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海德格尔从来没有这样说过，而是斯蒂格勒自己的想法。不过，在大的逻辑上，斯蒂格勒并没有错。第二层构境，斯蒂格勒声称，技术的发生同时也会是将人类自身的生存「连根拔起」，在他这里，生产技术本身是带有原罪的。这显然是海德格尔的关涉沉沦构境，而不是马克思的积极乐观的生产发展观。

第三层构境，在斯蒂格勒看来，技术是人类历史中承袭过去、先行的未来集聚起来的当下，这种人为的时间性会聚的真正实现即是技术。技术就是人的可完善性由潜在向现实的偶然性转化。正是这个特殊的偶然性偏离，使人脱离于生物种系的必然链环，从而生成人的社会历史存在的第二起源。

那么，在技术这一第二起源的全新构境中，人是如何被发明出来的呢？其实，我们也能觉察到，斯蒂格勒似乎也是在试图回答福柯提出的「人是一个不足300年的发明」的断言，只是，他把这种发明的起点大大前移了。首先，斯蒂格勒有模有样地说，他的研究是依从「由东非人(Zinjanthrope)向新人(Nêanthrope)的过渡，即人化的过程。这个大脑皮层的分裂和石器随著石制工具的技术的漫长进化和演变的过程是一致的」［1］157。

听起来，斯蒂格勒的研究基础是直接依据人类学和考古学的实证性史实的。斯蒂格勒认为，人的历史存在正是在这个进程中被逐渐发明出来的。他告诉我们，在遗传学的意义上说，人类的大脑皮层的组织在进入新人阶段之后就基本定型了，这也意味著在种系生成的意义上，人的生物进化的基本完成，此后，人类大脑的可塑性就开始对应于外部石器工具的进化，这倒真是一个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


斯蒂格勒说，这表明，人类进化开始「沿著生命以外的方式继续」，这就是技术史。技术现象的出现意味著非生物性的人类历史的第二起源，也是生命种系之外历史性时间存在中人的发明的起点。显然，斯蒂格勒此处的「人的发明」不是福柯的现代性人类主体，而是泛指人类历史的产生。

其次，也是在这里，斯蒂格勒直接请出了老师德里达来为自己撑腰。他说，依从德里达的观点，在人的问题上，黑格尔—卢梭之类的形而上学逻各斯中心论也就是人本主义，那里制造出话语与文字对立，人与技术对立，恰恰是为了消除这种等级差异和二元对立，「德里达才提出了延异(Diffêrance)的概念。这个概念所涉及的，无非就是生命的历史」［1］160。此处，斯蒂格勒用斜体标出了这个特殊的「a」。

对此，我也存有一些疑问。因为在我看来，德里达提出延异的概念，其直接目的是为了反对形而上学中的语音在场中心论，即当下主体的言说总是某种意识的在场(=直接的真)，而非当下在场的书写则成了本真之声的替代。「被写出的东西永远不等同于它自己。」［3］42

德里达用延异的概念形象表达了语言的模糊性、未定性，从而彻底瓦解了文本的意义的固定性。之后，德里达又将延异概念做了存在论上的延伸。然而，斯蒂格勒在这里对延异概念的使用，则意图引出在人的生命种系存在之外的文本—文码(gramme)，并有意强化文码与技术的链接。这与德里达延异概念的原来的哲学意蕴并非完全一致，反倒似乎将德里达的深层思想构境浮到表象层的简单表意中来了。

在斯蒂格勒这里，所谓文码即人类存在的延异方式，即人类「在生物之外，以不同于生命的方式延续的结构」，他说，「德里达的延异思想实际上就是关于生命的一般性历史，即关于文码的一般性历史」［1］161。这显然有些生搬硬套。

他继续说，文码在今天的表现方式就是当代技术：在今天，文码(gramme)的历史也就是电子文件(fichierélectronique)和阅读机器的历史，即技术的历史———人的发明(inventant)就是技术。技术发明人，人也发明技术，二者互为主体和客体。技术既是发明者，也是被发明者。这个假设彻底推翻了自柏拉图以来，直至海德格尔，甚至海德格尔以后关于技术的传统观念。［1］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