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法律不會這樣愚蠢，徑直將“不哭”判為弒母，它總要尋出“正當”的理由來要一個人的腦袋。這理由在莫爾索身上恰好有一個：他殺了人。我們從旁觀者的立場看，莫爾索殺人實在是出於正當防衛的動機，只不過是他“因為太陽”（而他是那樣地喜歡太陽）而判斷失誤，使正當防衛的可辯護性大大地打了折扣。尤其是辯護律師的“才華大大不如檢察官”，從“以習俗的觀點探索靈魂”這一共同立場出發，他的所謂“正經人，一個正派的職員，不知疲倦，忠於雇主，受到大家的愛戴，同情他人的痛苦”之類的辯護，自然抵擋不住檢察官的“懷著一顆殺人犯的心埋葬了一位母親”的指控。從法律的觀點看，檢察官的指控無懈可擊，律師的辯護軟弱無力，莫爾索必死無疑。但從解除了傳統價值觀念的束縛和傳統行為模式的制約的人性的觀點看，莫爾索實在並沒有多少可以指責的地方。他沒有哭死去的母親，但心里是愛她的，並曾努力去理解她。他“大概不愛”而願娶瑪麗，是因為他覺得人人掛在嘴上的“愛”並不說明什麽。他對職務的升遷不感興趣，是因為他覺得那並不能改變生活，而且他是曾經有過但後來拋棄了所謂“雄』心大志”。他拒絕接見神甫，是因為他覺得“未來的生活”並不比他以往的生活“更真實”。然而社會為了自身的安定恰恰要求它的成員信守傳統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模式。否則，一個人的靈魂就會變成一片荒漠，令檢察官先生們“仔細探索”而“一無所獲”；就會“變成連整個社會也可能陷進去的深淵”，令檢察官先生們“意識到某種神聖的、不可抗拒的命令”。因此，站在維護社會秩序的法律的立場，量刑的標準其實並不在罪行的輕重，而在它對社會秩序的威脅程度，而所謂威脅程度，則全在於檢察官一類人的眼力。法律的這種荒唐實在並非沒有來由的。 

加繆曾經把《局外人》的主題概括為一句話：“在我們的社會里，任何在母親下葬時不哭的人都有被判死刑的危險。”這種近乎可笑的說法隱藏著一個十分嚴酷的邏輯：任何違反社會的基本法則的人必將受到社會的懲罰。這個社會需要和它一致的人，背棄它或反抗它的人都在懲處之列，都有可能讓檢察官先生說：“我向你們要這個人的腦袋……”莫爾索的腦袋誠然是被他要了去：社會拋棄了他，然而，莫爾索宣布：“我過去曾經是幸福的，我現在仍然是幸福的。”這時，不是可以說是他拋棄了社會嗎？誰也不會想到莫爾索會有這樣的宣告，然而這正是他的覺醒，他認識到了人與世界的分裂，他完成了荒誕的旅程的第一階段。 

我們終於說到了“荒誕”。談《局外人》而不談荒誕，就如同談薩特的《惡心》而不談存在主義。加繆寫過以論荒誕為主旨的長篇哲學隨筆：《西緒福斯神話》。事實上，人們的確是常常用《西緒福斯神話》來解釋《局外人》，而開此先例的正是薩特。他最早把這兩本書聯系在一起，認定《局外人》是“荒誕的證明”，是一本“關於荒誕和反對荒誕的書”。我們讀一讀《西緒福斯神話》，就會知道，薩特的評論的確是切中肯失的。加繆在這本書中列舉了荒誕的種種表現，例如：人和生活的分離，演員和布景的分離；懷有希望的精神和使之失望的世界之間的分裂；肉體的需要對於使之趨於死亡的時間的反抗；世界本身所具有的、使人的理解成為不可能的那種厚度和陌生性；人對人本身所散發出的非人性感到的不適及其墮落，等等。由於發現了“荒誕”，莫爾索的消極、冷漠、無動於衷、執著於瞬間的人生等等，頓時具有了一種象征的意義，小說於是從哲學上得到了闡明。當加繆指出，“荒誕的人”就是“那個不否認永恒、但也不為永恒做任何事情的人”的時候，我們是不難想到莫爾索的。尤其是當加繆指出“一個能用歪理來解釋的世界，還是一個熟悉的世界，但是在一個突然被剝奪了幻覺和光明的宇宙中，人就感到自己是個局外人”的時候，我們更會一下子想到莫爾索的。“荒誕的人”就是“局外人”，“局外人”就是具有“清醒的理性的人”，因為“荒誕，就是確認自己的界限的清醒的理性。”於是，人們把莫爾索視為西緒福斯的兄弟，就是題中應有之義了。當然，薩特評論的權威性，也由於得到了加繆的主觀意圖的印證，而更加深入人心。加繆在1941年2月21日的一則手記中寫道：“完成《神話》。三個‘荒誕’到此結束。”我們知道這三個“荒誕”指的是：哲學隨筆《西緒福斯神話》，小說《局外人》和劇本《卡利古拉》。三者之間的關係於此可見。這種三扇屏式的組合似乎是加繆偏愛的一種形式，例如哲學隨筆《反抗者》、小說《鼠疫》和劇本《正義者》。這是後話，不及細論。 

閱讀《西緒福斯神話》，固然有助於我們理解《局外人》，但是，如果《西緒福斯神話》對於《局外人》來說，不僅僅是一種理解的幫助，而且還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想這並不是作為小說的《局外人》的一種榮幸，而只能是它的一大缺欠，因為這說明，《局外人》作為小說來說不是一個生氣灌注的自足的整體，充其量不過是一種哲學觀念的圖解罷了。幸好事實並非如此。《局外人》是一部非常成功的小說，它以自身的獨立的存在向我們展示了一種關係：人與世界的關係。這種關係所以如此強烈地吸引著我們，是因為它迫使我們向自己提出這樣的問題：世界是晦澀的，還是清晰的？是合乎理性的，還是不可理喻的？人在這個世界上是幸福的，還是痛苦的？人與這個世界的關係是和諧一致的，還是分裂矛盾的？莫爾索不僅是一個有著健全的理智的人，而且還是個明白人，他用自己的遭遇回答了這些問題，而他最後拒絕進入神甫的世界更是標誌著一種覺醒：他認識到，“未來的生活並不比我已往的生活更真實”。莫爾索是固執的，不妥協的。他追求一種真理，雖死而不悔。這真理就是真實地生活。加繆在為美國版《局外人》寫的序言中說：“他遠非麻木不仁，他懷有一種執著而深沈的激情，對於絕對和真實的激情。”我想這話是不錯的。我們甚至可以說莫爾索是一位智者，因為加繆在《西緒福斯神話》中寫道：“如果智者一詞可以用於那種靠己之所有而不把希望寄托在己之所無來生活的人的話，那麽這些人就是智者。”莫爾索顯然是“這些人”中的一個，他要“義無反顧地生活”，“盡其可能地生活”，相信“地上的火焰抵得上天上的芬芳”，因此，他聲稱自己過去和現在都是幸福的，這雖然讓人感到驚訝，卻並不是不可理解的，因為加繆認為：“幸福和荒誕是同一塊土地上的兩個兒子”，幸福可以“產生於荒誕的發現”。當然，莫爾索是在監獄里獲得荒誕感的，在此之前，他是生活在荒誕之中而渾然不覺，是一聲槍響驚醒了他，是臨近的死亡使他感覺到對於生的依戀。於是，莫爾索成了荒誕的人。局外人就是荒誕的人，像那無休止地滾動巨石的西緒福斯一樣，敢於用輕蔑戰勝悲慘的命運。而加繆說：“應該設想，西緒福斯是幸福的。” 

《局外人》的讀者可以不知道莫爾索什麽模樣，是高還是矮，是胖還是瘦，但他們不可能不記住他，不可能不在許多場合想到他。莫爾索將像幽靈一樣，在許多國家里遊蕩，在許多讀者的腦海里遊蕩。如果說時代變了，環境變了，人際關係變了，那他們可以記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或以後相當長的時間里，在法國或類似的國家里，有那麽一個莫爾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