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茲在這一點上不會贊同懷特海，完成上帝的本性並不能確保成功完成德勒茲賦予秩序的過程，而是通過遊牧分布實現“通過遊牧分布實現自我統一的內在原則，與墨守成規和固定分布截然不同”。同時德勒茲指出，通過“自我形式或自我觀點”達到統一的綜合，例如自我實現或客觀滿足是上帝的本性。對於德勒茲來說，沒有預先確定我或者自我的形式，以確保多樣性的統一。盡管存在這種顯著的差異，但德勒茲仍然與懷特海一起論證了一種遊牧思想，即將猶豫、不和或冒險的想法灌輸到實際和其他方面完成的東西，當在創造性事件中實現時，表達自我統一內在於多樣性本身，這是我們應該期待的，因為德勒茲所說的努力是發展和實踐內在哲學。

巴特勒也會回應這些觀點，盡管在肯定“內在的自動化原則”時，她可能不像德勒茲那樣樂觀。例如，在《Giving an Account of Oneself》中，巴特勒認為不可能對作品中反復出現的阿多諾、列維納斯、拉普朗什和福柯等人的主題進行說明，以制作一個能夠統一影響、激情、關系等多樣性的敘述性陳述。巴特勒聲稱：“‘自我’沒有自己的故事，也沒有關於一個（數個）關系的故事抑或一種自我規範。”同時她說：“超越規範協調了一個主題可能采取的形式，實現自我創造是不可能發生的。”因此對於巴特勒而言，對自己的描述會引起一種“社會批判”，盡管人們無法提供完整的闡釋——那種“生活”，正如巴特勒按照德勒茲的方式所說的那樣：''超出了我們可能試圖給予它的任何說法''——我們仍然被要求提供一個闡釋，在社會的道德規範下這樣的闡釋會受到挑戰。

正是在這一點上，巴特勒的作品與我們所了解的德勒茲和懷特海的遊牧思想相吻合。正如德勒茲認為自動統一的前提是遊牧分布一樣，這種分布可以確保成為另一種分子的統一。正如懷特海所說，細胞復合體和社會整體庇護著保證現實持續過程的非社會實體。對於巴特勒來說，我們可能給自己的任何描述都不是對社會規範的簡單描述，而是對“集體自我”的反映，但恰恰相反，它涉及到一種社會批判，或者說遊牧的分叉點在集體的整體性和統一性中不包含暴力，但最終可能改變使敘述成為可能的社會規範。正如巴特勒在書中所強調的那樣，只有當一個人抵制“要求我們在任何時候表現和保持自我認同，並要求別人這樣做”的道德暴力時，這種社會批判才可能同樣發生。正是這樣，巴特勒在她最近的著作中反對道德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