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他停下了，沈默了一會兒，又用低沈的、堅信不疑的聲音說道：“先生們，這個法庭明天將要審判一宗滔天罪行：殺死親生父親。”據他說，這種殘忍的謀殺使人無法想象。他斗膽希望人類的正義要堅決予以懲罰而不能手軟。但是，他敢說，這一罪行在他身上引起的憎惡比起我的冷漠使他感到的憎惡來，幾乎是相形見絀的。他認為，一個在精神上殺死母親的人，和一個殺死父親的人，都是以同樣的罪名自絕於人類社會。在任何一種情況下，前者都是為後者的行動作準備，以某種方式預示了這種行動，並且使之合法化。他提高了聲音說：“先生們，我堅信，如果我說坐在這張凳子上的人也犯了這個法庭明天將要審判的那種謀殺罪，你們不會認為我這個想法過於大膽的。因此，他要受到相應的懲罰。”說到這里，檢察官擦了擦因出汗而發亮的臉。最後，他說他的職責是痛苦的，但是他要堅決地完成它。他說我與一個我連最基本的法則都不承認的社會毫無干系，我不能對人類的心有什麽指望，因為我對其基本的反應根本不知道。他說：“我向你們要這個人的腦袋，而在我這樣請求時，我的心情是輕松的。在我這操之已久的生涯中，如果我有時請求處人以極刑的話，我卻從未像今天這樣感到我這艱巨的職責得到了補償、平衡和啟發，因為我已意識到某種神聖的、不可抗拒的命令，因為我在這張除殘忍之外一無所見的人的臉上感到了憎惡。”

檢察官坐下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大廳里一片寂靜。我呢，我已經由於炎熱和驚訝而昏頭昏腦了。庭長咳嗽了幾聲，用很低的聲音問我還有什麽話要說。我站了起來。由於我很想說話，我就有點兒沒頭沒腦地說我沒有打死那個阿拉伯人的意圖。庭長說這是肯定的，到現在為止，他還摸不清我的辯護方式，他說他很高興在我的律師發言之前先讓我說清楚我的行為的動機。我說得很快，有點兒語無倫次，我意識到了我很可笑，我說是因為太陽。大廳里有人笑了起來。我的律師聳了聳肩膀，馬上，他們就讓他發言了。但是他說時間不早了，他需要好幾個鐘頭，他要改在下午。法庭同意了。

下午，巨大的電扇依舊攪動著大廳里沈濁的空氣，陪審員們手里五顏六色的小扇子都朝著一個方向搖動。我覺得我的律師的辯護詞大概說不完了。有一陣，我注意聽了聽，因為他說：“的確，我是殺了人。”接著，他繼續使用這種口吻，每次談到我時他也總是以“我”相稱。我很奇怪。我朝一個法警彎下身子，問他這是為什麽。他叫我住嘴，過了一會兒，他跟我說：“所有的律師都是這樣。”我呢，我想這還是排斥我，把我化為烏有，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取代了我。不過，我已經和這個法庭距離很遠了。再說，我也覺得我的律師很可笑。他很快以挑釁為理由進行辯護，然後也談起我的靈魂。不過，我覺得他的才華大大不如檢察官的。他說：“我也仔細探索了這個靈魂，但是與檢察院的這位傑出代表相反，我發現了一些東西，而且我還可以說，我看得一目了然。”他看到我是個正經人，一個正派的職員，不知疲倦，忠於雇主，受到大家的愛戴，同情他人的痛苦。在他看來，若論兒子，我是典範，我在力之所及範圍內盡力供養母親，最後，為了讓她享受到我力所不及的舒適，這才把老太太送進養老院的。他說：“先生們，我感到奇怪的是，大家對養老院議論紛紛。因為說到底，如果需要證明這些設施的用處和偉大，只須說是國家本身資助的就夠了。”只是他沒有提到下葬的問題，我感到這是他的辯護的漏洞。但是，由於這些長句，由於人們一小時又一小時、一天又一天地沒完沒了地談論我的靈魂，使我產生了一種印象，仿佛一切都變成一片沒有顏色的水，我看得頭暈目眩。

最後，我只記得，正當我的律師繼續發言時，一個賣冰的小販吹響了喇叭，從街上穿過所有的大廳和法庭傳到我的耳畔。對於某種生活的種種回憶突然湧上我的腦海，這種生活雖已不屬於我，但我曾經在那里發現了我最可憐最深刻難忘的快樂：夏天的氣味，我熱愛的街區，某一種夜空，瑪麗的笑容和裙子。在這里我所做的一切都毫無用處的想法湧上了心頭，壓得我喘不過氣來，我只想趕緊讓他們結束，趕緊回到牢房去睡覺。所以，最後我的律師大嚷大叫，我也幾乎沒有聽見。他說陪審員們是不會把一個一時糊塗的正直勞動者打發到死亡那里去的，他要求考慮那些可減罪的情節，因為我已背上了殺人罪的重負，這是永遠的悔恨，最可靠的刑罰。法庭中止辯論，我的律師精疲力竭地坐下了。他的同事們都過來同他握手。我聽見他們說：“棒極了，親愛的。”其中一個甚至拉我來作證：“嗯，您說怎麽樣？”他說。我表示同意，但是我的贊揚並不真心真意，因為我太累了。

然而，外面天色已晚，也不那麽熱了。從街上聽到的一些聲音，我可以猜想到傍晚時分的涼爽。我們都在那兒等著。其實，大家一道等著的事只跟我一人有關。我又看了看大廳。一切都和第一天一樣。我碰到了那個穿灰上衣的記者和那個像自動機器一樣的女人的目光。這使我想了起來，在整個審判過程中，我都沒有朝瑪麗那邊看過一眼。我並沒有忘記她，但我的事情太多了。我看見她坐在賽萊斯特和萊蒙之間。她朝我做了個小小的動作，仿佛是說：“總算完了。”我看見她那有些焦慮的臉上泛起了微笑。但我覺得我的心已和外界隔絕，我甚至沒有回答她的微笑。

法官們回來了。很快，有人把一連串的問題念給他們聽。我聽見什麽“殺人犯”，“預謀”，“可減輕罪行的情節”，等等。陪審員們出去了，我被帶進我原來在里面等候的那間小屋子里。我的律師也來了。他口若懸河，話說得從來也沒有像現在那樣有信心，那樣親切，他認為一切順利，我只須坐幾年監獄或服幾年苦役就完事、我問他如果判決不利，有沒有上訴最高法院的機會。他說沒有。他的策略是不提出當事人的意見，免得引起陪審團的不滿。他對我解釋說，不能無緣無故隨便上訴。我覺得這是明擺著的事，便同意了他的看法。其實，冷靜地看問題，這也是很自然的。否則，要費的公文狀紙就太多了。我的律師說：“無論如何，上訴是可以的。不過，我確信判決會有利的。”

我們等了很久，我想約有三刻鐘。鈴聲響了。我的律師向我告別，說道：“庭長要宣讀對質詢的答復了。您要到宣讀判決的時候才能進去。”我聽見一陣門響。一些人在樓梯上跑過，聽不出遠近。接著，我聽見大廳中一個低沈的聲音在讀著什麽。鈴又響了，門開了，大廳里一片寂靜，靜極了，我注意到那個年輕的記者把眼睛轉到別處，一種奇異的感覺油然而生。我沒有朝瑪麗那邊看。我沒有時間，因為庭長用一種奇怪的方式對我說要以法蘭西人民的名義在一個廣場上將我斬首示眾。我這時才覺得認清了我在所有這些人臉上所看到的感情。我確信那是尊敬。法警對我也溫和了。律師把手放在我的腕上。我什麽也不想了。庭長問我還有什麽話要說。我說：“沒有。”他們這才把我帶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