊學為體，新學為用。斯蒂格勒《技術與時間》可以幫助我們系統地建立關於如何辨別技術之「體」的思維框架。這有助於我們超越當代的歷史局限，站在未來立場上，提前認識當下的信息技術革命的革命性所在。…

海德格爾雖然對胡塞爾處處叛逆，但在這一點上仍舊擺脫不了傳統陰影的糾纏，或者用斯蒂格勒的話說，「他還是從根本上沿襲了胡塞爾對時間的分析」。例如，他所講的「上手物」與「現成物」、現象（Phaenomen）與現像（Erscheinung）、本真與非本真、源初與衍生，以及前所提及的「歷事生發」與「世界歷史物」、古希臘的技藝與現代技術之間的關係，都有一個「源初」和「衍生」的關係，再往深處說，這些在存在者層面上的在世界之中存在著的流淌物，都和存在本身發生著某種「超越論」的關係。而「超越論的」這個關鍵性的概念，按照近代康德哲學的經典解釋，指的就是：「在……之先而又使得……成為可能。」所以，在幾乎所有經典現象學家看來，全部現象學的終極任務，就被設定為「回到事情本身」或「向著事情本身」。…

另一個與作為工具制造者的人之觀念相關的法國技術哲學突出特點在於：與人類學研究關係密切，大量使用和借鑑人類學研究技術的思想和方法。這個特點在斯蒂格爾理論中體現得非常明顯，他受到法國著名古人類學家古爾漢（AndréLeroi-Gourhan）影響巨大。從歷史和人類學角度來考察技術都強調時間和起源的問題，因此科學史傳統的巨大影響與法國技術哲學親近人類學是一致的。



通過對人類與技術關係的人類學考察，法國技術哲學得出技術與人協同進化的基本觀念，也為強調技術的歷史性、偶然性、斷裂性和差異性開辟道路。古爾漢讓法國學者相信，技術已經成為人類生存的基本條件。受他影響的技術哲學家除了斯蒂格勒，還包括西蒙棟、德勒茲和拉圖爾，拉圖爾甚至提出「人類學轉向」的說法。但是，正如塞瑞祖里強調的，「人類學轉向」並不是法國技術哲學對人性或人的本質主義方法的回歸，而是強調技術的「人類學構成」，反對技術中立的工具主義觀點。…

就在原本是理工背景的许煜在伦敦大学金匠学院（Goldsmiths）修读哲学博士时，斯蒂格勒也在该校客座，《论数码物的存在》便是许煜经过斯蒂格勒教授指导的博士论文。2017年，许煜的第二本英文专着《论中国的技术问题：宇宙技术初论》出版，强调技术的多样性并非仅显示于欧美中心，在亚马逊、印度、中国都有，所以他写的中国技术问题也只是「其中一种」。许煜对于技术问题的思想方式，在他于台湾此行多次的演讲中皆提出一种「退一步」的态度，例如海德格对于现代技术的追问便是回到古希腊对于技术的定义（这也是第一天北艺大科艺所王俊杰所分享的阅读经验），但许煜说：「回去（going back），不意味着成为希腊人。」如同他回到中国古典思想中，思考道与器的关系，是为了对当代的技术现实与技术倾向作出批评的准备。斯蒂格勒在11月5日周二北艺大的演讲问答也说：「去寻求希腊的思想资源，是希望去指出存有…

PART.02

經典現象學的「兩個教條」…

在計算的不可抗拒性與不可計算的未來中，或許斯蒂格勒更感受到了「計算」的不可抗拒性。如此，通過對海德格爾、伽達默爾、斯蒂格勒等哲學家和阿倫這位歷史學家對未來觀點的梳理中可以看到：未來是可期望的，但是需要給予哲學的限定。所以，對「人文主義」這一哲學范疇的規范性使用就是把人文主義這種內涵規定性給予深度挖掘，這種挖掘會靠近時間的流逝性，會面對過去、當下和未來的三重維度，更會面對生命記憶的問題。…

自笛卡爾之後，經百科全書學派、聖西門、孔德、柏格森、巴什拉、科瓦雷、康吉蘭，到福柯、德勒茲、利奧塔，法國科學史傳統可以說佔據法國思想的半壁江山。在法蘭西學院，福柯擔任的是思想史講席。他認為，在當代法國哲學中，以巴什拉、柯瓦雷和康吉蘭為代表的「知識的、理性的、觀念的哲學」形成了與「經驗的、感覺的、主體的哲學」分庭抗禮的局面，後者的代表是薩特、梅洛－龐蒂。[2]

法國是社會學誕生的重要源頭。聖西門和孔德對於社會學創建居功至偉，後者1838年首次在《實證哲學教程》中提出「社會學」這一名稱，並建立起社會學的基本框架。之後，迪爾凱姆、布爾迪厄和拉圖爾的社會學均赫赫有名。聖西門對技術與工業的研究投入許多精力，其後科學、技術與知識一直是法國社會學研究的重要主題，以拉圖爾為代表的SSK「巴黎學派」崛起便是明證。…

法国着名技术哲学家贝拿尔．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教授与他指导毕业的博士许煜，以「艺术，在21世纪能做什么？」为题，分别在国立台北艺术大学、台北市立美术馆与国立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给了三场共六篇论文的联席讲座，论题全都环绕在人类世（Anthropocene）与负人类世（Neganthropocene）、技术与艺术，还有机器生态与人工智慧等问题，不同讲座皆设有来自不同背景的学者、艺术家作为回应人与他们对话。

2019年11月1日至5日，国立台北艺术大学（简称北艺大）博班实验室邀请了法国着名技术哲学家贝拿尔．斯蒂格勒…

爱垦网发现，要充分准备好面对AI时代，我们可从法国哲学家史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 [1952 – 2020] ）的技术哲学得到灵感。

从爱垦網之前所收藏与发表过的学术论文来分析，面对AI机械人的挑战，可能的探索途径包括钱学森先生的大成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