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寒冷在大街上降臨，生命就變得透明了：可以看見呼吸。匆匆走過的呼吸使它所屬的那個人具有了雙重的身份。這種雙重化的過程會在路人的陌生上滯留一段時間。

我遇見了一個熟人。在這張熟悉的臉前，一道陌生的呼吸飄走了。我的心中產生了一個疑問：如果我覺得他的呼吸是陌生的，那麽他身上有什麽是我熟悉的呢。這個疑問，就在我和他交談的過程中，令我感到孤獨。想像著，如果生命是透明的，那我就誰也不認識了。

我看見自己的呼吸比看見別人的呼吸晚很多。就連我自己的呼吸我也覺得陌生。如果它能變成一面鏡子，那麽面對自己的呼吸我會看不見自己的臉。

大樹托舉著它們硬邦邦的光禿禿的木頭。大樹之間是聖誕集市。香腸攤和土豆攤散發出香味，老遠就能聞到。它們有自己的呼吸。它們的呼吸被刀叉切分了。紙盤子上有輕巧的靈活的動物在牽拉，它們在逃避由買和賣組成的籠頭，但是卻被套在由饑餓和金錢組成的籠頭上。

賣甜品的攤子沒有呼吸。它們可以像裹在杏仁上的糖稀一樣默不做聲。像樹上的木頭。但是愛心甜餅在呼喚。它們身上有字：“你真了不起”，或“你是我的夢中情郎”，或“抱抱我”。女售貨員用一把堅硬的鏟子在杏仁糖中間鏟來鏟去。

吃，吃，不停地吃。有些人的生活就長在紙盤子和臉之間的嘴上。

聖誕節，沒有題材了，不要拿人不當回事，也不要拿自己不當回事。如果天不要下雪，或者雪是灰色的，髒兮兮的，在路邊，像一種另類的瀝青，人們就會用歌曲把它們唱成是白色的。要堅信一點，他們是好的。好人。好孩子。成年人用歌用花錢把自己帶回到童年，但是不是他們自己的童年，而是一個不負責任的、虛假的童年。

因為這個概念必須盡可能保持抽象：做好人。只有這樣才可以用在任何地方，而且沒有任何特性。在這些日子，做好人需要它的時刻，作為禮品的時刻。它或可以吃，或可以穿，或擺放在房間里：做好人。

誰不知道做好人的禮物。友誼被打破了。禮物伴隨著一生。沒人希望有這個禮物，禮物伴隨了他們的歲月的那些人不希望有，把禮物送出去的那些人也不希望有。禮物從來沒有呼吸，甚至連能令人心生一驚的陌生的呼吸也沒有。它們托舉著自己的尷尬，如同聖誕集市上大樹托舉著它們硬邦邦的光禿禿的木頭。

凡是人們形容為幸福的東西都有很高的要求：幸福實現了，幸福就會襲擾人們的思想。如果節假日為了許諾幸福而向我們提供平庸，這是一種不幸。

一根紅繩上掛著那個大大的愛心甜餅。只要售貨員從沈默的杏仁糖旁邊走開，它就會遮住她的臉。售貨員在糖果攤上越往後走，她臉頰上的愛心甜餅就越大。畫面有些嚇人。如果我把這塊甜餅買下來，它就不會吃掉售貨員的臉，我想，然後離開。

一段回憶斜斜地躺在我的腦海里：在這段回憶中我是一個孩子。我面前有一張桌子和一個盤子。桌子中間有一隻碗，碗里有一隻雞。我不餓。媽媽把雞的各個部分指給我看。她用叉子高高叉起一塊雞腿，說：“吃了，你的腿會強壯。”又叉起翅膀說：“吃了，你的胳膊會強壯。”又叉起雞頭說：“里面有腦子，吃了，你會變聰明。”我對她的每句話都搖頭。然後她從碗里叉起雞心。小小的雞心在叉尖上的形狀是尖尖的。媽媽說：“吃了你會成為好人。”我擡起目光，看著媽媽。她知道這句話起作用了。我把雞心吃了。是的，我知道，後來每次都不餓，但是每次都把雞心吃了。

我要做個“好人”。作為孩子我想做一個像大人在聖誕節時那樣的好人。

愛心甜餅再也迷糊不了我，在歌曲中被唱成白色的雪也迷糊不了我。做好人需要準確的理由。做好人是思想的事。當年媽媽讓我看雞頭時，她應當說：“里面有腦子，吃了，你會成為好人。”這樣她就可以帶著這句話被永久地保存在童話中，而不是被保留在謊言中。

媽媽給我許諾的是沒有道德地做好人。這對我沒有用處。後來我不得不自己去了解：她的心不是我的心。

但是我的心有時還是會變成一枚硬幣，從我張開的手中落在乞丐的帽子里。此時我沒有想什麽。套在一顆平靜的良心的籠頭里，我往下走，走過這一天。

晚上，電視機上閃現出呼籲：“給俄羅斯獻上一顆愛心。”然後是銀行賬號：“六個三，”女主持人說。“俄羅斯”對良心的依靠要比“蘇聯”更服貼。

在電視上看不見饑，也看不見陌生的、長時間積雪的大城市中路人的呼吸。說到了心。心在理智的背後將錢從一個心室遞送到另外一個心室。

把我們聯系在一起的，也分開了我們。有一種饑餓是胃中的空空蕩蕩和腳底的沒有希望。還有一種饑餓是對滿足的渴望，在這種滿足中，吃成為了家常便飯。

如果聖誕節結束了，那片陌生的土地會在什麽地方。在頭腦的任何地方做好人都沒有了準確的理由。沒有了思想。甚至沒有一個能讓幸福襲擾的思想。（1991年2月 收入于《一顆熱土豆是一張溫馨的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