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火車已開走和還沒來的這段時間，我坐在維也納的車站咖啡店。為了不去考慮自己的怠倦，我觀察遊人。獨自坐在桌邊的人我觀察得最久。也許我自己並沒有意識到在他們身上看出了那些因風景的輪回、車廂里的空氣、高速的顛簸和呼嘯而產生的怠倦。

我的目光停留在一個男人的身上：看他如何撐住自己的腦袋，胳膊肘撐在桌子上，額頭倚在手掌心中，看他托著咖啡杯，還有他在桌子下面的两隻腳，他的頭髮，他的耳垂，還有他的襯衣，西服，他腳踝上的短襪。

這個男人身上陌生得讓我覺得以前從來沒有看見過的並不是那一樣樣東西，令我的太陽穴一陣陣發熱的是這一樣樣東西彼此所產生的關係：手錶和短襪，額頭上的手掌和襯衣的領子，衣服上的扣子和咖啡杯的沿兒，分頭的髮路和鞋子的後跟。

就在我的太陽穴在耳朵里咚咚作響時，喇叭播報前往布加勒斯特的火車進站了。那個男人站起身，走了。擴音器里的聲音告訴我我看見了什麽：那個男人來自羅馬尼亞。

我眼前的一切如同一絲微光，如同無數的東西糾纏在一起：那人身上維系的是一個國家。一個完完整整的國家，一個我所熟悉的國家剛才就坐在旁邊的桌子上。我一眼就認出來了。

我說不清楚怎麽認出來的，靠什麽認出來的，我也說不清楚為什麽。心中產生了一種躁動，一個念頭，要走到那個男人跟前，對他說上一句話，然後立即離開，再也不回頭。這個躁動從何而來，這個念頭從何而來。還有那種突然產生的感覺：我不願再坐在我的軀體中，不願再從我的軀體向外看，不願再帶著我的軀體繼續旅行，這種感覺從何而來。還有那道縫，如同遠和近相互扭打，扯出來的縫。

當年我離開羅馬尼亞時，把那次離開形容成是“換地方”。我要防止自己使用各種情緒化的詞語。我從來沒有把“故鄉”和“思鄉”的概念用在我自己的身上。

當我在街上偶然聽到身邊有陌生人講羅馬尼亞語時，我的呼吸會變得急促，但是這不是思鄉，也不是那種受到禁止和壓抑的、隱藏的思鄉。我找不到形容它的詞：這就好比一種恐懼，一個人曾經是這麽一個人，但是卻又不認識這個人。或者另外一種恐懼：一個人是這麽一個人，但是從外形上卻永遠看不見這個人。又或者另外一種恐懼：一個人有可能變成這麽一個人，只因他和某個其他人完全一樣，於是便把那個人消滅掉。

我或許會在某些時候，或者在一次半夢半醒的夜間覺得羅馬尼亞生疏了。這是一種恐懼。我知道，這個恐懼是沒有根據的，但是它實實在在存在著，就如同在下樓梯的過程中，害怕在兩步之間忘記了怎麽走路的那種恐懼實實在在存在著一樣。

在我去過的那些地方，我不可能籠統的陌生，同樣我也不可能同時對所有的事物陌生。我的陌生，其他人也是這樣，是對單個事物的陌生。

人不可能是地方的一部分。不論命運怎麽安排，人不可能說自己的家在石頭中，在木頭中，因為人不是由石頭和木頭組成的。如果這是一種不幸的話，只能說陌生是一種不幸。僅此而已。

在商業街房頂的最高處有一個鐘，它有兩個指針，一個鐘擺，但是沒有表盤。鐘的後面是空蕩蕩的天空。我向上望去，每次都覺得自己仿佛是在喉嚨上感受到了時間。

那個鐘走的和我的手錶不是一個時間。它顯示的是早已經過去的時間——已經好幾年前的時間。

天上那個鐘的時間是地下的時間。

我每次都用這個鐘的時間想像那些永無歸屬的人的時間。

旁邊桌子上的國家在我的眼角抽動了一下。

（1990年10月《一顆熱土豆是一張溫馨的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