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有時間思考。他們把我帶走，裝進囚車，送回監獄吃飯。很快，在我剛感到累時，就有人來提我了。一切又重來一遍，我被送到同一個大廳里，我面前還是那些面孔。只是大廳里更熱了，仿佛奇跡一般，陪審員、檢察官、我的律師和幾個記者，人人手中都拿了一把蒲扇。那個年輕的記者和那個小女人還在那兒。但他們不扇扇子，默默地望著我。

我擦了擦臉上的汗，直到我聽見傳養老院院長，這才略微意識到了我所在的地方和我自己。他們問他媽媽是不是埋怨我，他說是的，不過院里的老人埋怨親人差不多是一種通病。庭長讓他明確媽媽是否怪我把她送進養老院，他又說是的。但這一次，他沒有補充什麽。對另一個問題，他回答說他對我在下葬那天所表現出的冷靜感到驚訝。這時，院長看了看他的鞋尖兒，說我不想看看媽媽，沒哭過一次，下葬後立刻就走，沒有在她墳前默哀。還有一件使他驚訝的事，就是殯儀館的一個人跟他說我不知道媽媽的年齡。大廳里一片寂靜，庭長問他說的是否的確是我。院長沒有聽懂這個問題，說道：“這是法律。”然後，庭長問檢察官有沒有問題向證人提出，檢察官大聲說道：“噢！沒有了，已經足夠了。”他的聲音這樣響亮，他帶著這樣一種得意洋洋的目光望著我，使我多年來第一次產生了愚蠢的想哭的願望，因為我感到這些人是多麽地憎恨我。

問過陪審團和我的律師有沒有問題之後，庭長聽了門房的證詞。門房和其他人一樣，也重復了同樣的儀式。他走到我跟前看了我一眼，就轉過臉去了。他回答了他們提出的問題。他說我不想看看媽媽，卻抽煙，睡覺，還喝了牛奶咖啡。這時，我感到有什麽東西激怒了整個大廳里的人，我第一次認識到我是有罪的。他們又讓門房把喝牛奶咖啡和抽煙的事情重復一遍。檢察官看了看我，眼睛里閃著一種嘲諷的光亮。這時，我的律師問門房是否和我一道抽煙了。可是檢察官猛地站起來，反對這個問題：“這里究竟誰是罪犯？這種為了減弱證詞的力量而反誣證人的作法究竟是什麽作法？但是，證詞並不因此而減少其不可抵抗的力量！”盡管如此，庭長還是讓門房回答這個問題。老頭子很難為情地說：“我知道我也不對，但是我當時沒敢拒絕先生給我的香煙。”最後，他們問我有沒有什麽要補充的。我說：“沒有，只是證人說得對。我的確給了他一支香煙。”這時，門房既有點兒驚奇又懷著某種感激的心情看了看我。他遲疑了一下，說牛奶咖啡是他請我喝的。我的律師得意地叫了起來，說陪審員們一定會重視這一點的。但是檢察官在我們頭上發出雷鳴般的聲音，說道：“對，陪審員先生們會重視的。而他們的結論將是，一個外人可以請喝咖啡，而一個兒子，面對著生了他的那個人的屍體，就應該拒絕。”門房回到他的座位上去。

輪到多瑪·貝萊茲了，一個執達吏把他扶到證人席上。貝萊茲說他主要是認識我母親，他只在下葬的那一天見過我一次。他們問他我那天干了些什麽，他回答道：“你們明白，我自己當時太難過了。所以，我什麽也沒看見。痛苦使我什麽也看不見。因為對我來說，這是非常大的痛苦。我甚至都暈倒了。所以，我不能看見先生做了些什麽。”檢察官問他，是不是至少看見過我哭。貝萊茲說沒看見。於是，檢察官也說：“陪審員先生們會重視這一點的。”但我的律師生氣了。他用一種我覺得過火的口吻問貝萊茲。他是否看見我不哭。貝萊茲說：“沒看見。”一陣哄堂大笑。我的律師卷起一只袖子，以一種不容爭辯的口吻說道：“請看，這就是這場官司的形象。一切都是真的，又沒有什麽是真的！”檢察官沈下臉來，居心叵測，用鉛筆在檔案材料的標題上戳著。

在審訊暫停的五分鐘里，我的律師對我說一切都進行得再好不過，然後，他們聽了賽萊斯特的辯護，他是由被告方面傳來的。所謂被告，當然就是我了。賽萊斯特不時地朝我這邊望望，手里擺弄著一頂巴拿馬草帽。他穿著一身新衣服，那是他有幾個星期天跟我一起去看賽馬時穿的。但是我現在認為他那時沒有戴硬領，因為他領口上只扣著一枚銅紐扣。他們問他我是不是他的顧客，他說：“是，但也是一個朋友。”問到他對我的看法，他說我是個男子漢。問他這是什麽意思，他說誰都知道那是什麽意思。問他是否注意到我是個緘默孤僻的人，他只承認我不說廢話。檢察官問他我是不是按時付錢，他笑了，說：“這是我們兩個人之間的私事。”他們又問他對我的罪行有什麽看法。這時，他把手放在欄桿上，看得出來他是有所準備的。他說：“依我看，這是件不幸的事。誰都知道不幸是什麽。這使你沒法抗拒。因此，依我看，這是件不幸的事。”他還要繼續說，但庭長說這很好，謝謝他。賽萊斯特有點兒楞了。但是他說他還有話。他們讓他說得簡短些。他又重復了一遍說這是件不幸的事。庭長說：“是啊，這是當然。我們在這兒就是為了判斷這一類的不幸。謝謝您。”仿佛他已盡其所能並表現了他的好意，他就朝我轉過身來。我覺得他的眼睛發亮，嘴唇哆嗦著。他好像是問我他還能做些什麽。我呢，我什麽也沒說，我沒有任何表示，但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想擁抱一個男人。庭長又一次請他離開辯護席。賽萊斯特這才回到旁聽席上去。在剩下的時間里，他一直待在那里，身子稍稍前傾，兩肘支在膝頭上，手里拿著草帽，聽著大家說話。瑪麗進來了。她帶著帽子，還是那麽美。但是我喜歡她披散著頭髮。從我坐的地方，我可以感覺到她輕盈的乳房，看得出她的下嘴唇總是有點兒發腫。她好像很緊張。一上來，人家就問她從什麽時起和我認識。她說是從她在我們公司做事的時候起。庭長想知道她和我是什麽關係。她說她是我的朋友。在回答另一個問題時，她說她的確要和我結婚。檢察官翻了翻一卷材料，突然問她是什麽時候和我發生關係的。她說了個日子。檢察官以一種漠不關心的神氣指出，那似乎是媽媽死後的第二天。然後，他又頗含譏諷地說他不想強調一種微妙的處境，他很理解瑪麗的顧慮，但是（說到這里，他的口氣強硬了），他的職責使他不能不越過通常的禮儀。因此，他要求瑪麗講一講我碰見她的那一天的情況。瑪麗不願意說，但在檢察官的堅持下，她講了我們遊泳，看電影，然後回到我那里去。檢察官說，根據瑪麗在預審中所提供的情況，他查閱了那一天的電影片目。他要瑪麗自己說那一天放的是什麽電影。她的聲音都變了，說那是一部費南代爾的片子。她說完，大廳里鴉雀無聲。這時，檢察官站起來，神情非常莊重，伸出手指著我，用一種我認為的確是很激動的聲音，一個字一個字地慢慢說道：“陪審員先生們，這個人在他母親死去的第二天，就去遊泳，就開始搞不正當的關係，就去看滑稽影片開懷大笑。至於別的，我就用不著多說了。”他坐下了，大廳里還是一片寂靜。忽然，瑪麗大哭起來，說情況不是這樣，還有別的，剛才的話不是她心里想的，是人家逼她說的，她很了解我，我沒做過任何壞事。但是執達吏在庭長的示意下把她拖了出去。審訊繼續。

緊接著是馬松說話，人們都不怎麽聽了，他說我是個正經人，他“甚至還要說，是個老實人”。至於薩拉瑪諾，就更沒有人聽了。他說我對他的狗很好。當問到關於我母親和我的時候，他說我跟媽媽無話可說，所以我才把媽媽送進養老院。他說：“應該理解呀，應該理解呀。’可是似乎沒有一個人理解。他被帶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