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茲與福柯對身體的看法類似，都認可身體不再是主體性的身體，它就是事件本身。不過，福柯的身體是與權力聯系的，它可能淪為性與毒品的承擔者；但德勒茲不同於福柯的地方在於，他認為身體是正面的欲望，欲望是積極生產的。這個觀點拒絕了西方傳統的“欲望匱乏說”，也是對精神分析學派的匡正。



德勒茲認為，精神分析始於發現欲望和無意識，其初衷值得肯定，然而在另一面，德勒茲也認為精神分析依賴於家庭三角關係的結構，力比多被一再簡化為家庭生產的模式，欲望被簡化為無意識的系統，積極的…

由此，德勒茲將塊莖視為無器官身體可以自由“遊牧”的平面。遊牧指從事畜牧人群居無定所、四處移動放牧的生活方式，德勒茲在此解釋為非主體、非整體、非基礎、解結構、破層級的塊莖式思維。



為什麽塊莖可以與無器官身體發生聯系？根據上文關於無器官身體的解釋，可以發現，無器官身體指身體是自由流動的，它反對強力主體，拒絕生成中心意義，同時無器官身體不是具體的“身體”，它可以是任何具備這種條件的物體，比如一本找不到常規敘事線索的書、一張錯綜複雜的網絡，而這正是塊莖的特征。





在這個意義上，德勒茲將無器官身體與塊莖相聯系，說明了塊莖便是對無器官身體的比喻和像征，無器官身體也就在塊莖這個概念上獲得了極為形象和充分的呈現，而塊莖之所以能夠被視為支撐無器官身體遊牧的平面，是因為塊莖原本就具有平面性。



德勒茲在《千高原》中提出，平面就是“無器官身體”，(10)…

德勒茲認為傳統西方哲學具有這種樹狀的知識構成方式：“心靈按照系統原則和層級原則（知識的分支）來組織關於現實的知識（由鏡子所提供的），而這些知識都紮根於堅實的基礎（根）之上 。”(6) 也就是說，西方哲學知識的來源如同樹葉樹枝的來源一樣，都源自於統一的根基，奠基在根基之上的樹也就像征了哲學的知識形態，有主幹和分支，其中分支圍繞著主幹生長，即圍繞樹根（主幹）建立起了不可撼動的哲學系統運作機制。



樹狀思維，就是指對這種穩定的樹狀哲學知識結構的認知與思維。可見，樹狀思維其實是一種中心化、等級化和系統化的思維方式。然而，德勒茲認為，樹狀知識體系難以與多元化、多樣性的真實世界實況相對應。《千高原》以“塊莖”做導論，認為假如要具有破除中心化也即解轄域化功能，就必須建立一種新的思考範式，也即塊莖思維。…

需要明確的是，“無器官身體”並非德勒茲首創，它來自於法國先鋒戲劇大師安托南·阿爾托（Antonin Artaud）的說法。阿爾托提到：“身體 / 它是獨一的 / 而且不需要器官 / 身體永遠也不是一個有機組織 / 有機組織是身體的敵人。”(5) 在阿爾托那裏，無器官身體指逃脫組織的身體狀態，是無機體。德勒茲援引阿爾托的話論證無器官身體，並將其轉化成自己身體美學中的主題。可以看到，無器官身體，並不是沒有器官的身體，而是根據強度生成的自由的身體。無器官身體反對的不是人的“具體的器官”，而是“成為有機體的器官”。…

少數不是指數量上的多寡，它始終處於積極逃逸的形成路徑，產生的是尚未陳舊的文學形式。少數文學是一種類似於用外語寫成的文學，它尋求創造性而非認同性，“一旦一個詞語變成了表達性的詞語，而不是創造性的詞語，它就變成了多數主義的認同。”(2) 這也是無器官身體的要義：身體始終是創造性的，它不是陳規與教條。最後，“無器官身體”也是無政府主義化的身體。(3) 德勒茲積極投身於法國學生運動及文化政治變革的思潮，在尼采的身體哲學與法國先鋒戲劇作品中的身體權力思想的影響下，德勒茲將無器官身體作為從社會現實原則的約束中逃逸出來、體現著極端自由程度的概念。…

一、無器官身體的提出

身體美學緣起於身體哲學。傳統上西方哲學的歷史就是身體被輕視與敵視的歷史，例如，柏拉圖在《斐多篇》記錄蘇格拉底的死亡，蘇格拉底認為死亡不過是身體的死亡。柏拉圖以後，西方身體哲學均不同程度地側重於放逐身體，因而身體的地位是輕微的。到了近代歐洲思想時期，身體稍微擺脫了以往被束縛的地位，但仍未得到充分重視。法國近代哲學家笛卡爾對形而上學體系的轉變從討論純粹意識現象開始。



笛卡爾宣稱“我思故我在”，在這裏我們看到了思維的重要性，而身體始終是被流放的。笛卡爾對心靈和身體之間的界線存在含混，一方面他認為身體與精神一樣平等，…

在此意義上，閱讀比創造更為主動，更富創造性，盡管它什麽也不生產。它分享決定，它輕盈而不負責任，它是純潔的決定(innocence of decision)。它什麽也沒做，但一切也都因此而完成了。



在卡夫卡那裏，恐懼，未完成的故事，浪費生命、背棄使命帶來的折磨，每個日子都成為一次流放，每個夜晚都被睡眠驅逐，有這一切的存在，最終，也就有了這樣一種確定性：“《變形記》不可讀，它根本上就有缺陷。”



但對卡夫卡的讀者來說，這恐懼就變成了輕鬆與快樂，過失的折磨，則轉化為純真，在每個文本碎片中，都有著充滿的快樂(delight in the…

這，就是“開啟”的獨特本質，而閱讀，則由它組成：只有那更為緊閉之物，才開啟；只有那生就暴虐，無連貫性之虛無，才獲准進入自由、歡樂的“是”之輕盈。但這不是說，文學作品與對攪亂日常理解的晦澀的追求，有什麽緊密的聯系。這只是在已在那裏的書本和永不事先在那裏的作品之間，在作為隱藏作品的書本，與只在其隱藏的厚重——厚重使其存在——中確證自身的作品之間，建立一種粗暴的決裂：它建立起一種粗暴的決裂，以及，通道，從一切都有不同程度意義的世界，從有光有暗的世界，到本質上說一切尚無意義的空間，但即使如此，一切有意義之物也會據其起源，向此空間回歸。 

但這些談論也有欺騙我們的危險，如果它們看起來說的是，閱讀是從一種預言到另一種語言的清道工作，或需要主動性(initiative)、需要努力的大膽的一步，以及，對障礙物的征服。對閱讀的接近，可能是一種艱難的快樂，然而，閱讀，卻是世上最容易的事，它是無勞作的自由，在“直接”(the…

閱讀的天性(nature)，其獨特性，完美地闡釋了“它使作品成為作品”這個表述中動詞 “使(to make)”的獨特意義。這裏，“使”一詞指的，並非生產活動：閱讀不制造(make)什麽，也不添加什麽；它任事物是其所是(lets be what is)；閱讀即自由——不是那種予奪存在的自由，而是一種接受、贊成的文學，它說“是”且只能說“是”，並在這個“是” 開啟的空間中，允許作品令人驚異的結果(decision)得到確證：它（作品）就是這樣——僅此而已。



                                                     …

造型藝術作品與言語藝術作品相比，有種特定的優勢：它能夠更加明顯地表現那種排外的空虛(exclusive void)，在這種空虛中，顯然，藝術作品想要遠離人們的注視而持存。羅丹的《吻》允許自己被觀看，甚至因飽受觀看而茁壯成長；他的《巴爾扎克》則回避視線，是件封閉沈睡之物，專心於自身(absorbed in itself，自我吸收)到了消失的程度。這個決定性的分離，而這，正是雕塑的要素，正是它，在空間的中心設定了另一個，反抗的(rebellious)空間——設定了這樣一個空間：它同時是隱藏、可見並受到隔離的，也許不可變，也許永不靜止——在這種受保護的暴力面前，我們總會感到格格不入，而這種暴力，看起來不會在書中出現。…

閱讀：在作家的旅行日記中發現這樣的供認毫不奇怪：“寫作時，總是如此地害怕… …”當洛馬佐(Gian Paolo Lomazzo)談到利奧納多試圖作畫時，攫住後者的那種恐懼時。我們也能對此表示理解；我們感到，我們能夠理解。 

但如果一個人向我們透露，“閱讀時我總是焦慮萬分”，或者一個人很少而只在某些特定的時刻閱讀，又或一個人擾亂其生活，宣布放棄整個世界，先行在世界上的作品與…

在《千座高原》里，德勒茲和瓜塔里語言的典型特色是其獨特的創造性，德勒茲也尤其欣賞作家在進行文學創作時那種將文字和語言同特殊和新奇的東西進行連接的創造力，他特意提到了美國作家赫爾曼·梅爾維爾，在梅爾維爾的小說《代筆者巴特貝》中的巴特貝的神秘的語言正好是對德勒茲用於對語言解域化的“口吃”的活生生的說明。巴特貝的經常重復的一個句型是“我願不去……”（I would prefer not to），正如德勒茲引述梅爾維爾的話說，“一個憔悴而蒼白的人總說的一個句型讓所有人都發瘋。”[6]P68德勒茲認為，這個句型結構非常奇特，在語法和句法上，句型沒有問題，但其尾部帶有的那個“not to”的結構卻開放了其可能性。這種奇特的語言效果的作用在於沖擊了傳統的語言用法和社會規則，德勒茲寫道，“這個柔和、平穩而從容的聲音扼殺語言，這個形成的毫無聯系的模塊，完全孤立的發音，讓人無法接受。因而它徹徹底底地扮演了一個非語法的句型。”…

三、語言的解域化：風格和口吃

語言真的是一個讓我們徹底放棄希望的領域嗎？德勒茲可沒有那麽悲觀，對他而言，語言並不是單向度的，即只有語言通過轄域化達到對我們思想和社會生活鉗制的目的，同時語言必然還存在另外一個向度，即一種新的語言生長並突破轄域化的穩定性，最終脫出的解域化的語言。…

要破解語言的魔法，必須對語言有更深刻的認識。德勒茲將語言的應用劃分為三個維度：即指示、表現和含義。按照德勒茲的定義，指示是“某個命題和一種外部事態的關係”。[4]P12即一個命題指向一個其試圖指明的外部事態，在這個命題以及其所關係的外部事態之間的聯系就是指示。譬如我們說“一頭牛在草地上”，這個命題不僅指向了一頭牛，而且必定是在草地上的一頭牛。而表現與之相反，它“關注的是某個命題同試圖講述和表達自己的人之間的關係”。[4]P13在表現中，命題也是指向外部的，但這次它並不指向一種事態，而是指向了與指示相反的一個方向，即作為試圖說出命題的人。這樣，指示和表現建立起命題、言說者、事態之間的三維關係，這三個方面同時構成了我們這個世界上作為表達之用的語言。…

“意義是一個復合的概念：永遠存在意義的多樣性，它是‘群量’，既是各種交替的復合體，又是各種並存的復合體，這使對它的闡釋成為一種藝術。”[1]P5德勒茲正是這樣一位思想家，與那些致力於原原本本闡釋事物或者文本的意義的詮釋者不同，德勒茲試圖從意義這樣一個維度中，生長出異於其超驗性形態的某些東西，與其說意義的本質在於精確地表達，不如說每一個言說都勢必面臨一種截然不同的境況，於是其間，迸發出來的並不是刻板的條紋，而是一種帶有新的差異色彩的生成哲學。

一、轄域化與解域化…

阿•帕爾主編的《德勒茲詞典》（2005）專門設置了“空間與數字藝術”（Space +Digital Art）辭條，(27)討論德勒茲哲學、美學思想與電子傳媒藝術之間的關聯性。文字不多，不妨把要旨譯介如下：開放式空間、光滑空間、邊界缺席、速度、性別或種族邊界含混、塊莖鏈接和雜交式的創造，這一切描述縈繞著德勒茲的著述，並使得德勒茲成為數字藝術家的最愛。德勒茲質疑傳統文化空間概念，因為這種空間觀把空間作為被動的背景，人類依其為舞臺表演戲劇情節。當樹狀思維讓位於塊莖思維時，空間就不再與人類表演者相分離了。空間承載了虛擬品質，存在於塊莖簇叢之間，強度比廣度更為突出。塊莖思維能夠進入電腦與數字藝術的虛擬空間。它摧毀限度，破壞二元對壘—— 自然…

以超文本（超媒體） 問題 為例。從口耳相傳的口頭媒介、書寫媒介、印刷媒介到當代電子傳媒，媒介的更替促使文本閱讀從傳統的文字時代走向以視覺為核心的圖像時代，超文本與超媒體擺上閱讀的議程。超文本是由納爾遜（ The ador H. Nelson）在20世紀60年代創造的術語，指文本之間的相互鏈接；超媒體（hypermedia）也是由他創造，是超文本的拓展性術語，指鏈接不限於傳統的文字文本，還包括圖表、影像、聲音等。這兩個術語都指向全新的信息技術——電子傳媒所創造的多媒體文本形式。根據納爾遜的說法：超文本是一種“無序寫作的文本，它橫生枝節，讓讀者可以選擇，最好是在互動的屏幕上閱讀”…

塊莖的第五個和第六個特征是“制圖學與貼花的原則”（ principles of cartography and decalcomania）。這個特征使德勒茲和加塔利的思想與任何關於發生軸和深層結構的思想觀念區分開來。德勒茲提供了異質事物之間互相生成的圖式和具有後結構主義意味的多元流變拼貼模式，這主要是通過對塊莖圖式與樹狀模式的思辨來加以闡發的。他們的著名例子是蘭花與蜜蜂（動物與植物）的互相生成的塊莖圖式：兩者是異質因素，卻構成了一種共生的塊莖圖式。蜜蜂采蜜時為蘭花授粉，雙方由此延續了生息繁衍的生命鏈。塊莖圖式與總是企圖回到“同一”樹狀追溯不同，在蘭花生命中無法追溯蜜蜂的系譜學軌跡。塊莖圖式具有開放性，可以與多種維度相關聯（蘭花可以與蜜蜂、蝴蝶、甚至其他小昆蟲相關聯，同樣形成圖式）。同樣，長期記憶或有組織的記憶（家庭、種族、社會和文明）是樹狀的，具有中心化特征，激發起摹仿等級制和主體化的令人悲哀的思想形象。短期記憶則是塊莖或幾何圖式，不歸連續性 規律…

通過塊莖和樹狀關系之闡發，德勒茲和加塔利試圖揭示“一切事物變動不居的復雜互聯性”(14)。他們的塊莖圖式與樹狀模式的對比涉及三種類型的書：第一種是樹根之書（root-book），這種書摹仿世界，猶如藝術摹仿 自然 （德勒茲認為摹仿是一個極為糟糕的概念），其律則是反映論和一分為二論，“是最經典、反映最佳、最古老、最軟弱的思想形式，但是大自然卻並不以這種方式運轉”(15)，自然的 方法 則是直接從一生發出三、四或五。第二種是胚根系統或簇根（radicle-system, or fascicular root）之書，這是 現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