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可以說，一個夏天接著一個夏天，其實也快得很。我知道天氣剛剛轉熱，我的事就要有新的動向。我的案子定於重罪法庭最後一次開庭時審理，這次開庭將於六月底結束。辯論的時候，外面太陽火辣辣的。我的律師告訴我辯論不會超過兩天或三天。他還說：“再說，法庭忙著呢，您的案子並不是這次最重要的一件。在您之後，立刻就要辦一件弒父案。”

早晨七點半，有人來提我，囚車把我送到法院。兩名法警把我送進一間小里屋里。我們坐在門旁等著，隔著門，聽見一片說話聲、叫人的聲音和挪動椅子的聲音，吵吵嚷嚷地讓我想到那些群眾性的節日，音樂會之後，大家收擡場地準備跳舞。法警告訴我得等一會兒才開庭，其中一個還遞給我一支煙，我拒絕了。過了一會兒，他問我“是不是感到害怕”，我說不害怕。甚至在某種意義上說，看一場官司，我覺得有趣，我有生以來還從沒有機會看過呢。“的確，”第二個法警說，“不過看多了也累得慌。”

不一會兒，房子里一個小電鈴響了。他們給我摘下手銬，打開門，讓我走到被告席上去。大廳里人坐得滿滿的。盡管掛著窗簾，有些地方還是有陽光射進來，空氣已經悶得不行。窗戶都關上了。我坐下，兩名法警一邊一個。這時，我看見我面前有一排面孔，都在望著我，我明白了，這是陪審員。但我說不出來這些面孔彼此間有什麽區別。我只有一個印象，仿佛我在電車上，對面一排座位上的旅客盯著新上來的人，想發現有什麽可笑的地方。我知道這種想法很荒唐，因為這里他們要找的不是可笑之處，而是罪惡。不過，區別並不大，反正我是這樣想的。

還有，門窗緊閉的大廳里這麽多人也使我頭昏腦漲。我又看了看法庭上，還是一張臉也看不清。我認為，首先是我沒料到大家都急著想看看我。平時，誰也不注意我這個人。今天，我得費一番力氣才明白我是這一片騷動的起因。我對法警說：“這麽多人！”他回答我說這是因為報紙，他指給我坐在陪審員座位下面桌子旁邊的一群人，說：“他們在那兒。”我問：“誰？”他說：“報館的人呀。”他認識其中的一個記者，那人這時也看見了他，並朝我們走過來。這人年紀已經不小了，樣子倒也和善，只是臉長得有點滑稽。他很親熱地握了握法警的手。我這時注意到大家都在握手，打招呼，談話，好像在俱樂部里碰到同一個圈子里的人那樣高興。我明白了為什麽我剛才會有那麽奇怪的感覺，仿佛我是個多余的人，是個擅自闖入的家夥。但是，那個記者微笑著跟我說話了，希望我一切順利。我謝了他，他又說：“您知道，我們有點兒誇大了您的案子。夏天，對報紙來說是個淡季。只有您的事和那宗弒父案還有點兒什麽。”他接著指給我看他剛離開的那群人中的一個矮個子，那人像只肥胖的鼬，帶著一副黑邊大眼鏡。他說那是巴黎一家報紙的特派記者：“不過，他不是為您來的。因為他來報道那宗弒父案，人家也就要他同時把您的案子一道發回去。”說到這兒，我又差點兒要感謝他。但我想這將是很可笑的。他舉手向我親切地擺了擺，離開了我們。我們又等了幾分鐘。

我的律師到了。他穿著法衣，周圍還有許多同行。他朝記者們走去，跟他們握了握手。他們打趣，大笑，顯得非常自如，直到法庭上鈴響為止。大家各就各位。我的律師朝我走來，跟我握手，囑咐我回答問題要簡短，不要主動說話，剩下的就由他辦了。

左邊，我聽見有挪椅子的聲音，我看見一個身材細高的人，穿著紅色法衣，戴著夾鼻眼鏡，仔細地折起長袍坐下了。這是檢察官。執達吏宣布開庭。同時，兩個大電扇一齊嗡嗡地響起來。三個推事，兩個著黑衣，一個著紅衣，夾著卷宗進來，很快地朝俯視著大廳的高臺走去。著紅衣的那個人坐在中間的椅子上，把帽子放在身前，用手帕擦了擦小小的禿頂，宣布審訊開始。

記者們已經拿起了鋼筆。他們都漠不關心，有點傻乎乎的樣子。然而，其中有一個，年紀輕得多，穿一身灰法蘭絨衣服，系著藍色的領帶。他把筆放在前面，望著我。在那張不大勻稱的臉上，我只看見兩只淡淡的眼睛，專心地端詳著我，表情不可捉摸。而我有一種奇怪的印象，好像是我自己看著我自己。也許是因為這一點，當然也因為我不知道這種場合的規矩，我對後來發生的事都沒怎麽搞清楚，例如陪審員抽簽，庭長向律師，向檢察官和向陪審團提問（每一次，所有的陪審員的腦袋都同時轉向法官），很快地念起訴書（我聽出了一些地名和人名），然後再向我的律師提問。

庭長說應該傳訊證人了。執達吏念了一些姓名，引起了我的注意。在這群我剛才沒看清楚的人當中，我看見幾個人一個個站起來，從旁門走出去，他們是養老院的院長和門房，老多瑪·貝萊茲，萊蒙，馬松，薩拉瑪諾，瑪麗。瑪麗還焦慮不安地看了看我。我還在奇怪怎麽沒有早些看見他們，賽萊斯特最後聽到他的名字，站了起來。在他身邊，我認出了在飯館見過的那個小女人，她還穿著那件短外套，一副堅定不移，一絲不茍的神氣。她緊緊地盯著我。但是我沒有時間多考慮，因為庭長講話了。他說真正的辯論就要開始了，他相信無須再要求聽眾保持安靜。據他說，他的職責是不偏不倚地引導有關一宗他要客觀對待的案子的辯論。陪審團提出的判決將根據公正的精神作出，在任何情況下，如有哪怕最微不足道的搗亂的情況，他都要把聽眾逐出法庭。

大廳里越來越熱，我看見推事們都拿報紙扇了起來，立刻響起一陣持續的嘩啦嘩啦的紙聲。庭長示意，執達吏送來三把草蒲扇，三位推事馬上使用起來。

審訊立刻開始。庭長心平氣和地，我覺得甚至是帶著一些親切感地向我發問。不管我多麽厭煩，他還是先讓我自報家門，我想這也的確是相當自然的，萬一把一個人當成另一個人，那可就太嚴重了。然後，庭長又開始敘述我做過的事情，每讀三句話就問我一聲：“是這樣嗎？”每一次，我都根據律師的指示回答道：“是，庭長先生。”這持續了很久，因為庭長敘述得很細。這時候，記者們一直在寫。我感到了他們當中最年輕的那個和那個小自動機器的目光。電車板凳上的那一排人都面向著庭長。庭長咳嗽一聲，翻翻材料，一邊扇著扇子，一邊轉向我。

他說他現在要提出幾個與我的案子表面上沒有關係而實際上可能大有關係的問題。我知道他又要談媽媽了，我感到我是多麽厭煩。他問我為什麽把媽媽送進養老院。我回答說我沒有錢請人照看她，給她看病。他問我，就個人而言，這是否使我很難受，我回答說無論是媽媽，還是我，都不需要從對方得到什麽，再說也不需要從任何人那里得到什麽，我們倆都習慣了新的生活。於是，庭長說他並不想強調這一點，他問檢察官是否有別的問題向我提出。

這一位半轉過脊背對著我，並不看我，說如果庭長允許，他想知道我是不是懷著殺死阿拉伯人的意圖獨自回到水泉那里。“不是，”我說。“那麽，您為什麽帶著武器，又單單回到這個地方去呢？”我說這是偶然的。檢察官以一種陰險的口吻說：“暫時就是這些。”接下來的事就有點不清楚了，至少對我來說是如此。但是，經過一番秘密磋商之後，庭長宣布休庭，聽取證詞改在下午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