輪到萊蒙了，他是最後一個證人。萊蒙朝我點點頭，立刻說道我是無罪的。但是，庭長說法庭要的不是判斷而是證據。他要他先等著提問，然後再回答。他們要他明確他和被害人的關係。萊蒙趁此機會說被害人恨的是他，因為他羞辱了他姐姐。但庭長問他被害人是否就沒有理由恨我。萊蒙說我到海灘上去完全是出於偶然。檢察官問他作為悲劇的根源的那封信怎麽會是我寫的。萊蒙說那是出於偶然。檢察官反駁說偶然在這宗案子里對人的良心所產生的壞作用已經不少了。他想知道，當萊蒙羞辱他的情婦時，我沒有干涉，這是不是出於偶然；我到警察局去作證，是不是出於偶然；我在作證時說的話純粹是獻殷勤，是不是也出於偶然。最後，他問萊蒙靠什麽生活，萊蒙說是“倉庫管理員”。檢察官朝著陪審員們說道，眾所周知，證人干的是烏龜的行當。我是他的同謀和朋友。這是一個最下流的無恥事件，由於加進了一個道德上的魔鬼而變得更加嚴重。萊蒙要聲辯，我的律師也提出抗議5但是人家要他們讓檢察官說完。他說：“我的話不多了。他是您的朋友嗎？”他問萊蒙。萊蒙說：“是，他是我的朋友。”檢察官又向我提出同一個問題，我看了看萊蒙，他也正看著我。我說：“是。”檢察官於是轉向陪審團，說道：“還是這個人，他在母親死後的第二天就去干最荒淫無恥的勾當，為了了結一樁卑鄙的桃色事件就去隨隨便便地殺人廣

他坐下了。我的律師已經按捺不住，只見他舉起胳膊，法衣的袖子都落了下來，露出了里面漿得雪白的襯衫，大聲嚷道：“說來說去，他被控埋了母親還是被控殺了人？”聽眾一陣大笑。但檢察官又站了起來，披了披法衣，說道需要有這位可敬的辯護人那樣的聰明才智才能不感到在這兩件事之間有一種深刻的、感人的、本質的關係。他用力地喊道：“是的，我控告這個人懷著一顆殺人犯的心埋葬了一位母親。”這句話似乎在聽眾里產生了很大的效果。我的律師聳了聳肩，擦了擦額上的汗水。但他本人似乎也受到了震動，我明白我的事情不妙了。

審訊結束。走出法院登上車子的時候，一剎那間，我又聞到了夏日傍晚的氣息，看到了夏日傍晚的色彩。在這走動著的，昏暗的囚室里，我仿佛從疲倦的深淵里聽到了這座我所熱愛的城市的，某個我有時感到滿意的時刻種種熟悉的聲音。在已經輕松的空氣中飄散著賣報人的吆喝聲，滯留在街頭公園里的鳥雀的叫聲，賣夾心面包的小販的喊叫聲，電車在城里高處轉彎時的呻吟聲，港口上方黑夜降臨前空中的嘈雜聲，這一切又在我心中畫出了一條我在入獄前非常熟悉的，在城里隨意亂跑時的路線。是的，這是很久以前我感到滿意的那個時刻。那時候，等待我的總是輕松的、連夢也不作的睡眠。然而，有些事情已經起了變化，因為我又回到了牢房，等待著第二天。仿佛畫在夏日天空中的熟悉的道路既能通向牢房，也能通向安靜的睡眠。

四

即便是坐在被告席上，聽見大家談論自己也總是很有意思的。在檢察官和我的律師進行辯論的時候，我可以說，大家對我的談論是很多的，也許談我比談我的罪行還要多。不過，這些辯護詞果真有那麽大的區別嗎？律師舉起胳膊，說我有罪，但有可以寬恕的地方。檢察官伸出雙手，宣告我的罪行，沒有可以寬恕的地方。但是，有一件事使我模模糊糊地感到尷尬。盡管我心里不安，但有時我很想參加進去說幾句，但這時我的律師就對我說：“別說話，這對您更有利。”可以這麽說，他們好像在處理這宗案子時把我撇在一邊。一切都在沒有我的干預下進行著。我的命運被決定，而根本不征求我的意見。我不時地真想打斷他們，對他們說：“可說來說去，究竟誰是被告？被告也是很重要的。我也有話要說呀。”但是三思之後，我也沒有什麽好說的。再說，我應該承認，一個人對別人所感到的興趣持續的時間並不長。例如，檢察官的控訴很快就使我厭煩了。只有那些和全局無關的片言只語，幾個手勢，或連珠炮般說出來的大段議論，還使我感到驚奇，或引起我的興趣。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他的思想實質是我殺人是有預謀的。至少，他試圖證明這一點。正如他自己所說：“先生們，我將提出證據，我將提出雙重的證據。首先是光天化日之下的犯罪事實，然後是這個罪惡靈魂的心理向我提供的晦暗的啟示。”他概述了媽媽死後的一系列事實。他提出我的冷漠，不知道媽媽的歲數，第二天跟一個女人去遊泳，看電影，還是費南代爾的片子，最後同瑪麗一起回去。那個時候，我是花了很長時間才明白他的話的，因為他說什麽“他的情婦”，而對我來說，情婦原來就是瑪麗。接著，他又談到了萊蒙的事情。我發現他觀察事物的方式倒不乏其清晰正確。他說的話還是可以接受的。我和萊蒙合謀寫信把他的情婦引出來，然後讓這個“道德可疑”的人去羞辱她。我在海灘上向萊蒙的仇人進行挑釁。萊蒙受了傷。我向他要來了手槍。我為了使用武器又一個人回去。我預謀打死阿拉伯人。我又等了一會兒。“為了保證事情干得徹底”，我又沈著地、穩妥地、在某種程度上是經過深思熟慮地開了四槍。

“事情就是這樣，先生們，”檢察官說，“我把這一系列事情的線索給你們勾畫出來，說明這個人如何在神智完全清醒的情況下殺了人。我強調這一點。因為這不是一宗普通的殺人案，不是一個未經思考的，你們可能認為可以用當時的情況加以減輕的行動。這個人，先生們，這個人是很聰明的。你們都聽過他說話，不是嗎？他知道如何回答問題。他熟悉用詞的分量。人們不能說他行動時不知道自己於的是什麽。”

我聽著，我聽見他們認為我聰明。但我不太明白，平常人身上的優點到了罪犯的身上，怎麽就能變成沈重的罪名。至少，這使我感到驚訝，我不再聽檢察官說話了，直到我又聽見他說：“難道他曾表示過悔恨麽？從來沒有，先生們。在整個預審的過程中，這個人從來沒有一次對他這個卑劣的罪行表示過激動。”這時，他朝我轉過身來，用指頭指著我，繼續對我橫加責難，但事實上，我並不知道這是為什麽。當然，我也不能不承認他說得有道理。對我的行動我並不怎麽悔恨。但是他這樣激烈卻使我吃驚。我真想親切地、甚至友愛地試著向他解釋清楚，我從來不會對某件事真正感到悔恨。我總是為將要發生的事，為今天或明天操心。但是，當然(口羅)，在我目前所處的境況中，我是不能以這種口吻向任何人說話的。我沒有權利對人表示親熱，也沒有權利有善良的願望。我試圖再聽聽，因為檢察官說起我的靈魂來了。

他說，陪審員先生們，他曾仔細探索過我的靈魂，結果一無所獲。他說實際上我根本就沒有靈魂，對於人性，對於人們心中的道德原則，我都是一竅不通。他補充道：“當然，我們也不能責怪他。他不能得到的，我們也不能怪他沒有。但是說到法院，寬容所具有的全然反面的作用應該轉化為正義所具有的作用，這不那麽容易，但是更為高尚，特別是當這個人的心已經空虛到人們所看到的這種程度，正在變成連整個社會也可能陷進去的深淵的時候。”這時，他又說到我對待媽媽的態度。他重復了他在辯論中說過的話。但是他的話要比談到我的殺人罪時多得多，多到最後我只感到早晨的炎熱了。