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官的表情沒有任何變化。在同獨裁的外交官打交道時，在同獨裁者本人打交道時，在接近狂妄自大時，在接近犯罪時，外交官的表情一直沒有任何變化。

外交官的會晤在一個壓抑的背景前進行：沙發，地毯，壁爐上的大幅油畫，僵僵的花束。已經顯擺得無精打采的貴族嫁妝。內室充滿著一種階級的厭惡。一個國家越是貧窮，綴飾就越加飽滿，權力的表現就越加明顯。

在權力的表現面前，外交官已經微不足道了。裝飾令人窒息。只有在黑色的褲腿上能清楚地看見外交官的手，這是無法回避的。

但是臉不是這樣。背景在模仿臉的傾聽和窺視的神情。那個微笑，一個有意裝出來的偶然：他要達到的效果是“好的”，也就是不出聲的聲音，掩蓋感官，讓它們逐漸淡去。

外交官臉上的神情如同水粉畫顏料一般。喉頭的周圍是算計投下的圓圓的小陰影：貓和鼠在不斷互換角色。從外交官的半邊臉上已經無法辨別誰是貓誰是鼠了。

獨裁專權的國家對外交會晤是這樣報道的：“會見是在友好、融洽、相互尊重和理解的氣氛中進行的。”經過安排的文字。它幾乎被淹沒在僵化的日夜中，僵化的日日夜夜中。

西方民主沒有這種文字安排，但是有經過安排的、含義明確的沈默。

對佩雷斯·德奎利亞爾在9月初同薩達姆·侯賽因的外交部長阿齊茲的會晤是這樣報道的：佩雷斯·德奎利亞爾對會談感到“失望”。

“失望”這個詞我是在新聞里聽到的。我在報紙上看到了這個詞。我不明白它的意思。在電視畫面上我看到了佩雷斯·德奎利亞爾的腿窩。我在他的臉上找尋“失望”這個詞。我看到的是一個老人，他說話時嘴角一動不動，手掌上的手指僵硬。

由於外交官的表情即便和獨裁者面對面也沒有任何變化，因此裂痕每次出現的總是很突然，而且太遲。齊奧塞斯庫在活著的時候，也就是他是獨裁者的時候，從來沒有被稱作過是“獨裁者”。在他被推翻之前，“嗜殺成性”這個詞從來沒有人敢冒險用過。裂痕本應可以挫敗獨裁的企圖，但是卻被耽擱了。就連媒體也和政府一樣用詞謹慎。

凡是受過政治迫害的人，總是期望外交官的表情能表現出破裂。他們知道，民主國家的政府正在用眼角瞄著罪犯。他們也知道，外交官的克制是一種順受。他們不露聲色的表情，他們喉頭上那個圓圓的小陰影忽視的是那些受到傷害的人們。他們將獨裁的罪行合法化，將他們變成是可以對外交往的：馬科斯，杜瓦利埃，諾列加，齊奧塞斯庫，薩達姆·侯賽因。明明知道卻裝作一無所知，這是一門職業。薩達姆·侯賽因後來會拿外國人當人質，這在當時還是不可想像的。

幾個帶著孩子的婦女作為被釋放的人質走下飛機。那個英國婦女說：起訴。德國婦女的話同外交官沒有任何變化的表情很相似：“我們可以自由活動。”這是其中一個婦女的話。她說的是德語。這話什麽意思。拴在長繩子上的自由。這個婦女懷里抱著一個睡著的孩子。她用勁在臉上擠出如同水粉畫顏料一般的神情。但是她臉上有某樣東西拒絕配合：深深的、發黑的眼眶。

面對這個黑眼眶，記者們擺出外交官的沒有任何變化的表情。他們不問：“您為什麽在伊拉克？”“毒氣設施”已經好幾天不提了：精心考慮的沈默。但是，我的腦海中還在懷疑那些參與其中的丈夫們。我開始覺得有些悚然。人怎麽會那麽隨便地、那麽不經意地變得不講公正。但是怎麽樣才能公正，而且不自欺欺人。德國婚姻家庭的生活在伊拉克被顛覆了。德國人質度過的這些天和專制統治下的，也包括伊拉克，被迫害者度過的每一天，二者的不同之處是非常細微的。對這兩者之間的關係采取沈默的態度是一種玩忽職守。

面對人質的黑眼眶，沒有一個記者會去想，把正在申請避難的政治受迫害者再交還給迫害他們的人，這意味著什麽。

《一顆熱土豆是一張溫馨的床》1990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