營地裏已經三次有人逃跑了。三次都是來自喀爾巴阡山脈的烏克蘭人，圖爾·普里庫利奇的老鄉。他們俄語說得很棒，然而還是被抓獲了，被打得不成人樣，在點名時被拉出來示眾。後來就再也沒見過他們，不是送去特別勞動營，就是送到墳墓裏去了。

這時，我看到左邊有間簡陋的小屋，一個警衛腰帶上掛著手槍。他是個瘦瘦的年輕人，比我矮半頭。他對我招招手，是在等我。他很趕時間，我還沒有在他面前站定，他就帶著我沿著菜田走去。他嗑著葵花子，一次扔進嘴裏兩粒，迅速地一動，從一個嘴角吐出殼兒來，與此同時，另一個嘴角已經吃進下兩粒，空殼又從另一邊飛了出來。他吃得很快，我們走得同樣快。我尋思，他也許是個啞巴。他不說話，不出汗，嘴巴耍著雜技，節奏絲毫不亂。他一路走去，如腳踏雙輪，禦風而行。他沈默著，吃著，宛如一部去殼機器。他拽了一下我的胳膊，我們停下腳步。在那兒，有二十來個婦女散開在田裏。她們沒有工具，徒手將土豆從土裏刨出來。警衛把一行田壟分派給了我。太陽居於天空的中央，像塊燒紅的炭。我兩手刨著土，那地很硬。皮膚開裂了，泥土鉆進傷口裏，火辣辣地疼。我擡頭時，眼前飛舞著一群群閃亮的金星。腦子裏的血凝固了。在田間，這個佩戴手槍的年輕人除了是警衛外，還是工頭、生產隊長、領班、檢驗員，身兼數職。婦女們聊天，如果被他逮到的話，他就掄起土豆的莖稈兒抽她們的臉，或者把爛土豆塞進她們嘴裏。而且他一點兒都不啞。我聽不懂他罵了些什麽。那不是鏟煤時的咒罵，不是建築工地的叱令，或者地窖裏的切口。

慢慢的，我對今天這事兒有了新看法，定是圖爾·普里庫利奇和他商量好了，讓我幹一天活，等到晚上再斃了我，就說我想逃跑。或者晚上把我塞進一個地洞裏，一個完全隱密的地洞，因為我是這兒唯一的男人。也許不僅僅是這天晚上，而是從這天起的每個晚上，我都別想回營地去了。

夜晚降臨了。那傢伙除了是警衛、工頭、生產隊長、領班、檢驗員外，還是營地主管。婦女們排成行集合點數，說出自己的名字和編號，然後把工作服口袋掏乾淨，每只手裏握著兩個土豆等待檢查。她們可以留下四個不大不小的土豆。如果有一個太大了，就得換掉。我站在隊列的末尾，打開枕頭接受檢查。枕頭裏裝了27個土豆，7個中等的，20個大的。我也只允許留下四隻，其餘的必須倒出來。這個配著手槍的人問我叫什麽。我說：雷奧帕德·奧伯克。他拿了一個中等大小的土豆，好像它和我的名字有什麽關聯，然後就是一腳，踢得它從我肩膀上飛過去。我一縮頭。第二個土豆他沒用腳踢，而是衝我的腦袋扔過來，然後拔槍就射，飛行的土豆被擊得粉碎，我的腦袋也是。我正浮想聯翩的時候，他盯著我，看我如何把枕頭塞進褲子口袋裏。他扯著我的胳臂把我拉出隊列，給我指指黑夜，指指荒原，就是我今天早上來的那個方向，仿佛他又變回啞巴了。他讓我就立在那兒。他命令女人們齊步走，自己跟在隊伍後面朝另一個方向走了。我站在田邊上，看著他和女人們一行越走越遠，心裏卻明白，要不了一會兒，他就會離開隊伍獨自回來。一聲槍響，又沒人證，這就叫：試圖逃跑，就地槍決。

那隊伍像條褐色的長蛇越來越小。我站在那一大堆土豆前像是生了根。我漸漸明白了，有什麽約定的話，也不是在圖爾·普里庫利奇和警衛之間，而是在圖爾和我之間。這堆土豆就是那個約定。圖爾要用土豆來付我圍巾的錢。

我把渾身上下都塞滿了大大小小的土豆，連帽子裏都是。數了一下，一共273個。饑餓天使幫了我忙，它可是個臭名昭彰的竊賊。然而幫過之後，它又變成個臭名昭彰的施虐者，拋下我在回家的長路上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