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加繆的《局外人》，劈頭就看見這麽一句：“今天，媽媽死了。”緊接著就是一轉：“也許是昨天……”一折一轉，看似不經意，卻已像石子投入水中，生出第一圈漣漪…… 

《局外人》的第一句話實在是很不平常的。“媽媽……”，這樣親昵的口吻分明只會出自孩子的口中，成年人多半要說“母親……”的。然而說話人恰恰不是孩子，而是一個叫莫爾索的年輕人。他在臨刑前，以一種極冷靜極枯澀、卻又不乏幽默、有時還帶點激情的口吻講述他那極單調極平淡、卻又不乏歡樂、有時還帶點偶然的生活，直講到被不明不白地判了死刑。莫爾索不說“母親”而說“媽媽”，這首先就讓我們感動，淒淒然有動於中。我們會想：他在內心深處該是對母親蘊藏著多麽溫柔多麽純真的感情啊！ …

《局外人》是加繆的成名作，也是存在主義文學的代表作品。它形象地體現了存在主義哲學關於“荒謬”的觀念；由於人和世界的分離，世界對於人來說是荒誕的、毫無意義的，而人對荒誕的世界無能為力，因此不抱任何希望，對一切事物都無動於衷。 

《局外人》以“今天，媽媽死了，也許是昨天，我不知道”開始，以“我還希望處決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來看，對我發出仇恨的喊叫聲”結束。小說以這種不動聲色而又蘊含內在力量的平靜語調為我們塑造了一個驚世駭俗的“荒謬的人”：對一切都漠然置之的莫爾索。 …

我的眼睛盯著地。他朝我走了一步，站住，好像不敢再向前一樣。“您錯了，我的兒子，”他對我說，“我們可以向您要求更多的東酉。我們將向您提出這樣的要求，也許。”“要求什麽？”“要求您看。”“看什麽？”

教士四下里望了望，我突然發現他的聲音疲憊不堪。他回答我說：“所有這些石頭都顯示出痛苦，這我知道。我沒有一次看見它們而心里不充滿了憂慮。但是，說句心里話，我知道你們當中最悲慘的人就從這些烏黑的石頭中看見過一張神聖的面容浮現出來。我們要求您看的，就是這張面容。”…

白天，我就考慮我的上訴。我認為我已抓住這一念頭里最可貴之處。我估量我能獲得的效果，我從我的思考中獲得最大的收獲。我總是想到最壞的一面，即我的上訴被駁回。“那麽，我就去死。”不會有別的結果，這是顯而易見的。但是，誰都知道，活著是不值得的。事實上我不是不知道三十歲死或七十歲死關係不大，當然嘍，因為不論是哪種情況，別的男人和女人就這麽活著，而且幾千年都如此。總之，沒有比這更清楚的了，反正總是我去死、現在也好，二十年後也好。此刻在我的推理中使我有些為難的，是我想到我還要活二十年時心中所產生的可怕的飛躍。不過，在設想我二十年後會有什麽想法時（假如果真要到這一步的話），我只把它壓下去就是了。假如要死，怎麽死，什麽時候死，這都無關緊要。所以（困難的是念念不忘這個“所以”所代表的一切推理），所以，我的上訴如被駁回，我也應該接受。…

五…

我沒有時間思考。他們把我帶走，裝進囚車，送回監獄吃飯。很快，在我剛感到累時，就有人來提我了。一切又重來一遍，我被送到同一個大廳里，我面前還是那些面孔。只是大廳里更熱了，仿佛奇跡一般，陪審員、檢察官、我的律師和幾個記者，人人手中都拿了一把蒲扇。那個年輕的記者和那個小女人還在那兒。但他們不扇扇子，默默地望著我。…

三

我可以說，一個夏天接著一個夏天，其實也快得很。我知道天氣剛剛轉熱，我的事就要有新的動向。我的案子定於重罪法庭最後一次開庭時審理，這次開庭將於六月底結束。辯論的時候，外面太陽火辣辣的。我的律師告訴我辯論不會超過兩天或三天。他還說：“再說，法庭忙著呢，您的案子並不是這次最重要的一件。在您之後，立刻就要辦一件弒父案。”…

她一走，一個男人進來，手里拿著帽子，占了她留下的那塊地方。這一邊也有一個犯人被帶了進來，他們熱烈地談了起來，但聲音很小，因為大廳已經安靜下來了。有人來叫我右邊的那個人了，他老婆並沒有放低聲音，好像她沒注意到已經不需要喊叫了：“保重，小心。”然後就該我了。瑪麗做出吻我的姿勢。我在出去之前又回了回頭。她站著不動，臉緊緊地貼在鐵柵欄上，還帶著為難的、不自然的微笑。…

後來，我經常見到這位預審推事。只是我每次都有律師陪著。他們只是讓我對過去說過的東西的某些地方再明確一下，或者是推事和我的律師討論控告的罪名。但實際上，這些時候他們根本就不管我了。反正是漸漸地，審訊的調子變了。好像推事對我已經不感興趣了，他已經以某種方式把我的案子歸檔了。他不再跟我談上帝了，我也再沒有看見他像第一天那樣激動過。結果，我們的談話反而變得更親切了。提幾個問題，跟我的律師聊聊，審訊就結束了。用推事的話說，我的案子照常進行。有時候，如果談的是一般性的問題，他們就把我也拉上。我開始喘過氣來了。這時，人人對我都不壞。一切都是這樣自然，解決得這樣好，演得這樣干凈利落，竟至於我有了“和他們都是自家人”的可笑感覺。預審持續了十一個月，我可以說，我有點驚奇的是，有生以來最使我快活的竟是有那麽不多的幾次，推事把我送到他的辦公室門口，拍著我的肩膀親切地說：“今天就到此為止，反基督先生。”然後，他們再把我交到法警手里。…

第二天，一位律師到監獄里來看我。他又矮又胖，相當年輕，頭髮梳得服服帖帖。盡管天熱（我穿著背心），他卻穿著一身深色衣服，硬領子，系著一條很怪的領帶，上面有黑色和白色的粗大條紋。他把夾在胳膊下的皮包放在我的桌上，自我作了介紹，對我說他研究了我的材料。我的案子不好辦，但是如果我信任他，勝訴是沒有疑問的。我向他表示感謝，他說：“咱們言歸正傳吧。”…

快到一點半的時候，萊蒙和馬松回來了。胳膊上纏著繃帶，嘴角上貼著橡皮膏。醫生說不要緊，但萊蒙的臉色很陰沈。馬松想逗他笑，可是他始終不吭聲。後來，他說他要到海灘上去，我問他到海灘上什麽地方，他說隨便走走喘口氣。馬松和我說要陪他一道去。於是，他發起火來，罵了我們一頓。馬松說那就別惹他生氣吧。不過，我還是跟了出去。

我們在海灘上走了很久。太陽現在酷熱無比，曬在沙上和海上，散成金光點點。我覺得萊蒙知道去哪兒，但這肯定是個錯誤的印象。我們走到海灘盡頭，那兒有一眼小泉，水在一塊巨石後面的沙窩里流著。在那兒，我們看見了那兩個阿拉伯人。他們躺著，穿著油膩的藍色工裝。他們似乎很平靜，差不多也很高興。我們來了，並未引起任何變化。用刀刺了萊蒙的那個人，聲不吭地望著他。另一個吹著一截小蘆葦管，一邊用眼角瞄著我們，一邊不斷地重復著那東西發出的三個音。…

我們朝汽車站走去，汽車站還挺遠，萊蒙對我說阿拉伯人沒有跟著我們。我回頭看了看，他們還在老地方，還是那麽冷漠地望著我們剛剛離開的那地方。我們上了汽車。萊蒙似乎完全放了心，不斷地跟瑪麗開玩笑。我感到他喜歡她，可是她幾乎不答理他。她不時望著他笑笑。…

晚上，瑪麗來找我，問我願意不願意跟她結婚。我說怎麽樣都行，如果她願意，我們可以結。於是，她想知道我是否愛她。我說我已經說過一次了，這種話毫無意義，如果一定要說的話，我大概是不愛她。她說：“那為什麽又娶我呢？”我跟她說這無關緊要，如果她想，我們可以結婚。再說，是她要跟我結婚的，我只要說行就完了。她說結婚是件大事。我回答說：“不。”她沈默了一陣，一聲不響地望著我。後來她說話了。她只是想知道，如果這個建議出自另外一個女人，我和她的關係跟我和瑪麗的關係一樣，我會不會接受。我說：“當然。”於是她心里想她是不是愛我，而我，關於這一點是一無所知。又沈默了一會兒，她低聲說我是個怪人，她就是因為這一點才愛我，也許有一天她會出於同樣的理由討厭我。我一聲不吭，沒什麽可說的。她微笑著挽起我的胳膊，說她願意跟我結婚。我說她什麽時候願意就什麽時候辦。這時我跟她談起老板的建議，瑪麗說她很願意認識認識巴黎。我告訴她我在那兒住過一陣，她問我巴黎怎麽樣。我說：“很髒。有鴿子，有黑乎乎的院子。人的皮膚是白的。”…

早晨，瑪麗沒有走，我跟她說我們一道吃午飯。我下樓去買肉。上樓的時候，我聽見萊蒙的屋子里有女人的聲音。過了一會兒，老薩拉瑪諾罵起狗來，我們聽見木頭樓梯上響起了鞋底和爪子的聲音，接著，在“混蛋！臟貨！”的罵聲中，他們上街了。我向瑪麗講了老頭兒的故事，她大笑。她穿著我的睡衣，卷起了袖子。她笑的時候，我的心里又癢癢了。過了一會兒，她問我愛不愛她。我回答說這種話毫無意義，我好像不愛她。她好像很難過。可是在做飯的時候，她又無緣無故地笑了起來，笑得我又吻了她。就在這時，我們聽見萊蒙屋里打起來了。…

“您知道，莫爾索先生，”他對我說，“並不是我壞，可我是火性子。那小子呢，他說：‘你要是個男子漢，從電車上下來。’我對他說：‘滾蛋，別找事兒。’他說我不是男子漢。於是，我下了電車，對他說：“夠了，到此為止吧，不然我就教訓教訓你。’他說：‘你敢怎麽樣？’我就揍了他一頓。他倒在地上。我呢，我正要把他扶起來，他卻躺在地上用腳踢我。我給了他一腳，又打了他兩耳光。他滿臉流血。我問他夠不夠。他說夠了。”…

我也把椅子倒轉過來，像賣煙的那樣放著，我覺得那樣更舒服。我抽了兩支煙，又進去拿了塊巧克力，回到窗前吃起來。很快，天陰了。我以為要下暴雨，可是，天又漸漸放晴了。不過，剛才飄過一片烏雲，像是要下雨，使街上更加陰暗了。我待在那兒望天，望了好久。

五點鐘，電車轟隆隆地開過來了，車里擠滿了從郊外體育場看比賽的人，有的就站在踏板上，有的扶著欄桿。後面幾輛車里拉著的，我從他們的小手提箱認出是運動員。他們扯著嗓子喊叫，唱歌，說他們的俱樂部萬古常青。好幾個人跟我打招呼。其中有一個甚至對我喊：“我們贏了他們。”我點點頭，大聲說：“對。”從這時起，小汽車就多起來了。…

我們終於上路了。這時我才發覺貝萊茲有點兒瘸。車子漸漸走快了，老人落在後面。車子旁邊也有一個人跟不上了，這時和我並排走著。我真奇怪，太陽怎麽在天上升得那麽快。我發現田野上早就充滿了嗡嗡的蟲鳴和簌簌的草響。我臉上流下汗來。我沒戴帽子，只好拿手帕扇風。殯儀館的那個夥計跟我說了句什麽，我沒聽見。同時，他用右手掀了掀鴨舌帽檐，左手拿手帕擦著額頭。我問他：“怎麽樣？”他指了指天，連聲說：“曬得夠嗆。”我說：“對。”過了一會兒，他問我：“里邊是您的母親嗎？”我又回了個“對”。“她年紀大嗎？”我答道：“還好，”因為我也不知道她究竟多少歲。然後，他就不說話了。我回了回頭，看見老貝萊茲已經拉下五十多米遠了。他一個人急忙往前趕，手上搖晃著帽子。我也看了看院長。他莊嚴地走著，沒有一個多余的動作。他的額上滲出了汗珠，他也不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