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宏安·多余人?抑或理性的人?——談談加繆的《局外人》(上)

翻開加繆的《局外人》,劈頭就看見這麽一句:“今天,媽媽死了。”緊接著就是一轉:“也許是昨天……”一折一轉,看似不經意,卻已像石子投入水中,生出第一圈漣漪…… 

《局外人》的第一句話實在是很不平常的。“媽媽……”,這樣親昵的口吻分明只會出自孩子的口中,成年人多半要說“母親……”的。然而說話人恰恰不是孩子,而是一個叫莫爾索的年輕人。他在臨刑前,以一種極冷靜極枯澀、卻又不乏幽默、有時還帶點激情的口吻講述他那極單調極平淡、卻又不乏歡樂、有時還帶點偶然的生活,直講到被不明不白地判了死刑。莫爾索不說“母親”而說“媽媽”,這首先就讓我們感動,淒淒然有動於中。我們會想:他在內心深處該是對母親蘊藏著多麽溫柔多麽純真的感情啊! 

然而他竟沒有哭!不惟接到通知母親去世的電報時沒有哭,就是在母親下葬時也沒有哭,而且他還在母親的棺材(他居然沒有要求打開棺材再看看母親!)面前抽煙、喝咖啡……我們不禁要憤然了:一個人在母親下葬時不哭,他還算得是人嗎?更有甚者,他竟在此後的第二天,就去海濱遊泳,和女友一起去看滑稽影片,並且和她一起回到自己的住處。這時,我們幾乎不能不懷疑他對母親的感情了。也許我們先前的感動會悄悄地溜走,然而竟沒有。莫爾索不單是令我們淒然、憤然,他尤其讓我們感到愕然:名聲不好的鄰居要懲罰自己的情婦,求他幫助寫一封信,他竟答應了,覺得“沒有理由不讓他滿意”。老板建議他去巴黎開設一個辦事處,他竟沒有表示什麽熱情,雖然他“並不願意使他不快”。對按理說人人向往的巴黎,他竟有這樣的評價:“很髒。有鴿子,有黑乎乎的院子……”瑪麗要跟他結婚,他說“怎麽樣都行”,要一定讓他說是否愛她,他竟說“大概是不愛她”。最後,他迷迷糊糊地殺了人,對法庭上的辯論漠然置之,卻有興趣斷定自己的辯護律師的“才華大大不如檢察官的”。就在臨刑的前夜,他覺醒了:“面對著充滿信息和星斗的夜”,他“第一次向這個世界的動人的冷漠敞開了心扉”。他居然感到他“過去曾經是幸福的”,“現在仍然是幸福的”。他似乎還嫌人們驚訝得不夠,接著又說:“為了使我感到不那麽孤獨,我還希望處決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來觀看,希望他們對我報以仇恨的喊叫聲。”這是《局外人》的最後一句話,也是一句很不平常的話。 

以很不平常的話開頭,以很不平常的話結尾,使《局外人》成為一本於平淡中見深度、從枯澀中出哲理的很不平常的書。我們的淒然,我們的憤然,我們的愕然,使我們不能不想一想:這位莫爾索究竟是何等樣人。奇人?怪人?抑或是常人?多余人?畸形人?抑或是明白人? 

有人說他是白癡。從他生活態度的萎靡消極,從他對人對事的反應的機械遲鈍,從他對周圍人們遵奉的價值觀念的無動於衷,從他對本能的、即刻的肉體滿足的強烈要求,從這些方面看,他確乎有些是。然而,他知道別人都為他失去母親難過。他惟恐養老院院長因他將母親送進養老院而責怪他,對於能否在母親的棺材前抽煙也曾有過猶豫。他有敏銳的觀察力,並且不乏判斷力,例如他從那些看過電影回來的“年輕人的舉動比平時更堅決”,推斷出“他們剛才看的是一部冒險片子”。他尤其對太陽、大海、鮮花的香味等十分敏感。當神甫勸導他皈依上帝的時候,他可以揪住神甫的領子,把他內心深處的話、喜怒交進的強烈沖動,“劈頭蓋臉地朝他發泄出來”。這樣一個敏感、清醒、具有明確的自我意識的人怎麽可能是白癡呢? 

有人說他是個野蠻人。怕也不盡然,或竟可以說似是而非。在法國作家的筆下曾經多次出現過野蠻人或遠離人類文明的化外之人的形象。他們純樸善良,棄聖絕智,無知無識,不知有欺詐,亦不知有善惡,若一旦有機會進入文明社會,其結果不是逃離便是墮落。他們無例外地成為作家們歌頌的對象,如蒙田、盧梭、夏多布里昂等。莫爾索只有一點和他們相像,即對文明社會格格不入,而對陽光、大海、清涼的夏夜卻如魚得水,或者說“肉體上的需要常常使我的感情混亂”。然而莫爾索並非生活在北美印第安人的部落里,他是法國人,是法國殖民地阿爾及利亞首府阿爾及爾的一家船運公司的職員。他還讀過大學!只此一端就使他不但成不了野蠻人,怕連個平頭百姓也做不得,他有文化,可以給同伴解釋電影的內容,可以幫助鄰居寫相當微妙的信。他還讀報!而讀報,按加繆(或他的人物克拉芒斯)的說法,是現代人的兩大特點之一,另一個特點是通奸(見《墮落》)。因此,莫爾索之自絕於乃至見棄於人類社會,顯然不是由於野蠻人的原因所致。他曾經有過符合人類社會的價值標準的“雄心大志”,他對違反傳統行為模式的舉措經常有一種過失感,但他終於認識到這一切都“無所謂”,並不能改變生活。這樣一個有意識地拒絕文明社會的人怎麽可能是野蠻人呢? 

有人說他是“一個比一般人缺乏理性的人”。那麽,一般人的理性是什麽呢?無非是認可並接受傳統的價值觀念,如感情,愛情,事業上的抱負,對地位和金錢的追求,對於過失的悔恨,以及信仰上帝等等;無非是遵循習俗所規定的行為模式,如母親下葬時要痛哭流涕,娶一個女人時要說“愛她”,在法庭上要尋求有利於自己的辯護,在神甫面前要虔誠謙卑等等。然而莫爾索恰恰是拒絕傳統的價值觀念,對由習俗所規定的行為模式不以為然。他不想說謊,而不說謊不單是不說假話,也包括了不誇大其辭。他“不說廢話”,而加繆認為:“男人的丈夫氣概並不體現於言辭,而是體現於沈默。”他被判死刑後,曾經進行過那麽復雜微妙的思索,甚至在想象中“改革了刑罰制度”。他對神甫的信仰作出過最嚴厲的判斷:‘他的任何確信無疑,都抵不上一根女人的頭髮。”他對人類的處境作出了“進退兩難,出路是沒有的”悲觀概括,這樣的人,難道可以說是“一個比一般人缺乏理性的人’鳴? 

莫爾索既非白癡,又非野蠻人,更不是一個比一般人缺乏理性的人。他是一個有著正常的理智的清醒的人。然而他卻不見容於這個世界。為什麽?因為他殺了人。檢察官指控:“我控告這個人懷著一顆殺人犯的心埋葬了一位母親。” 

誠然,莫爾索埋葬母親時沒有哭,難道說他這就犯下了死罪嗎?從習俗的角度看,表示悲痛只有哭泣,別無他途。死了人總是要哭的,連器具也有叫哭喪棒的,不獨死者親屬哭,甚至可以雇人來哭,中國有,甚至科西嘉也有,如高龍巴。這種由習俗規定的行為模式,是生活在社會中、並與社會合拍的人所必須遵守的。從這個約定俗成的行為模式的要求來看,莫爾索之不哭便被看成了禽獸的行為,為人類社會所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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