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馬路另一邊走的是郵遞員，他的帽舌看上去如同屋檐。我能看見臉龐的根部，還能看見小胡子，但是看不見他的嘴。

我的鏈子在鞋底嘩啦嘩啦響。我沒有去鐵匠鋪，而是朝鐵路路基走去，因為我聽到路基後面有歌聲。歌在路基的里面，很長，很高，肯定能飄進村子。此外歌聲柔軟，淒涼，像夏日里落在地面的雨水。

歌是小提琴拉出來的，緊繃的琴弦如同村子上空架設在電線桿上的電報線。 一個男人的聲音低低地從地里傳出來。他在唱馬，唱大街上的饑餓。

鐵路路基上，黑色的火車行駛的鐵軌旁，長了許多草，盡管火車已經開過去了很長時間，草仍然在火車的吸力中顫動著。讓草顫動的火車從不在夜間行駛，而是在第二天白天才駛進村子。…

院子的植物長得很高。影子在變長。院子沒有土，院子只有玉米。

“他那只眼不是在打仗的時候弄瞎的，”爺爺以前這麽說過，“打仗會死人，如果人死了，那就是徹底死了。”他的小胡子顫悠悠的。“不在村子下面，不，不在，而是在離這兒很遠的地方，是的，離這兒很遠的地方，在很遠的世界。 誰知道，他們現在在什麽地方轉那個黑色的大軸。他的眼睛是在鐵匠鋪弄瞎的。”爺爺曾經這麽說過，“那時已經是一個成熟的男人了。”…

現在是朋友剛剛死去後的時間。

長途的旅行是一根鐵軌。政府部門的鋼鐵。車廂在行駛。玻璃在催趕畫面。只有頜骨被打碎了。只有目光在審訊的嚴寒下凍住了。只有書信和詩歌是赤裸的，被人譏笑。

到達的是冬天。陌生的是國度，不熟悉的是朋友。樹木被砍伐，寒冷的二月。

上面是一扇窗戶。

我不在那里。只有在夜晚我才能感覺到人們稱之為親近的東西，只有在白天我才能感覺到人們隨身攜帶的猶如遙遠的東西。我一步步地倚靠在街道一般高的窗戶旁。問鳥兒怎麽會如此剛強。…

“我從來沒有像在烏拉爾的五年流放那樣，那麽經常地夢到吃飯。”那個男人說。他是在二戰期間沒有加入黨衛隊的少數羅馬尼亞德國人之一，盡管如此，他還是在1945年因對希特勒的癲狂犯有“集體過錯”而被流放到蘇聯。三分之二的流放者死去了。或餓死或凍死，或餓死或凍死。

“腸胃越是空空，夢中的板油和面包就越是大。”他說。“我在夢中吃得撐得要命，醒來時卻餓得發抖。”

“流放營地有警衛看守，圍有鐵絲網，周圍什麽都沒有。”他說。“村子里有人死了，他們會派人來。我們會獲準進村去挖墳。由於在我們周圍天天都要埋葬餓死的和凍死的人，因此挖墳已經是一門熟練的手藝了，盡管土地凍得像石頭一樣硬。死亡在營地里太尋常了，尋常得就如同白天和黑夜，就如同脫衣服和穿衣服。同情心在雪地里：我們脫下死者的衣服，自己穿上，然後讓雪覆蓋住死者。”…

“請問想買點什麽？”每個人走進這家小店時，女店員都會這麽問。她辨識每一個顧客，不放過每一個進出。她微笑，但是眼角依然是尖尖的。她的幫工是一個鈴，形狀是一頭帶著細細的金屬鈴舌的狗。只要一有人踏上門檻，它就會發出響聲，將它發出聲響的部位撞在客人的額頭上。

我穿過小店，仿佛每走一步都會穿過一扇玻璃門。我在留神我自己。我的手指伸出去抓了一樣東西，因為女店員在註視我。這是一種強迫，強迫我有什麽願望。

由於鈴的發聲部位就在我的額頭上，所以從一開始起，這就是一個哽喉的願望。我必須為進店說明原因，否則那個鈴就會把這事鬧成一個醜聞。…

仿佛頭是內衣口袋，皮膚是汗衫——這樣就可以把東西藏起來。它們有好一會兒被緊繃在太陽穴之間。人們把眼睛縱著，耳朵伸著。人們動了嘴巴，甚至還握了手。提了一個最短暫倉促的問題：“好嗎。”然後就毫無理由地，就像掀一下眼簾那麽突然，進入另外一個內容。

對“好嗎”這個問題的回答只有一個字“好”。其實在隆隆的汽車和行走的頭顱和後背之間，人們也並沒真想聽什麽。現在是最簡短的謊言的時代。在握手、提問和回答之間，人們短短地，因為尷尬，看了一眼天空。人們的微笑是從某個地方帶來的，盡管人們以前並沒有笑過，而且以後也不會再笑。就像拍快照一樣，嘴角抖了一下，把微笑掛在了嘴的周圍。沒有人相信最簡短的謊言，也沒有人對它提出質疑。

有的時候最簡短的謊言還會有續集：人們問候妻子，丈夫，孩子，或兄弟——但是對問候的人，人們從來不過問。…

當寒冷在大街上降臨，生命就變得透明了：可以看見呼吸。匆匆走過的呼吸使它所屬的那個人具有了雙重的身份。這種雙重化的過程會在路人的陌生上滯留一段時間。

我遇見了一個熟人。在這張熟悉的臉前，一道陌生的呼吸飄走了。我的心中產生了一個疑問：如果我覺得他的呼吸是陌生的，那麽他身上有什麽是我熟悉的呢。這個疑問，就在我和他交談的過程中，令我感到孤獨。想像著，如果生命是透明的，那我就誰也不認識了。

我看見自己的呼吸比看見別人的呼吸晚很多。就連我自己的呼吸我也覺得陌生。如果它能變成一面鏡子，那麽面對自己的呼吸我會看不見自己的臉。…

事情的開始是芹菜葉子有的時候不長了。菜園子的綠草、蔬菜和花朵茂密叢生，相互糾纏。到了夜里，一片葉子的顏色會悄悄爬進另一片葉子里，還會橫跨路面。唯有種芹菜的那塊地是頑固的，光禿禿的。三月份又撒了第二遍、第三遍，一共撒了五遍種子，但是什麽也沒有長出來。

芹菜地的頑固和光禿禿對家里的人是一種預兆。很快，這個預兆在全村傳開了。大家知道，菜園子里芹菜地光禿禿的那家今年要死人。預兆有很多，在羅馬尼亞的農村，所有預兆用沒有血色的手指指向的都是不幸。這次只是眾多預兆中的一個，它是迷信。但是迷信之所以能站得住腳，是因為它總能指點出會有多少不幸發生。恐懼的陰霾籠罩著生活。在信仰上帝和日常生活中對“罪孽”的漠然之間，恐懼的陰霾在吞噬人生。人是渺小的，每一樣東西在皮囊之下都會有所隱藏。人已經習慣於因為碰巧而失敗，因為小事而死去。…

一片土地和一個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二者之間的關係是這樣的：這片土地可以從這個人身上碾壓。這個人必須接受它的重量，盡管他承受不了這個重量。人們在承受這片土地：用腳底，用指尖，用脖子，用喉嚨。

承受是相互的。

這片土地也在承受一個人，如果他成年累月地關門、開門、進家、上火車、在頭腦里承載東西。他知道，這兒是玉米地，那兒是冷杉林或樺樹林，那兒的下面有水和沙子。他知道這里每一年的冬天，每一年的夏天。他知道莊稼什麽時候長什麽樣，甚至也包括雜草。他知道灰塵是什麽氣味，雪是什麽味道。

他質疑一切：也包括這片土地系掛在他身上的重量，也包括他系掛在這片土地上的重量。可以看見一根細細的、承受著雙重重量的線。…

在火車已開走和還沒來的這段時間，我坐在維也納的車站咖啡店。為了不去考慮自己的怠倦，我觀察遊人。獨自坐在桌邊的人我觀察得最久。也許我自己並沒有意識到在他們身上看出了那些因風景的輪回、車廂里的空氣、高速的顛簸和呼嘯而產生的怠倦。

我的目光停留在一個男人的身上：看他如何撐住自己的腦袋，胳膊肘撐在桌子上，額頭倚在手掌心中，看他托著咖啡杯，還有他在桌子下面的两隻腳，他的頭髮，他的耳垂，還有他的襯衣，西服，他腳踝上的短襪。

這個男人身上陌生得讓我覺得以前從來沒有看見過的並不是那一樣樣東西，令我的太陽穴一陣陣發熱的是這一樣樣東西彼此所產生的關係：手錶和短襪，額頭上的手掌和襯衣的領子，衣服上的扣子和咖啡杯的沿兒，分頭的髮路和鞋子的後跟。…

萊尼的眼睛睜得大大的，眼角中透露出嚴厲，眼白如同墓碑。伊沃奈的戒指在黑色帽子上閃亮。他的嘴唇是濕潤的，喉嚨提到了上顎。

那個真絲三角區在浸潤我的眼睛。我把錢順著那些粗野的手鐲丟入帽中。當看見我手旁邊有黑色的長毛在白色的三角區周圍時，我的手吃了一驚。

萊尼挽著裁縫的胳膊，一塊兒向鐵路路基走去。她們走路的樣子如同空蕩蕩的連衣裙。萊尼朝周圍看了兩次。伊沃奈在用口哨吹一隻老掉牙的歌，從後面看那個真絲三角少女。唱詩班隊長已經走到路基上面，她的裙子稍微閃亮了一下便消失了。農學家把手放進衣服口袋。少女拿著帽子回到幕布後面。伊沃奈吹著口哨朝他的拖拉機走去。…

病人瞪著發灰的眼睛。我沒有看見那眼井。“格里高，生活什麽都不是，就是一大塊兒臟。”病人的聲音很大，簡直是喊出來的。“年輕的時候，笨得像一根草稭。”他用發灰的眼睛看著萊尼。萊尼用雙手捂住嘴，杏子樹枝的雪花落在臉頰上。“閉嘴。”她喊叫道。她的臉年輕而枯萎。我的樹枝在她的手上光禿禿的。這時萊尼把握著樹枝的那只手從嘴上放下來。“醫生告訴他不要想問題，不要說話。”她說。她自己都沒有感覺到，就把另外一隻空著的手也從嘴上放了下來。…

井不是窗戶不是鏡子。往井里看的時間太長了，就會經常往里看。爺爺的臉像從下面長上來似的挨著我的臉長起來了。他的嘴唇之間有水。

通過這眼井可以看見那個黑色的大軸如何在村子下面轉動歲月。以前生病一直病到眼睛里的，而且有一隻眼睛已經死亡的人都看到過這個軸。爺爺的臉是綠色的、沈重的。

死去的人轉動著這個軸，如同在轉動馬拉的磨坊，為的是讓我們也很快死去。然後我們就可以幫助他們轉這個軸。死去的人越多，村子越空曠，時間過去得就越快。

井沿如同一根由綠色的老鼠組成的皮管。爺爺發出輕聲的嘆息。一個青蛙跳到他的臉頰上。他的太陽穴劃著細細的小圈跳到我的臉上，帶來了他的頭髮，他的額頭和他發出嘆息的嘴唇。也把我的臉帶到了井沿邊。…

外交官的表情沒有任何變化。在同獨裁的外交官打交道時，在同獨裁者本人打交道時，在接近狂妄自大時，在接近犯罪時，外交官的表情一直沒有任何變化。

外交官的會晤在一個壓抑的背景前進行：沙發，地毯，壁爐上的大幅油畫，僵僵的花束。已經顯擺得無精打采的貴族嫁妝。內室充滿著一種階級的厭惡。一個國家越是貧窮，綴飾就越加飽滿，權力的表現就越加明顯。

在權力的表現面前，外交官已經微不足道了。裝飾令人窒息。只有在黑色的褲腿上能清楚地看見外交官的手，這是無法回避的。

但是臉不是這樣。背景在模仿臉的傾聽和窺視的神情。那個微笑，一個有意裝出來的偶然：他要達到的效果是“好的”，也就是不出聲的聲音，掩蓋感官，讓它們逐漸淡去。…

如果一個人，一個單個的人說他自己“我是幸福的”，那麽同這個人交往我會覺得困難。

然而如果一個政客，一個德國的政客說“我們的人民是幸福的”，我則會感到一種悚然。有自己的幸福的單個的人總會對那些沒有他的幸福也沒有自己的幸福的人視而不見。有自己的幸福的人民常常會把那些沒有他的幸福也沒有自己的幸福的人民踩踏在腳下。

政客的臉在電視屏幕上神采奕奕。他的目光擡起，如果不在室內，人們現在應當是可以看到一方天空的。

人們沒有看見一方天空，但是看見了政客陶醉在自己的那句話中。…

營地裏已經三次有人逃跑了。三次都是來自喀爾巴阡山脈的烏克蘭人，圖爾·普里庫利奇的老鄉。他們俄語說得很棒，然而還是被抓獲了，被打得不成人樣，在點名時被拉出來示眾。後來就再也沒見過他們，不是送去特別勞動營，就是送到墳墓裏去了。…

木頭和棉花

鞋子分兩種：橡皮套鞋和木鞋。橡皮套鞋是一種奢侈。木鞋是一種災難，只有鞋底是木頭的，一塊兩指厚的木板。鞋面是灰麻袋布做的，周邊圍有一圈細細的皮帶子。布面就是沿著這條皮帶用釘子釘到鞋幫上的。對釘子而言，麻袋布太不結實了，總是破，首先就是在鞋跟的地方。木鞋是高幫的，有系鞋帶用的小孔，但鞋帶是沒有的。我們把細鐵絲穿過去，在末端旋緊扭死。過不了幾天，小孔周圍的布也就全破了。

穿木鞋沒法屈腳趾。我們沒法把腳從地面擡起來，只能拖著腿。老是拖曳著走，膝蓋都變得僵直。如果鞋底開裂的話，我們就輕松多了，腳趾會自由一些，也可以更好地彎膝蓋…

我出發了。不一會兒我渾身上下癢起來，頭上有虱子，脖子前後有虱子，腋下有虱子，胸前有虱子，陰毛裏有一團團的虱子。在雨靴的裹腳布裏，腳趾之間不用說是奇癢了。要搔癢就得擡手，可袖子裏塞滿了土豆，如何擡得了手。要走路就得彎膝蓋，可是褲腿裏塞了土豆，彎腿也做不到。我拖著步子挪過了第一座爐渣堆。第二座怎麽也看不見，抑或是我沒注意到。那些土豆比我還重。要想看到第三座爐渣堆就難了，因為天色已經很暗了。滿天的星斗都連起來了。銀河從南流向北，理髮師奧斯瓦爾德·恩耶特曾經這麽說過，那次他的第二個老鄉沒逃成，正在營地操場上示眾。要想去西方的話，他說，就得跨過銀河，再向右拐，然後照直走，一直保持在北斗七星的左邊。不過我始終沒有發現第二座和第三座爐渣堆，回程它們應該出現在左邊的。我寧願隨時隨地受人監督，也不願徹徹底底迷失方向。金合歡樹，玉米田，還有我的腳步都披上了黑色的鬥篷。野菜的頭注視著我，像人的腦袋，留著各式各樣的發型，帶著各式各樣的帽子。只有月亮戴著一頂白色的女帽，像護士一樣輕撫著我的臉。…

推車有兩個高高的木輪和兩個長手柄。它像是老家磨剪子的師傅們走街串巷時推的車。整整一個夏季，他們會輾轉於各地。送麵包的人只要離開推車一步，就會一瘸一拐的。理髮師說，他的一條腿是木頭做的假肢，是用鏟柄釘在一起而成的。我羨慕這個送麵包的，他雖然少了一條腿，卻有許多麵包。理髮師也目送著麵包車，他只體會半饑餓的狀態，說不定間或還會跟送麵包的人做點交易。就連腹中飽足的圖爾·普里庫利奇也會目送著他，也許是在監視他，也許只是漫不經心地看看。我也不知道為什麽，但總覺得理髮師想轉移圖爾·普里庫利奇對麵包車的注意。不然的話我沒法解釋，怎麽會我剛坐到椅子上，他就說：我們勞動營裏真是魚龍混雜呀，什麽地方的人都有，就像是住旅店，會暫時一起住上那麽一段時間。…

魚龍混雜的一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