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土地和一個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二者之間的關係是這樣的：這片土地可以從這個人身上碾壓。這個人必須接受它的重量，盡管他承受不了這個重量。人們在承受這片土地：用腳底，用指尖，用脖子，用喉嚨。

承受是相互的。

這片土地也在承受一個人，如果他成年累月地關門、開門、進家、上火車、在頭腦里承載東西。他知道，這兒是玉米地，那兒是冷杉林或樺樹林，那兒的下面有水和沙子。他知道這里每一年的冬天，每一年的夏天。他知道莊稼什麽時候長什麽樣，甚至也包括雜草。他知道灰塵是什麽氣味，雪是什麽味道。

他質疑一切：也包括這片土地系掛在他身上的重量，也包括他系掛在這片土地上的重量。可以看見一根細細的、承受著雙重重量的線。

這片土地的境況越差，這個國家的境況就越好，這片土地就會愈加退縮到國家的身後。每天挪動一點點，可以感覺出來。

在獨裁專權的國家，能看見的已經不再是國家下面的這片土地。凡是生長的，或者颯颯流動的，或者盛開的，都有一隻眼睛。就連立著的、臥著的，也都有一隻眼睛。也包括人行道、房門、火車車廂，也包括雲彩。一切都受到了監視。已經不再有人自問為什麽了。人們不再自問，因為人們得過且過，就如同生活在一個沒有指針的表盤上，如同生活在靶子上。

如果眼睛不是從外盯過來，眼睛就會在自己的眼睛後面，朝頭腦里面看。

如果監視不是在真實中存在，那就是存在於觀念中。它永遠都是真實的。這個監視永遠不是為了發明而發明出來，為了幻想而幻想出來的，因為它不是沒有理由的。來自內部的恐懼是外部威脅的延伸，監視的延伸。它不必像監視那樣先行制造恐懼，它由已經存在的，一直在頭腦里存在的恐懼組成。一直存在的、在頭腦里存在的恐懼有固定的位置，就在兩眼之間，如同心臟在肋骨之間。由於它不是來源於外部，因此它是無限的。它是對外部威脅的反射。內心的恐懼在頭腦里比因為某種具體的原因而源於外部的恐懼更具啃噬的作用。

在一片在國家面前退縮的土地上，人們因外部的威脅和內心的恐懼而不得不去琢磨每一個人，每一個在他周圍哪怕只存在片刻的人。人們盯著每一張臉，然後下判斷。為了保護自己，人們躲進人群中。人們在多重土地上傾聽和說話，然後穿透它。人們也在多重土地上沈默。在這些年中，所有相互遇見的人都在內心中發燒，都在生長一種貪婪。一種刀刃一般的對他人的注意。刃口朝外也朝里。它沒有節制，人們無法將它排除。一把彈簧刀，可以在衣服口袋里自動彈開，或者在握緊的手中自動彈開。

將人和人牽連在一起的那些細細的線一頭連著那些讓人心生恐懼的多數人，一頭連著人們把自己的恐懼講給他們聽的少數人。人們把自己頭腦中的恐懼傳遞下去，接過這種恐懼的那些少數人，人們稱他們為朋友。

由於人們習慣於仔細看，所以發現朋友也犯錯誤。他們有錯誤並且犯錯誤，他們的錯誤和自己的很相似，很痛苦。人們不喜歡在別人身上看見和自己相似的錯誤。人們在自己身上感受到的那種不快會讓人變得無法捉摸。聲音經常比演講時還要大。雖然是在說別人，但是言語卻是在抽自己的臉，抓自己的喉管。這些都在扯拽將人和人牽連在一起的那些細細的線。

友誼經常被弄顛倒。於是腳底板跑到了上面。因為恐懼而縮起的手指差不多快要蜷成拳頭的形狀了。

很奇怪，但是的確如此，這種已經習慣了千難萬險的友誼是深厚的，它牢固。這種患難中的誠實，那種肆無忌憚反而把友誼變得謹慎和可靠。

如果人們離開了那片在一個國家的統治下早已消亡了的土地，承載在這片土地上的重量便會滑落掉。人們的腳下便沒有了所有的承載，而是把所有的承載都放在了額頭的後面。具體的東西消失了。人們什麽也沒有帶走，只帶走了自己和系掛在他身上的承載。腦海里，那片土地的畫面在以朋友為軸心來回擺動著。

每一個消息都會讓人聯想到他們。有收音機里的聲音，電視機里滋滋聲，報紙上的句子。

那片土地在額頭後面的存在無邊無際地延續著，因為它抖落掉了全部的具體的東西。不，人們再也不想回去了。人們每天都在這麽問自己。對，這是對的。

人們有了新朋友，給他們講過去的事。看見新朋友不知道什麽是潛在的恐懼，不知道這種恐懼就如同心臟的位置在肋骨之間一樣，在頭腦里有固定的位置，人們感到欣慰。

馬科斯·弗里施在他的文章《洛卡諾藥劑師的夢》中借一個被發配到異國他鄉的藥劑師之口說：“他們在白天都挺友好。撇開冬天陽光很少的土地不談，能讓他們相互湊在一起的只有大夥兒彼此之間的卑鄙和下作。但是只要不是在這兒出生的，就不必操這份心。”

新結下的朋友關係光滑而且軟和。患難中的誠實和謹慎的肆無忌憚，這種局面以後再也不會出現。同新朋友在一起是那麽的愜意，於是內心中又產生了另外一種恐懼：懷疑自己會把一切都不再當回事。（1990年12月 收入于《一顆熱土豆是一張溫馨的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