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位律師到監獄里來看我。他又矮又胖，相當年輕，頭髮梳得服服帖帖。盡管天熱（我穿著背心），他卻穿著一身深色衣服，硬領子，系著一條很怪的領帶，上面有黑色和白色的粗大條紋。他把夾在胳膊下的皮包放在我的桌上，自我作了介紹，對我說他研究了我的材料。我的案子不好辦，但是如果我信任他，勝訴是沒有疑問的。我向他表示感謝，他說：“咱們言歸正傳吧。”

他在我的床上坐下，對我說，他們已經了解了我的私生活。他們知道了我媽媽最近死在養老院里。他們到馬朗戈去做過調查。預審推事們知道了我在媽媽下葬的那天“表現得麻木不仁。”我的律師對我說：“您知道，我有點不好意思問您這些事。但這很重要。假使我無言以對的話，這將成為起訴的一條重要的根據。”他要我幫助他。他問我那一天是否感到難過，這個問題使我十分驚訝，我覺得要是我提這個問題的話，我會很為難的。不過，我回答他說我有點失去了回想的習慣，我很難向他提供情況。毫無疑問，我很愛媽媽，但是這不說明任何問題。所有健康的人都或多或少盼望過他們所愛的人死去。說到這兒，律師打斷了我，顯得激動不安。他要我保證不在庭上說這句話，也不在預審法官那兒說。不過，我對他說我有一種天性，就是肉體上的需要常常使我的感情混亂。安葬媽媽的那天，我很疲倦，也很困，我根本沒體會到那天的事的意義。我能夠肯定地說的，就是我更希望媽媽不死。但是我的律師沒有顯出高興的樣子。他對我說：“這還不夠。”

他想了想。他問我他是否可以說那一天我是控制住了我天生的感情。我對他說：“不能，因為這是假話。”他以一種很怪的方式望了望我，仿佛我使他感到有些厭惡似的。他幾乎是不懷好意地說，無論如何，養老院的院長和工作人員將會出庭作證，這將會使我“大吃其虧”。我請他注意這件事和我的案子沒有關係，他只是說，明顯的是，我和法院從來沒有關係。

他很生氣地走了。我真想叫住他，向他解釋說我希望得到他的同情，不是為了得到更好的辯護，而是，如果我可以這樣說的話，得到合乎人性的辯護。特別是我看到我使他很不痛快。他不理解我，他有點怨恨我。我想對他說，我和大家一樣，絕對地和大家一樣。可是，這一切實際上並沒有多大用處，而且我也懶得去說。

不久之後，我又被帶到預審推事面前。時間是午後兩點鐘，這一次，他的辦公室里很亮，只有一層紗窗簾擋住陽光。天氣很熱。他讓我坐下，他很客氣地對我說，我的律師“因為不湊巧”沒有能來。但是，我有權利不回答他的問題，等待我的律師來幫助我。我說我可以單獨回答。他用指頭接了按桌上的一個電鈕。一個年輕的書記進來，幾乎就在我的背後坐下了。

我們倆都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上。訊問開始。他首先說人家把我描繪成一個生性緘默孤僻的人，他想知道對此我有什麽看法。我回答說：“因為我沒什麽可說的，於是我就不說話。”他像第一次一樣笑了笑，承認這是最好的理由，接著又補充了一句：“再說，這無關緊要。”他不說話了，看了看我，然後相當突然地把身子一挺，很快地對我說：“我感興趣的，是您這個人。”我不大明白他說的是什麽意思，沒有回答。他又說：“在您的舉動中，有些事情我不大明白。我相信您將幫助我理解。”我說一切都很簡單。他讓我把那天的情形再講一遍。我把對他講過的東西又說了一遍：萊蒙、海灘、遊泳、打架，又是海灘、小水泉、太陽和開了五槍。我每說一句，他都說：“好，好。”當我說到直躺在地上的屍體時，他同意地說道：“很好。”而我呢，翻來覆去地說一件事已經讓我煩了，我覺得我從來沒有說過這麽多的話。

他停了一會兒，站起來，對我說他願意幫助我，我使他感興趣，如果上帝幫忙的話，他一定能為我做點什麽。不過在此之前，他想問我幾個問題。開門見山，他問我是不是愛媽媽。我說：“愛，像大家一樣。”一直有節奏地敲著打字機的書記一定是按錯了鍵子，因為他很不自在，不得不往回退機器。推事又問我——表面上看不出有什麽邏輯性——，是不是連續開了五槍。我想了想，說先開了一槍，幾秒鐘之後，又開了四槍。於是他問：“為什麽您在第一槍和第二槍之間停了停？”這時，我又看見了那陽光火爆的海灘，我又感到了太陽炙烤著我的額頭。但是這一次我什麽也沒說。在一片沈默中，推事好像坐立不安。他坐下來，抓了抓頭髮，把胳膊肘支在桌子上，微微朝我俯下身來，神情很奇特：“為什麽，為什麽您還往一個死人身上開槍呢？”這個問題，我也不知道如何回答。推事把雙手放在前額上，重復了他的問題，聲音都有點兒變了：“為什麽？您得對我說。為什麽？”我一直不說話。

突然，他站了起來，大步走到他的辦公室一頭的一個檔案櫃前，拉開一個抽屜。他拿出一個銀十字架，一邊搖晃著，一邊朝我走來。他的聲音完全變了，幾乎是顫抖地大聲問我：“這件東西，您認得嗎？”我說：“認得，當然認得。”於是他很快地、熱情洋溢地說他相信上帝，他的信念是任何一個人也不會罪孽深重到上帝不能饒恕的程度，但是他必須悔過，要變成孩子那樣，靈魂是空的，什麽都能接受。他整個身子都俯在桌子上，差不多就在我的頭頂上搖晃著十字架。說真的，他的這番推理，我真跟不上，首先是因為我熱，他的辦公室里有幾只大蒼蠅，落在我的臉上，也因為我有點兒怕他。不過我認為這是可笑的，因為無論如何罪犯畢竟還是我。可是，他還在說。我差不多聽明白了，據他看，在我的供詞中只有一點不清楚，那就是等了一下才開第二槍這一事實。其余的都很明白，但這一點，他不懂。我正要跟他說他這樣固執是沒有道理的，因為這最後一點並不那麽重要。但他打斷了我，挺直了身子，勸告了我一番，問我是否信仰上帝。我回答說不。他憤怒地坐下了，說這是不可能的，所有的人都信仰上帝，甚至那些背棄上帝的人都信仰上帝。這是他的信念，如果他要懷疑這一點的話，他的生活就失去了意義。他叫道：“您難道要使我的生活失去意義嗎？”我認為，這與我無關，我跟他說了。但他已經隔著桌子把刻著基督受難像的十字架伸到我的眼皮底下，瘋狂地大叫起來：“我，我是基督徒。我要請求他饒恕你的罪過。你怎麽能不相信他是為你而受難呢？”我清楚地注意到他用“你”來稱呼我了，但我已厭倦了。屋子里越來越熱。跟平時一樣，當我想擺脫一個我不願意聽他說話的人時，我就作出贊同的樣子。出乎我的意料，他竟真的以為是打勝了：“你看，你看，”他說，“你是不是也信了？你是不是要把真話告訴他了？”當然，我又說了一次“不”。他一屁股坐在他的椅子上。

他好像很累，待了好久沒說話，而打字機一直跟著我們的對話，還在打著最後的幾句話。然後，他注視著我，有點兒傷心，輕聲地說：“我從未見過您這樣頑固的靈魂。來到我面前的罪犯看到這個受苦受難的形象，沒有不痛哭流涕的。”我正要回答他這恰恰說的是罪犯，可是我想起來我也跟他們一樣。這種想法我卻總也不能習慣。這時，推事站了起來，好像告訴我審訊已經結束。他的樣子還是那麽厭倦，只問了問我對我的行動是否感到悔恨。我想了想，說與其說是真正的悔恨，不如說是某種厭煩。我覺得他不明白我的話。不過，那天發生的事情也就到此為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